满族说部，又称乌勒本（），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民间说唱文学，原先多用满语说唱，清中期以后改为汉语为主、夹杂满语。由于满族先民在入关之前缺乏书写历史的传统，满族说部对于研究其早期历史有着参考价值。其内容涵盖了满族先民之间部落竞争、家族兴衰、萨满宗教、风俗习惯、生存方式等方方面面，被称作“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从字面上讲，“满族说部”的名称实际上借用了汉语“说部”的概念，汉语中“说部”一词泛指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外的笔记、小说等通俗文学，因此广而言之也会包含满语从其他语言翻译的各类通俗文学，但是学术界一般认同相对狭义的概念，即满文学中的神圣长篇故事。北京出身的舒乙则不认同“说部”的名称，认为这类说法不常用，反而提出改名为“满族口传史”；富育光则强调满族说部就是“乌勒本”，也就是清朝所流传的“满洲书”（满语称作“满朱衣德布达林”），大约在1930年代“乌勒本”开始改称“讲古”、“满洲书”、“说部”等，瑷珲等地的民众多用“说部”指代“乌勒本”；目前“满族说部”的名称相对更加普及，并被列入了国家名录。虽然“满族说部”与“乌勒本”常被当作同义替换，但实际上略有不同，现当代的“满族说部”在文字体量上要大于传统口述的“乌勒本”，因此不能等同于原先的“乌勒本”，而是“乌勒本”在现代的发展。
现代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始于1900年代。1900年庚子俄难之后大量满人从外东北逃难到内东北，许多家族的传承文本丢失或损毁，因此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谱和整理。1908年俄国人也从齐齐哈尔的满人手中获得了《尼山萨满》的完整故事手稿，这也是最早的满族说部文本之一。民国初年“乌勒本”在东北的民间仍然很流行，但是随着清朝灭亡后满人社会地位丧失、满语水平不断退化，许多原先的满文文本也在不断转化为汉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普及后，满人中的知识精英也开始有意识地抢救本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富育光之父富希陆玖肆从1926年开始就搜集家族内的满族说部。到了伪满统治期间，日本人一方面限制《萨布素将军传》这类爱国题材说部文本在民间的流传，一方面又出于军事动员、煽动对苏仇恨的目的鼓励《乌布奔西妈妈》相关文本的传播，傅英仁等人则背着伪满宪兵队将一些限制题材偷偷记录下来。1950年代的民族普查和社会改造也涉及到了满族说部的搜集，虽然1958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但是由于受到反右运动影响，实际上民间故事搜集和整理工作以“改旧编新”为主要方针，并不忠实于民间文学的原始文本，满族说部的一部分传承人因为政治运动牵连下乡。“改旧编新”的风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满族传统的祭祀活动不得不停办，许多满族说部文本因为涉及神鬼迷信毁于一旦，1920年代以来搜集的许多满族说部文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 窝车库乌勒本（）：主要讲述萨满神话与创世史诗，这些故事主要由哈拉（部族）的萨满代代传承，源于萨满神喻和生平遗稿。在瑷珲地区主要以《尼山萨满》为代表，黑龙江流域则以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为代表，乌苏里江流域则以东海女真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为代表。
- 包衣乌勒本（）：记录特定氏族的历史与谱系，是1980年代以来发掘比较多的类型，往往是由家族代代相传，记载的是本部族的历史。例如，吉林长春市满族赵姓家族所流传那拉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宁安地区傅氏家族承袭的《东海窝集部传》等等。
- 巴图鲁乌勒本（）：歌颂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这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杜撰改编的传奇情节，其中的人物既有初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清太祖努尔哈赤、金朝将领金兀术、清初重臣鳌拜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传奇人物。
- 给孙乌春乌勒本（）：多为地方传说与民间歌谣，如镜泊湖一带流传的爱情故事《红罗女》，歌颂图们江神的《图们玛发》，以及讲述巴拉人地方风物的《巴拉铁头传》。
学术界主要承袭富育光的四分法，但是具体分类上略有差异。2014年王卓撰文质疑目前的四分法系统，将窝车库乌勒本和给孙乌春乌勒本归类为有韵文的说唱文本，而另外两类则为无韵文文体的散体文本。具体分类中，和给孙乌春乌勒本的定义相对模糊，既有韵体也有无韵文的版本，且由于讲述人满语能力退化、无法说唱，许多曾经的说唱文本如今已经演化为散体文本，因此这种分类也不尽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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