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又稱儒學,諸子百家及九流十家之一,是一種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思想、哲理。公元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處處可見禮樂傳統,以仁义、恕悌、誠信、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被描述為傳統、哲學、宗教、理性主義、治理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為。儒家主張仁德治國,以禮規範人的言行,可化解衝突,進以使國家和平。
儒家起初屬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與法家理念不合而式微,自漢代起得到朝廷獨尊,成為官學與國教,掌握文化教育與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儒家與佛、道二家並稱三教,儒學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繼後經宋、明大儒重新闡釋,形成理學,發展心學後得以重振聲勢,倫理思想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並流傳到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為東亞一大學術思想體系。
儒家尊崇孔子為聖人,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顧炎武、朝鮮李退溪、日本山崎闇齋等等大儒加以發揚,對東亞政治文化與社會教化都有其影響。至十九、二十世紀,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面臨西方政治制度和現代化的衝擊,又飽受內亂和列強干涉,儒家的地位也連帶受到打擊,成為知識份子以至於一般國民的攻擊對象。儒家的現代化轉型及其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仍然是當代新儒家持續探索的課題。
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
形成於春秋末期
的漢代刻像]]
儒家由孔子創立,在周代禮樂傳統中成長和發展。周朝禮樂的主要功能,是與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覡操作,並從宗教祭祀擴展到社會倫理的領域,以德行解釋禮樂,以「德」為核心而建構人間秩序與禮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禮樂的核心,禮樂由巫覡設計和執行。孔子是禮學專家,與弟子都曾主持儀式,對當時已敗壞的禮樂極為不滿,決心從內部改造禮樂傳統。秦始皇厲行法治,視儒家為不容,下令焚毀經書,坑殺儒者,即「焚書坑儒」。
漢代
像]]
西漢初年,黃老道家學說盛行,儒家亦加入了漢朝,儒生叔孫通為漢高祖制訂朝儀,陸賈和賈誼等少數幾位儒生亦提出政見。漢武帝時,儒家開始廣泛影響官員,漢武帝氣質上是個法家式的暴君。58年,所有官學都祭祀孔子,175年,學者討論後,官方頒佈五經的正式版本,刻於石碑,在洛陽豎立
,有時表現為一種利祿之途。漢代儒學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著重《春秋》經,堅持道德理想主義,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儒家一度失去獨尊地位,經學大受衝擊。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魏晉玄學代表人物王弼認為,孔子對「道」的體會超過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權漢化時,亦會儒家化,儒家禮儀貫徹於帝國行政,包括《唐律》的編纂,建立科舉制度,精通經學成為出仕條件,從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體系影響。唐代的哲學思想,卻仍為佛教所壟斷,《中庸》和《易傳》等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儒家經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復性書》。宋代許多名臣與士大夫,如胡瑗、孫復、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邵雍,都有功於復興儒家。當中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整合個人修身、道德倫理、形而上學與歷史哲學,使儒學恢復生機,傳承了儒家道統,稱為理學
清代
清代中國的儒家化達到頂點。清朝把儒學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把詮釋儒學最後真義視作帝王特權,通過文字獄消磨儒生精力。
中华民国时期
到了清末,儒家已沒有制度可供托身,儒學出現嚴重危機,儒家文化象徵受濫用,使知識份子對儒家更為絕望,儒學在中國大陸一度處於沉寂狀態。
改革開放期間,儒家和老子莊子思想等廣闊的中國古典哲學,統稱国学,被評價為「中華民族優秀倫理道德」,官方鼓勵從中學習必不可少的商業道德。中国大陆后来又出现了80年代文化热及国学热。也有聲音認爲國家幹部也必須修習儒家思想。
21世紀開始,中國大陸對儒家的論述日漸增多,在學術思想界出現了「大陸新儒家」群體,推動儒家復興運動。江澤民主政時期再度強調儒家和新儒家,對此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批評其想利用儒教的「君臣之道」、「大一統」、「帝王」、「正統」思想控制人民。2004年開始,中国與世界範圍内的大學等教育機構携手設立孔子学院,其為宣傳講授漢語和漢文化,以建立良好外交關係為目的成立的公立機關。2005年以後,對儒家的再評價仍在進行中,慶祝孔子誕辰成爲全國性活動,學校也在積極地將教授論語納入課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徹底破壞的儒家相關的史跡設施也在近年急速開展修復作業。2014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儒學相提並論。此外,一些新儒家学者更主张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國國內的地位,招致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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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鄭氏政權的參軍陳永華上奏時任延平王的鄭經,以成湯與周文王的治國方針,說服其推動教育。1666年,全臺灣第一座孔子廟建成,這也是臺灣第一座官立的儒學學堂,被稱作全臺首學
龍安坡黃宅濂讓居公媽廳內部]]
1895年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本政府開始推動西化的公學校等現代義務教育,舊式漢學書房(私塾)日益被取代。雖兼重「國體論」與儒家思想,但隨著理化、歌唱、繪畫、體育等新課程的納入,傳統儒學已逐漸非教材重點。1917年,日本政府開始整修台南孔廟,當時臺南廳長枝德二並撰文立碑說明整修始末,碑身為於今孔廟東南側。山田孝使的《臺南聖廟考》一書亦載有施工前後的孔廟平面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開始以孔子誕辰作為教師節並紀念之。1966年,遷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為國父思想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統」,並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國文課程。
到了2015年,全臺灣共有40餘座孔廟,其中有13個是由縣市政府管理的官方孔廟。此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目前仍設有由孔子後代擔任的世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孟子、曾子等儒家聖人後代也有出任各自的奉祀官。
在其他地區的發展
漢字文化圈
越南
的儒生]]
儒家大抵在漢代已傳入越南,但當地一直沒有出色儒者或儒學著作。10世紀李朝成立,刻意採納儒家思想制度,儒家影響大增,深入政治領域,並擴展到教育、學術、文藝、文化風俗,地位逐漸提升,但在三教中未能取得優勢,僅與佛、道二家平分秋色。自15世紀後黎朝起,儒家超越佛、道二家,成為越南主流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階層,使越南一國的東南亞特質逐漸失色,中國文化佔了上風。到18及19世紀,儒家影響最為深刻。越南儒家著重經世之學,對純理論的研究興趣不高,兼用漢字與字喃寫作,注解經典或討論儒學。朱文安是首位著書討論儒家經典的士人,其《四書說約》以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基礎,介紹四書內容。胡季犛編有《明道》討論儒家思想。在17至19世紀,著名儒者有馮克寬、黎貴惇、吳時任、阮文超、嗣德帝等。朝鮮儒學的另一場重大辯論,是和之間的「湖洛論爭」,涉及「人性物性異同論」,以及「未發時之心體,是純善抑或有善有惡」。南浦文之為《四書新註》加上訓讀,開創日本朱子學的新局面。德川幕府早期,陽明學傳入日本,朱子學與陽明學都開始盛行民間,同時儒學不斷本土化,17世紀中葉,「儒學日本化」基本完成。萊布尼茲與其弟子吳爾夫主張西方人應效法儒家之道德觀與理性,補足基督教文明之缺陷。並且認為中國應派遣傳道師至歐洲傳授儒學,以達成世界大同之理想。伏爾泰在其著作《論孔子》中,即說:「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佈了更有用的真理」。他甚至在家中書房掛上孔子像,並認為儒家思想使中國政府運作達到了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皇帝」的境界。
此外,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院長南樂山與同事白詩朗()及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曾提出「波士頓儒家」一詞。他們主要認同儒家傳統的普遍性,並且探討儒學資源可供西方社會運用的問題。南樂山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強調「儒學不僅僅只是東方民族的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批判哲學」,並認為儒家與基督教可以互補。
經書
儒家經書是四書五經;戰國時,已有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之說。儒家早期以五經為主,在佛教禪宗的挑戰下,宋代程朱理學以四書取代五經的地位,孔子所作傳注10篇,稱為「十翼」,往往亦視為經文的一部份。《易經》卦辭爻辭據信都關乎道德倫理,昭示王道之所在,三代聖王都治國以德。先秦時期,《詩經》被視為群眾的心聲,反映政治得失,有「陳古刺今」的效用,交際場合上,可以「賦詩言志」,借詩句表達意思。宮廷音樂機構中的樂官,則可以諷詠詩句,暗示民心對施政的反應。儒家把《詩經》用於教化。西漢末年,《論語》與《孝經》、《爾雅》,受推崇為儒家經書,。五經一再刻於石上,175年,漢朝下令將經書刻碑,即「熹平石經」,豎立於太學的明堂前;在三國及唐代,經書亦一再刻石,具體來說,包括政務、財政、教育、科舉、禮制、刑法、工程、屯田、水利、鹽政、軍事、天文、地理、農田等實務,既講求施政功效,又謹守儒家以民為本、為民立政的信念。明末清初時,經世成為士大夫的共識,顧炎武、李顒、黃宗羲、王夫之等大儒都注重經世致用。李顒編《時務急策》一書,列舉自南宋以來的經世著作,包括屯田、水利、鹽政、武備等多種實務,深切緬懷周朝以仁德得天下的豐功偉績。
後世儒家對本身的政治理想有所反省。明清兩代,儒家較不重視皇帝與朝廷的作用,相信普通百姓都能為自己的利益作最大努力,比聖君從上而下施德更為可靠,不再堅持內聖外王。「仁」必須通過「禮」而表現出來,「禮」也必須以「仁」為依據才有意義。〈中庸〉主張為人要出之以「誠」,抱持真誠的態度。違背仁義,應感到可恥,勇於改過,所謂「知恥近乎勇」。人要成為有道德修養的君子,不要做只求利益的小人,重視責任意識,輕視權利要求,上天賦予每個人人性與「明德」,孔子重視詩歌的道德影響和自我修養的效果,「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關切的都是詩的功用,唐代以下遍佈全國。儒家講學之地,有書院、私塾、明倫堂,朝廷上有經筵講座。明代儒家流行講會,往往以書院為據點,為社會大眾講學,稱為「鄉約」,有的是地方官興辦,有的是民間自辦,目的是移風易俗。泰州學派羅汝芳舉行的鄉約就大受歡迎,影響深遠。
儒家與傳統制度分手之後,尚未找到現代的傳播方式。從東漢初年起,儒家廣泛滲透進官僚階層,成為國家最主要的政治理論,中國成為「儒教國家」,被譽為儒家的第三期發展。新儒家學者力証現代化與儒學傳統並非互不相容。
評價
自現代起,儒家曾經飽受批評,繼後卻有峰迴路轉之勢。不少批评者顺应西方一些人的想法,认为儒家“过于保守”、没有“拼搏精神”等等。參與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文學家鲁迅被視為传统儒家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反对儒家所提倡的君臣思想,认为那无异于借由个人崇拜实现的思想控制,并且主張独立、创新、自主。鲁迅在讽刺題材小说《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歷史比作“吃人的历史”。有研究人認為,孔子所宣揚的理论是封建统治的基石,而鲁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所影响,他在冷静且客观地思考之后,理性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們所作出的摧残及压迫。然而,有批評魯迅的學者認為,鲁迅表面上抨擊錯誤的道德礼仪规范,實際上卻令正確的道德观念一併受到排斥。但有學者認為,魯迅在抨擊舊倫理觀念、舊禮教及舊宗教習俗的時候,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一些價值觀。也有學者認為,魯迅其實集中批評利用儒家以為自己謀利的有權勢者及所謂的聰明人,魯迅並非徹底反對孔子及儒家,但他的思想亦非與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有抨擊者認為,所謂的禮及義是適合階級制度的思想,中國歷朝歷代都用法家思維來制訂嚴苛的法律,而用儒家思維來把人民培養為不會反抗的臣民,儒家思想被統治者扭曲以固化階級之間的關係,違反不同階級人士之間應有的相互應對的方式此舉被視為違反禮的行為,在這種扭曲的文化傳統中,人們如非主子,即為奴才,這種模樣是魯迅筆下的「阿Q相」,主子目空一切,奴才則盡力討主子歡心。現今有儒家人士認為,魯迅所抨擊的不是仁義道德本身,而是儒家倫理觀偽善的一面,此外,儒家必須以西方自由主义及多元主义为其基础,否則它一定無法在今時今日健康地发展。
關於現代化與經濟
》]]
二十世紀前期,《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有力地抨擊了儒家思想,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識是,儒家傳統必須被鏟除,中國才能現代化,陳獨秀、魯迅、吳稚暉、章太炎、劉師培等人政見各有不同,但都共同反孔。人們普遍相信,儒家是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支持專制體制。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認為,美国学术界应该重新评估儒家学説在现代社会所起的作用,中國的思想傳統注重家庭,而家庭为人們提供了伦理道德的基础,然而,儒家所提倡的家庭伦理有局限性,例如其会造成裙带关系、腐败文化、自私及狭隘。
關於人文主義傳統與民主
內的孔子銅像]]
當代學者重估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此外,哲學學者李明輝也認為儒家思想對於臺灣民主化與兩次的政權輪替較其他國家相對地平順,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臺北市立大學副教授李淑珍則表示其認為,儒家思想在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既是助力也是阻力。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認為,在台灣的中國人的態度及價值觀有着儒家思想的烙印,這種態度及價值觀很難被認為本質上是民主的,但儒家仍有關於半民主或親民主的觀念,被稱為民本思想,金耀基認為 台灣政治文化的演進顯示它已經脫離了儒家思想,但後者所留下的影響仍然存在。
儒家與民主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不少學者之間的爭論的主題。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江宜樺認為,如果儒家摒棄過時的觀念,如關於世襲制度及家族的觀念,以及吸收起源於西方的一些觀念,並且與憲政民主相結合,便有機會能發展出所謂的儒家民主。另一方面,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洪子偉認為,在台灣被民主化之後,儒學式微,而極權的中國在崛起後廣泛地設立孔子學院,儒家與民主之間呈負相關,儒家歷經長達千年的封建皇權調教,已經成為受帝王所歡迎的、最適應極權統治的理論,唯有通過思想方面上的自由競爭,儒家才能夠與時俱進,並且在將來有機會出現突變及創新。
参见
- 儒教
- 儒家人物列表
- 儒家學派列表
- 儒家社會
- 亞洲價值
- 韓國儒學
- 武侠文化
- 十三經
- 法家
註釋
参考文献
延伸閱讀
; 有關儒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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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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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http://www.rujiazg.com/ 儒家網] 」
*「[http://www.confuchina.com/ 中國儒學網] 」
*「[http://www.cccrx.com/ 中華儒學網] 」
*「[http://www.ica.org.cn/index.aspx 國際儒學網] 」
*「[http://ctext.org/confucianism/zh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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