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爾·費多羅維奇·列昂季耶夫斯基（，），俄羅斯帝國漢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收藏家，出身雅羅斯拉夫爾。是19世紀前中期俄羅斯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俄國的帝國地理學會會員及帝國古錢幣學會會員，第十届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成員，當時中國人稱「樂先生」。
概述
儒略曆1799年1月25日生於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爾的一個公證人家庭。中學畢業於雅羅斯拉夫爾神學學校，並因成績優異而獲選送至中央師範學院（後改為聖彼得堡大學）數學系就讀。
1819年，俄國政府籌備第十届俄羅斯東正教會駐北京教團，並首次在大學中選拔派駐清國的隨團學員，列昂季耶夫斯基當時仍在大學未畢業，主動自願報名參加。隨後於1819年12月由聖彼得堡出發，並於1820年12月抵達清國北京，作為俄國十二等文官、教團大學生，展開共10年的派駐北京生活。1822年，晉升為十等文官，並擔任教團翻譯，1827年，升任教團總務，此外又兼任清國理藩院通事（即翻譯），幫助翻譯清俄政府來往公文。
在北京期間，他始終以極大的熱情學習漢語、滿語、蒙語，並利用與清國官員的關係，四處活動並刺探消息，將搜集到的清國各方面情報，為俄國的恰克圖海關關長、西伯利亞總督、外交部亞洲司撰寫了不少報告，並因此得到上級的贊賞，教團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緬斯基（）評價他是“最勤奮的官吏，一定大有前途”。此外，也展開對漢學的研究、瞭解，並撰寫、翻譯了不少著作（詳見下）。
1831年7月6日，使團換届，遂隨團由北京返回俄國，同年11月抵達聖彼得堡。經卡緬斯基的推薦，進入俄國外交部亞洲司漢語及滿語譯員，儘管薪俸較少。1850年，受俄國美洲公司聘請，向兩名獲公司資助的聖彼得堡商業學校學生教授漢語，分別是尼古拉·舍列霍夫（）和安德烈·柳格比利（），其教學很成功，學校高層向辦公廳第四處匯報，請求允許列昂季耶夫斯基教授所有想學漢語的學生，並被批准，不過此後一共有多少學生、教授了多長時間、學生姓名等等情況現均無可考知。
同時，在聖彼得堡期間，他繼續致力於漢學研究及相關著作的撰寫、翻譯，並對俄國的漢學譯介、俄漢翻譯研究作出了極大貢獻（詳見下），是當時俄國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然而，由於對當時最有名的俄國漢學家亞金甫·比丘林（）的譯作、尤其是其漢語標音法多加批評（詳見下），加之他不擅長辯論而亞金甫擅於雄辯，遂遭後者長期的在學界的打壓，使得列昂季耶夫斯基在當時未能得到相應其學術成就的足夠關注。另一名當時主要的俄國漢學家瓦西里·巴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與兩人都相熟，曾在《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歷史資料》書中的《補言》一章中寫道「大概是因為比丘林的影響太大，以至於列昂季耶夫斯基的才華難以凸顯」。而對於此，列昂季耶夫斯基曾不無委屈和憤恨地說道：
此外，由北京返回聖彼得堡後，他在位於聖彼得堡瓦西里島的居所開設了一個“中國珍稀物品展覽室”，將其此前10年間在中國收集到的繪畫、地圖、錢幣、裝飾品、衣褲鞋帽等公開展覽，這是俄羅斯首次有中國物件的展覽會舉行，在當時引起了不小轟動，《北方蜜蜂》1832年第191至193期刊載了以《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卸任成員列昂季耶夫斯基中國珍稀物品展覽室》為題的文章，對之進行了介紹，1832年他將自己收藏的大部中國物品都捐贈給俄羅斯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收藏到的中國繪畫作品則於1968年以75盧布的價格賣給了俄羅斯皇家公共圖書館。列昂季耶夫斯基藏品豐富廣泛，亦是俄羅斯第一位成規模收藏中國繪畫的人。1999年，雅羅斯拉夫爾藝術博物館曾展出部分其藏品。
1866年，在外交部工作了三十餘年的列昂季耶夫斯基退休，並回到家鄉雅羅斯拉夫爾。儒略曆1874年7月21日在家鄉去世。
為人勤勉認真，謙遜不喜爭辯，沉靜而寬和；常刊登其作品的《北方蜜蜂》雜誌（是當時有名的俄羅斯漢學刊物）的編輯與之相熟，曾評價他稱：
學術貢獻
漢、滿、蒙語的語言學及俄、拉丁語對漢、滿、蒙語的翻譯學研究
以《漢滿拉丁俄語辭典》為首的漢滿蒙俄拉丁辭典的編纂
俄語對漢語的標音規則的漢語語言學研究
1848年9月，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北方蜜蜂》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書評文章，對亞金甫·比丘林的《論漢語的正確發音》一文作出評論；比丘林是當時有盛名的俄羅斯漢學家、俄國乃至歐洲漢學界的宗師，亦是列昂季節耶夫斯基的前輩，《論漢語的正確發音》一文則是他在184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當時，比丘林自己發明了一套漢語專用名詞譯音規則，並在自己的著作中採用，這套譯音規則在送氣塞音上的處理上尤其獨具一格，譬如將漢語拼音中的對應、對應、對應、對應、對應等，列昂季耶夫斯基則對此提出反對，他認為比丘林的譯音採用了漢語中中國南方方言的發音方法，並建議將以上漢語拼音對應的譯音分別改用為、、、、，他並稱「對於不懂漢語的人來說亞金甫神父的文章一點用處都沒有，甚至有害」。而亞金夫對此立即進行了反駁，並在後續的辯論中占了上風，被當時人們認為是這場學術爭論中毋庸置疑的勝者。不過，其學說也得到了諸如巴拉第·卡法羅夫等當時的有名的漢學家的認同。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與研究的進步，早在這不久後的19世紀晚期，列昂季耶夫斯基這一觀點的正確性便得到了證實，而今日學界使用的俄對漢語通用譯音規則是以巴拉第的方案為基礎發展的，而巴拉第的又是以列昂季耶夫斯基的方案為基礎發展的，因此也與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說法基本一致，並認為這套規則能夠準確地標示以北京話為基礎的現代標準漢語（包括晚清官話）發音。
對漢、滿文與俄文作品之間的翻譯及對中俄彼此文化、歷史、社會與政治的介紹
《俄羅斯國家史》等的漢譯及向中國介紹俄羅斯歷史
《西廂記》等的俄譯及向俄羅斯介紹中國的漢滿文學
《示我周行》等的俄譯及向俄羅斯介紹當時清朝的政治與民情
著述
參考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231-243
*斯卡奇科夫著；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页189-193
*阿夫拉阿米神父辑；柳若梅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大象出版社，2016年，页60-61,65,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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