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的法国，指被排除在社会边缘的状态。而后广泛用于英国以至在欧洲的语境中。 欧盟将其定义为“个人被阻止（或被排斥）参与并于经济和社会进步中受益”的情况。其在医疗保健、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多个不同的领域中均有使用。

社会排斥是个体在各种权利、机会和资源中被排除（或被剥夺充分的访问权），这些权利、机会和资源对于其他群体的成员来说通常是可以正常获取的，并且是群体内部社会融合与人权保障（例如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

由社会排斥导致的疏离或权利剥夺可以与种族、种姓、肤色、宗教信仰、民族起源、社会阶层、教育状况、童年经历、生活条件、政治观点和外貌联系在一起。这种排他性的歧视也适用于残疾人、少数族裔、LGBTQ+群体、吸毒者、离异者、老年人和年轻人。任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社会普遍认知规范的人都可能会因此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导致受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无法完全地参与他们所在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这可能引发示威、抗议或游说等形式的抵抗行为。一些人认为边缘化生活是“脆弱的”，即边缘化生活会导致孤立、贫困和健康风险。除此之外，社会排斥还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据估计，在英国，受社会排斥影响的人平均对社会造成约三万七千英鎊的损失。

部分研究者认为：在许多欧洲国家，社会不利因素正在对所有人（包括有特殊需求的人）的福祉的产生影响，且影响正在日益加剧。

社会排斥也有另一种定义：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渐进式社会分裂过程，将群体和个人与社会关系及制度分离，并阻止他们参与他们所在的社会中正常、规范的活动。

在这种定义下，社会排斥在个体或群体层面理论上在四个相关的维度上出现：不足的社会权利、有限的社会参与、缺失的规范性整合和物质匮乏。它被视为个人风险因素（年龄、性别、种族）、宏观社会变化（人口、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技术创新、社会规范的演变）、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以及企业、行政组织和公民的实际行为的综合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排斥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起源
最初排斥和剥削可以直接联系起来。因此无政府主义者 、 反全球化 活动家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极左翼人士认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剥削造成的。

个人排斥
“边缘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两个社会与两种近乎对立的文化中……他们的思想就像一个熔炉，两种不同且难以融合的文化在其中熔化，并全部或部分地融合在一起。”

个体层面的社会排斥表现为会个体被排除有意义的社会参与之外。例如，20世纪福利改革前，单身母亲被排除在福利体系之外。现代福利体系基于这样一种概念：个人有权获得成为社会有效成员所需的基本资源，这是社会的有机功能，也是对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的补偿。然而单身母亲对社会的贡献并非基于正式就业，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为儿童提供福利是社会必要的开支。在某些职业环境中，照顾性劳动的价值被低估，而母性被视为就业的障碍。尽管单身母亲在儿童社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只有通过“有报酬的”就业才能做出对社会有意义的贡献，且文化上对单身母亲的存在偏见，单身母亲遭到了边缘化。当父亲的唯一任务是养家糊口时，他的边缘化主要是由阶级条件决定的。而单身父亲由于社会对男性“逃避”工作普遍接受度较低，以及社会对单身父亲普遍缺乏认可，面临着额外的困境。根据美国儿科学会于2004年5月发布的“关于父亲角色的原始临床报告中的变化”可知，社会对于参与式父亲可能存在需求。八周的陪产假就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例子。通过支持父亲并提高父亲的参与度，儿童保健提供者有机会对儿童及其家庭结构造成更大影响。

总的来说，许多女性面临社会排斥。Moosa-Mitha将西方女权运动视为白人女性对其社会边缘化处境的直接反应。女性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她们在家中的工作也不被重视。女权主义者主张男性和女性应平等参与劳动力，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家庭。她们还关注劳动法，以增加就业机会，并将育儿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形式。如今，仍有部分地区的女性被排除在高层管理职位之外，而且在高层管理职位上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

另一个个体边缘化的例子是残疾人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格兰兹指出，雇主在雇佣残疾人时往往担心这会降低生产力、增加缺勤率，并导致更多工作场所事故。坎托也提到雇主担忧为残疾人提供工作便利的成本过高。《日惹原则》要求各国和社会消除对 LGBT 群体的任何刻板印象以及僵化的性别角色观念。

“在大城市中，几乎每一个职业、宗教或文化群体都存在孤立现象。每个群体都会形成自身的情感、态度、行为准则，甚至专属语言，而这些对于外人而言，最多只能被部分理解。”

TikTok 上流行一种男性给朋友打电话道晚安的潮流，这被解读为人们普遍渴望柏拉图式的情感联系。在2021年的一项美国调查中，不到三分之一的男性表示，在过去一周内曾与朋友进行过涉及分享感受的私下交谈；而女性的这一比例接近半数。如今，原住民社区仍因各种实践、政策和项目的制定而持续遭到社会边缘化，正如J. Yee所说，这些做法、政策和项目“满足的是白人的需求，而不是边缘群体自身的需求”。J. Yee还将边缘化与少数族裔社区联系起来，他认为白人身份的概念在于维护和强化主流规范和话语。

成因
社会排斥由多种因素促成。主要的促成因素包括：种族、收入、就业、社会阶层、地理位置；个人习惯、外貌、兴趣；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立场。

全球化和结构性问题
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移民、社会福利和政策是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它们可能对个人资源与服务的获取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个人或群体被社会排斥。同样，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企业外包也加剧了就业不稳定性，并扩大了贫富差距。全球化使国家的角色弱化，而各类“企业部门”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进而造成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并导致弱势群体边缘化。企业纷纷外包，工作岗位流失，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土地被大公司征用，物质商品大量生产并以更低价格销售。而在印度等国，贫困线却被下调，以掩盖因全球化而实际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全球化和结构性问题加剧了贫困，不断将个人推向社会边缘，而政府与大企业却并未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特定的语言及其所附带的含义，可能催生出受西方世界影响的普遍化话语。Sewpaul将这种话语描述为“具有稀释甚至摧毁地方文化与传统、并否认具体情境下现实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主导性全球话语的影响可能导致个体与文化层面的错位，同时社会安全也受到损害。对未知未来的不安与恐惧以及不稳定性，可能引发错位、排斥以及被强制同化至主导群体之中。对许多人而言，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和主导话语的存在，这种状况进一步将他们推向社会的边缘，或将新成员也纳入边缘地带。新移民常常因为被视为“不配享有福利的外国人”而无法获得所在国的资源。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公共住房、医疗福利、就业支持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遭到拒绝。

失业
尽管认识到排斥问题的多维度性，欧盟开展的政策工作仍将失业作为社会排斥的一个关键原因（或至少是与之高度相关的因素）加以关注。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有酬工作不仅是购买服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个人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感的源泉。大多数人的社交网络以及在社会中的归属感，也与其工作密切相关。许多极端社会排斥的指标（如贫困和无家可归）都依赖于通常来自工作的货币收入。长期失业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尤其是在福利保障网薄弱的国家。因此，许多旨在减少排斥的政策都聚焦于劳动力市场：

• 一方面，帮助面临排斥风险的个体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即提高其“可雇佣性”。
• 另一方面，鼓励雇主在雇佣政策中更具包容性。

欧盟的“平等”共同体倡议探索了提高劳动力市场包容性的方法。更广泛的社会排斥问题则通过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开放协调法”来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0也是一个例子，体现了全球倡议致力于到2030年促进所有人的社会包容。

政治
观点歧视和政治上的“防疫线”均可能导致社会排斥。

穆拉利（2007）阐述了“个人即政治”这一理念，并指出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实际上与更大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这些结构在个体之间制造了多种形式的压迫，从而导致边缘化。对社会工作者而言，理解压迫的交叉性也至关重要。社会工作者需要保持一种非评判、无偏见的态度，从而将压迫与边缘化视为系统性问题，而非个人过错。：全球61%的国家存在主要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社会敌对行为。社会敌对程度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伊拉克和孟加拉国。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13年全球社会敌对行为有所减少，但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却有所增加。文章指出，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2019年的一份报告，"学校往往将偏见事件视为孤立个案，对其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视"。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美国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犯罪共计971起，是所有类别中数量最多的。反犹主义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转变，被形容为“反犹主义的常态化”。

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部分环节因被指针对基督教而引发了部分人的批评，认为其制造了分裂。

社会排斥的多维特性
社会排斥的多维特性体现在不同领域之中，影响着往往相互关联的生活情境。尽管对于这些维度或具体包含哪些领域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但它们通常包括：经济领域、教育或培训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健康或社会健康领域、个人领域、公民与参与领域，以及空间或住房领域。每个领域都具有相应的特征、因素和属性，有助于我们判定社会排斥的存在，进而作为预防此类现象、改善社会福祉与生活质量的指标。

影响
健康
在男同性恋者中，因被异性恋主导的社会边缘化而导致的心理情感伤害，其结果包括自杀和药物成瘾。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流行病学家阿玛尼·努鲁-杰特与其他医生提出假设：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可能是种族主义导致不同种族群体间健康差异的一种途径。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教授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阿琳·杰罗尼穆斯及其同事发现，与极端贫困相关的社会心理压力可能导致与年龄有关的疾病提前发作。2015年一项题为《种族-族裔、贫困、城市压力源与端粒长度：基于底特律社区样本的研究》的项目，旨在探究生活条件对健康的影响。该项目由多所大学的社会科学家、细胞生物学家及社区合作伙伴（包括健康环境伙伴关系组织）共同完成，测量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的低收入及中等收入人群的端粒长度。

2006年，有研究聚焦于社会排斥与大脑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佐治亚大学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发表的研究均发现，社会排斥可能导致大脑功能下降和决策能力变差。

经济
社会排斥问题通常与机会均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某些群体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这种排斥。在许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中，尽管大多数人口享有相当多的经济和社会机会，但特定群体的边缘化仍然是一个问题。

哲学层面
边缘性及其边缘化过程在后现代与后殖民哲学及社会研究中引发了特别的关注。后现代主义质疑“中心”的正当性，而后现代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则致力于考察边缘文化、边缘行为、边缘社会，以及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的个体所经历的处境。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份国际人权文书指出：“极端贫困和社会排斥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加深对极端贫困及其成因（包括与发展计划相关的成因）的认识，从而促进最贫困者的人权，消除极端贫困和社会排斥，并推动人们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各国必须促进最贫困者参与他们所在社区的决策过程，参与促进人权以及消除极端贫困的努力。”

国际人权法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申明，极端贫困和社会排斥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加深对极端贫困现象及其成因的理解，消除极端贫困与社会排斥，并更好地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社会进步的成果。

社会排斥的实证测量
除了更具理论性的研究之外，目前已有许多尝试对社会排斥进行实证调查和测量，尤其是在欧盟内部。希拉里·西尔弗（Hilary Silver）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对这些实证研究非常有用的综述，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来描述其研究结果。

数字资本与社会排斥
在当代社会学中，社会排斥越来越多地与“数字资本”的分配联系在一起。根据研究者马西莫·拉涅达和玛丽亚·劳拉·鲁尤的观点，数字排斥不仅仅意味着无法接触硬件，而代表了一种“第三道数字鸿沟”——个体缺乏将线上活动转化为线下社会、经济和政治收益的能力。这一视角表明，数字资本既包含内化的技能，也包含外部资源；当这些技能和资源分配不均衡时，便会通过限制人们获得基本数字服务、劳动力市场和社交网络的机会，从而强化既有的社会边缘化。在此基础上，拉涅达、鲁尤和阿德奥（2022）提出了“不平等循环”的概念，用以描述社会不平等与数字不平等如何随时间相互强化。在这一自我强化的循环中，个体的初始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数字资本水平；数字资本进而决定了其数字参与的质量以及能够从中获得的实际收益。最终，这些数字结果反过来影响其社会地位——要么改善地位，要么（对边缘化群体而言）进一步加剧其社会排斥。这一“循环”表明，数字不平等并非静态的差距，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积极地再生产并放大了传统的社会分层。

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是社会排斥的反面。正如世界银行所言，社会包容是一个过程，旨在提升那些因身份特征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的能力、机会与尊严，使其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指出，加强社会保护、改善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提升机会均等与社会包容。社会包容程度可以针对个体进行衡量。

世界上多个司法管辖区已任命了社会包容事务部长，并设立了专门机构。首位社会包容事务部长是南澳大利亚州州长麦克·蓝恩，他于2004年接管这一职务。受到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设立的社会排斥问题小组的启发，兰恩于2002年启动了“社会包容倡议”。该倡议由大卫·卡波蒙席领导，并由州长与内阁部内的一个专门小组提供服务。卡波蒙席曾任南澳大利亚州内阁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被任命为社会包容事务专员，拥有广泛职权以应对社会不利处境。由于大多数社会不利处境由多重原因造成，需要“联合”而非单一机构的应对措施，卡波蒙席得以跨部门开展工作。该倡议推动了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投入大量资金，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共同家园”项目，为“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建造高质量的内城公寓，“从街头到家”项目，以及旨在提高学生保留率的“ICAN”灵活学习项目。此外，根据卡波蒙席发布的《“向前迈进”》报告——该报告强调社区及中级照护的必要性——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改革精神健康服务，并全面改造了残疾服务系统。2007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任命朱莉娅·吉拉德为国家首位社会包容事务部长。

在日本，“社会包容”这一概念和术语历经多次演变，最终以“包摂”和“包括”的名义融入基于社区的活动之中，例如“地域包括支援中心”和“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社区综合照护体系）。

社会工作者应不断进行反思，努力提高觉悟、赋权予他人，并理解生活在这个快节奏世界中的个体所经历的真实主观现实——在这个世界里，恐惧与不安全感不断将个体从集体整体中剥离，使支配力量得以延续，同时压制了被压迫者的声音。

一些并非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和群体，通过提供关系性的关怀与支持，例如通过无家可归者事工，与边缘化人群建立联系。这些关系肯定了边缘化个体的价值，并为他们提供了与主流社会有意义接触的机会。

参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