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到了海門定居，開設染坊，生意興旺，積聚家財，捐了個監生，並刻意栽培獨子卞嘉祐讀書入仕。卞嘉祐回溧水原籍考科舉落第，一度在家教授私塾，在父親卞天旦死後接管了家產，但不善經營，家道中落，終於破產。卞嘉祐元配早卒，生二子一女。卞之琳是繼室薛萬芝所生。薛氏出身殷實人家，生二女二子，卞之琳排生第六，由於弟弟早夭，卞之琳實際上是么兒，最得母親寵愛，1955年10月二人結婚。1957年生了一女卞青喬。
生平
早年
卞之琳生於江蘇海門湯家鎮。入學前，父親在家教他珠算，卞之琳視為苦事。父親偶然教他唸《千家詩》，卻使他興味盎然，於是他翻檢父親藏書，八股、洋務等書引不起他興趣，最愛幾張世界地圖和詞章一類書籍，也偷偷學寫舊詩，卞之琳與何其芳、沙汀夫婦從成都出發往延安，9月初獲毛澤東主席接見。11月時卞之琳隨以吳伯蕭為團長的「文藝工作團」出發前往前線，進入山西省東南，訪問期間寫下多篇短篇通訊。翌年初卞之琳東行出太行山東陽關，經陳賡旅七七二團駐地，至河南武安先遣游擊支隊部，隨游擊支隊在彭城輾轉，然後返回太行山七七二團所在地，隨軍生活，於4、5月之交回到延安，留在魯迅藝術學院代課約三個月，同時開始寫作《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鬥小史》。夏季時同年，卞之琳與袁可嘉等在《文学评论》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發表，因对外国文学批判不够等原因，再受批判。在195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卞之琳还烧毁经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书稿。

1960年，卞之琳短期參加大興縣基地生產勞動，同年往東柏林列席東德作家大會，並訪問各地一個月，翌年卞之琳開始研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作品，為人有真性情，溫和內向。他母語是吳語，一直學不好京話，一口南腔北調，鄉音很重。卞之琳創作力最旺盛，詩藝最精湛的，要算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1930—1932年，卞之琳頗受新月派影響，《群鴉》、《噩夢》、《魔鬼底Serenade》及《黃昏》四詩都與「新月」格調一致。卞詩語言簡練有致，如《古鎮的夢》：「小鎮上有兩種聲音 ∕一樣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鑼，∕夜裏是梆子。」兩種聲音形成了小鎮的節奏和氣氛。卞詩充滿水的意象，往往以水的意象來結束一首詩，有萬物無常和逝者如水的含義。如《水成岩》結尾：「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積下了層疊的悲哀」。《對照》揭示經驗的不可言傳，結束在「懶躺在泉水裏你睡了一覺」。《幾個人》整首詩似一齣微型的獨幕劇，主要人物是躑躅北平街頭的年輕人，以及在荒街上沉思的詩人。卞之琳新詩中，詩人或詩中人往往陷入沉思，「沉思者」或「多思者」的形象常見其早期詩篇。卞之琳在北平所作的詩流露出惘然若失、無可奈何的情緒。如《夜心裏的街心》描繪主人公半夜獨自在街上徬徨，無所適從；《記錄》中的我在街上聽到「晚報」叫賣聲，矍然以驚，意識到一天又過去了，逝去的一天如皺摺的廢紙那樣一片空白，只合丟去。如《白螺殼》、《圓寶盒》、《距離的組織》被目為晦澀難懂，都有深一層哲學的探索。所收譯詩以法國象徵主義詩人佔多數，如波德萊爾、馬拉美、雷米·德·古爾蒙、瓦勒里等，散文小品則以西班牙的譯品為主。卞之琳譯筆嚴謹，忠於原文，也著意於風格上的相應。他譯馬拉美《海風》，以十二字詩行譯十二音綴的，照原詩雙行一韻，格律工整，允稱譯詩的佳作。1934年起零篇譯稿減少，開始長篇翻譯，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約稿，翻譯利頓·斯特雷奇《維多利亞女王傳》，其後再受這個編譯委員會特約，譯成安德烈·紀德《贋幣製造者》、《贋幣製造者寫作日記》、《窄門》。1937年又譯成邦雅曼·康斯坦《》、《新的糧食》。他譯莎士比亞戲劇有其完整綿密的肌理，是藝術的再創造。1954年他譯成《哈姆雷特》，1956年出版；事隔廿多年後，先後譯成《里亞王》、《麥克白斯》、《奧瑟羅》，與先前譯出的《哈姆雷特》合成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報告文學
1939年，隨八路軍的七七二團作客幾個月，搜集資料，寫成小書《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鬥小史》。同期的報告文學還有《晉東南麥色青青》。兩者翔實反映戰時景況，描寫舒徐細緻，筆觸輕鬆風趣，並且保存可貴史料。部份篇章筆法嚴謹細緻，題材與詩歌《慰勞信集》相同，如《晉東南麥色青青》的《煤窰探勝》跟詩歌《給山西某一處煤窰的工人》就是寫同一題材。
學術
卞之琳做學問態度嚴謹認真，自改調文學研究所，便提出莎士比亞研究計劃，他選擇現實主義的莎劇作研究，包含政治上的考慮，當時譯介莎劇是比較安全的。從1954年起，卞之琳先後寫出關於《哈姆雷特》、《奧瑟羅》、《里亞王》的論文，又在1963為了紀念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寫成一篇總論莎劇創作發展的文章。1986年，他輯錄並補寫舊作，編成《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論文集，總結研究成果，收錄論文九篇，全書23萬字。卞之琳參考西方莎劇評家的意見，尤其在論解劇文時多採用英國學者的註釋，對莎劇整體的處理手法，則嘗試把它納入馬克思主義批評架構之中，深受四、五十年代蘇聯評論家的影響。卞之琳的莎劇評論，強調其現實主義特徵，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他把莎士比亞的時代，理解為英國封建關係瓦解、資本主義關係興起的交替時代；貴族資產階級化和資產階級貴族化，導致勞苦大眾飽受剝削，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之間展開了矛盾，莎劇中的人物就成為這些矛盾的典型體現。以《哈姆雷特》為例，卞之琳否定了歌德、柯勒律治等人的舊說法，不以為哈姆雷特的悲劇是出於他的性格，而是採取了蘇聯莎劇評家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莫羅佐夫的手法，把悲劇的成因溯源於那個「殘酷的時代」。卞之琳強調莎士比亞是現實主義作家，強調哈姆雷特的「人民性」，以階級矛盾來闡述時代與社會的悲劇。卞之琳理解這位憂鬱王子個人奮鬥之所以失敗，在於他孤軍作戰，不相信人民的集體力量，顯示出歷史條件的限制。

影響
1940年代，卞詩啟發了西南聯大一群年輕詩人，新進詩人競相倣效，如1939年林綏的《詩二首》，分別是卞詩《小別》和《入夢》風格的模擬。1940年代以還，九葉詩人，尤其袁可嘉，多受卞詩影響。五、六十年代成長中的港台詩人也有從卞詩中汲取養份，影響擴散至中國大陸以外。卞之琳的譯詩精確傳神，講究格律，累積成漢譯詩歌的可貴傳統，使同代和後來者得以參考借鑑。吳興華校訂朱生豪所譯《哈姆雷特》時，不少處就採取了卞譯的構思，加以改進。1979年11月，英國的老維克劇團（Old Vic Troupe）在中國上演《哈姆雷特》，所配中文台詞乃是以卞之琳譯本為基礎。同時期根據卞譯配音的電影《王子復仇記》也在全國各地上映。
地位與評價
卞之琳享譽海內外，是卓有成就的詩人和翻譯家，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席位。在中國大陸，文學史對解放前卞詩的評價一度相當負面，在1950—1970年代，絕大部份的新文學史裏都沒有卞之琳的名字。在少數的報道裏，卞之琳還是受到貶斥和批評。劉綬松指早期卞詩「都是屬於少數人的」，作出含蓄但嚴峻的批判。1995年，卞之琳與巴金、冰心等17位老一輩的翻譯家獲頒翻譯榮譽獎，肯定其在文學翻譯上的貢獻。漢樂逸（Lloyd Haft）認為卞之琳是「20世紀影響力最持久，風格最獨特的中國詩人之一」，黃維樑認為卞之琳作品少，「稱不上是大家」，但名篇頗多，「可說是一名家」。卞之琳指導的首位莎學研究生趙毅衡認為，卞之琳寫出中國現代詩一批最佳作品，而在20世紀上半期，能讓中國文學及得上世界文學最佳水平的，只有卞之琳與張愛玲兩人。

參見
*漢園三詩人

參考文献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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