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的诱饵

《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撰写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著作，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该书以作者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展的长期民族志研究为基础，考察电子赌博机、赌场空间、数据追踪系统和赌博产业的商业策略如何共同影响赌博者的行为与体验。中文译本由李奇翻译，于2021年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书中提出机器迷境（machine zone）等概念，指出部分赌博者持续使用老虎机是为了进入一种封闭、稳定且可预测的人机互动状态。舒尔将赌博成瘾描述为赌博者、机器设计、赌场环境、算法反馈和商业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分析赌场产业如何通过界面、声音、灯光、座椅、支付方式及个性化追踪等技术延长玩家的持续赌博时间。该书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和成瘾研究领域的关注，并于2013年获得莎伦·斯蒂芬斯奖（Sharon Stephens Prize）。

研究背景与方法
研究背景
《运气的诱饵》的作者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及科技与社会学者。本书的调研背景设定在机器赌博产业发生重大转型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视频老虎机和视频扑克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桌面游戏（如21点和骰子游戏），机器赌博随后迅速崛起，并占据了全美赌博业约85%的利润。

在理论背景上，舒尔反对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框架，这种框架将赌博者视为能够通过自我管理而“负责任地赌博”的消费者、并把问题赌博者视为具有特殊心理倾向的少数群体。她并不认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提出的“机器赌博缺乏社会性甚至具有荒谬性”的论断。相反，她主张机器赌博的成瘾问题是由玩家的心理需求与具有高度成瘾性设计的赌博机器之间产生的，这种关系具有相互依赖性，却并不对称。

本作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布鲁诺·拉图尔的人机共同生产概念、吉尔·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祛魅”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威尼科特等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斯金纳箱概念。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舒尔采用了跨学科的长期民族志与田野调查方法。本书主要基于舒尔在1992年至2007年间开展的长期田野工作，其中包括1998年至2000年在拉斯维加斯连续18个月的驻地调查。

首先，《运气的诱饵》采用多视角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舒尔不仅深入考察了赌城大道以外、主要面向当地常客的边缘赌场，还追踪访谈了沉迷机器赌博的玩家。其次，作者还访谈了通常较少向外部研究者开放的赌博业专业人士。她通过访谈机器设计师、算法数学家、赌场经营者、市场营销人员以及脚本作家等，来剖析赌博行业的内部设计逻辑。最后，本书依靠跨领域素材完成研究。这包括学术论文、行业宣传声明、赌博机器的工程设计图纸与赔率算法原理，并且梳理了内华达州关于赌博业合法化及立法的演变历史。

主要内容
主要概念
机器迷境（machine zone）指赌博者在持续操作电子赌博机时进入的一种封闭而平静的沉浸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对时间、身体和周围环境的感知逐渐减弱，日常生活中的焦虑、社会责任和不确定性也暂时退居次要位置。舒尔据此指出，部分重度机器赌博者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赢得金钱，而是维持赌博行为本身，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状态中。

不对称合谋（asymmetric collusion）用于描述赌博者与赌博产业之间既相互配合、又权力悬殊的关系。玩家希望借助机器获得连续节奏、情绪隔离和控制感；赌场及机器制造商则记录这些偏好，并据此调整奖励频率、游戏速度和营销方式。双方共同推动了机器赌博的发展，但目的并不相同。玩家视进入“机器迷境”为目的，产业则将玩家长时间停留在机器前作为获取利润和行为数据的手段。

内容概要
《运气的诱饵》以一名赌博成瘾者莫莉（Mollie）绘制的“迷境地图”为开篇，全书分为“设计”（Design）、“反馈”（Feedback）、“成瘾”（Addiction）和“调整”（Adjustment）四个部分。作者从赌场的空间布局和赌博机的界面设计入手，继而讨论机器内部的概率机制、玩家的数据追踪以及赌博者的主观体验，最后考察赌博成瘾的治疗方法、行业话语与监管政策。

第一部分考察赌场环境和电子赌博机如何影响玩家行为。介绍了迷宫式空间布局、声光环境和机器排列等设计，并指出赌博产业将延长玩家的设备停留时间（time on device）作为重要目标。按钮、触摸屏、电子票据系统及连续投注功能减少了游戏过程中的停顿。作者还讨论了虚拟转轮映射和近失等技术。电子赌博机通过软件设置不同结果出现的概率，并以接近中奖的画面和声音呈现部分失败结果，从而维持玩家继续投注的意愿。

第二部分则讨论了赌场使用会员卡和玩家追踪系统收集投注金额、游戏时间和机器偏好等数据，并据此提供个性化奖励和营销措施。作者由此将赌场与玩家之间的关系称为“不对称合谋”。书中还分析了多中奖线、低面额电子游戏的发展。这些机器通过频繁的小额返还和视听反馈，使资金损失呈现为较为连续的过程，并为玩家提供一定的控制感。舒尔将此称为“伪装成中奖的损失”（losses disguised as wins）。

第三部分以民族志访谈为基础，讨论赌博者进入机器迷境后的体验。作者指出，部分强迫性赌博者主要意图在于利用持续而可预测的人机互动，暂时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责任和不确定性。在机器迷境中，金钱被转化为维持游戏时间和连续节奏的积分；较大的中奖有时反而会因打断节奏而受到玩家排斥。

第四部分讨论赌博成瘾的治疗及监管政策。一些治疗方法要求赌博者记录支出、设置预算并识别情绪诱因，以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作者指出，这类强调计算和自我监督的方法，与赌博过程中持续调整投注和资金的行为存在一定相似性。书中还分析了政策。作者认为，负责任赌博措施虽然可能为部分玩家提供赌博上的风险管理工具，也可能使公众的注意力从机器的结构特征、赌场环境和产业营销实践转向玩家个人，并保护产业的产品和经营方式免受批评。

影响和评价
主要贡献
评论者普遍肯定《运气的诱饵》将长期民族志调查与对赌博机器、赌场空间、行业知识和治疗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舒尔的材料不仅来自机器赌博者和戒赌互助小组，也包括机器设计师、赌场经营者、行业会议、法律制度及技术文献。安东尼·皮克尔斯（Anthony Pickles）认为，这种跨越机器原理、行业资料、法律和不同田野场所的方法，使作者得以在玩家与机器之间的边界地带研究双方如何相互塑造。则指出，本书贯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监管和成瘾经验，显示了仅研究生产端或消费端的解释局限。

多位评论者把本书的主要理论贡献归结为对赌博成瘾的关系性解释，即不把成瘾单独归因于赌博者的心理特征、机器本身或赌场的商业行为，而是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舒尔通过“迷境”和“不对称合谋”等概念，分析玩家的逃避需求、机器的即时反馈，以及赌场延长“设备停留时间”的利润目标如何共同形成成瘾关系。雅各布·埃弗里（Jacob Avery）将这一关系性方法称为对既有赌博成瘾解释的“必要修正”，认为它把玩家、机器和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置于分析中心。Hansen Hsu则认为，“不对称合谋”为科技研究理解人机组合中的能动性、设计、委托和责任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方式。

评论者也认为，本书的意义并不限于赌博研究。格尔达·里思（Gerda Reith）指出，舒尔把赌徒的主观体验与消费社会中的技术、身体与欲望、治理与控制，以及产业、国家、学术界和治疗实践联系起来；通过强调共同生产过程中人和机器贡献的不对等，她超越了关于成瘾究竟位于个人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的二元争论。Hsu认为，本书的概念与科技研究、媒体研究、软件研究、游戏研究、价值导向设计，以及对技术介导的行为障碍和成瘾问题的研究均有联系。

批评和讨论
评论者对本书的主要保留意见之一，是其部分理论框架没有得到与民族志材料同等充分的展开。米勒认为，舒尔借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理论解释赌徒追求和自我毁灭的倾向，削弱了书中更有说服力的社会和民族志分析。他同时质疑，书中把资本逐利、机器设计和玩家成瘾近乎无缝地连接起来，是否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皮克尔斯也认为，书中对德勒兹控制社会理论的引用较为醒目，却缺少充分展开；书中关于机器和人如何相互限定、为彼此设置边界的材料，本可发展为超出赌博研究、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民族志理论。

另一些批评针对研究材料的范围和呈现方式。李家苇（Kah-Wee Lee）指出，舒尔没有同等详细地说明自己与不同受访群体的关系，她对赌博者的叙述较为同情，却没有充分追问民族志研究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误述和自我呈现；在处理行业人士时，她有时又不够批判，例如其赌场设计原则的分析较多依赖，但弗里德曼所代表的只是赌场设计领域一个受到激烈争议的流派。皮克尔斯还注意到，书中有关迷宫式赌场空间及其使顾客迷失方向的分析，并不完全适用于本书主要关注的城外本地赌客，因为这些人经常光顾的赌场较少采用同类空间设计。

本书从极端机器赌博个案推广到更广泛社会关系的做法也引起了讨论。米勒认为，拉斯维加斯机器赌博确实揭示了生产者利用技术安排消费者行为的极端情形，但如何由这一特殊个案概括一般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仍需要进一步论证。维克托·波捷（Victor Potier）则认为，本书过度集中于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因而相对排除了赌场赌博实践本身高度社会化的一面，并为在更广泛互动关系中研究成瘾留下了未解决的问题；他同时指出，本书对赌博实践的描绘仍然偶尔带有一定的道德化色彩。

参见

成瘾行为
虚拟抽奖
暗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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