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剿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满洲国、汪精卫政权及其蒙疆联合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灭亡。此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华北地区的争夺战，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除正面战场外，在1945年至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军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與华北地区支持国民政府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武装爆发大规模军事衝突。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华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华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按照当时的习惯区划，华北地区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及河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北连辽锦，南倚黄河，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中，华北是中共扩张影响力的重要战场。八路军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军区。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华北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武装（八路军及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并在边界地区与东北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有所合作。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除此之外，原蒙疆联合政府蒙古军残部在李守信等人带领下在中蒙边境作战时，曾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协助缴械俘虏，并最终引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被国民党收编的原蒙疆自治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武装，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及晋系特务组织），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会道门武装，国民党（主要为晋绥军）的残部散兵、投诚中共（如绥远和平解放）被改编、但又重新倒戈反共的国民党正规军等。中華民國也將各種或受或不受台北當局指揮，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的反共武裝稱為“大陸游擊部隊”、“民間武力”等。

背景
按照旧时习惯区划，华北地区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5省及河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北连辽锦，南倚黄河，襟带朔漠，控扼渤淇，俯瞰齐豫，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中，华北是中共开展活動的重要战场。八路军在这片广大的區域曾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军区。國共內戰爆發後，這些地區的部隊牽制了国民党军對東北的进攻，并協助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1948年4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全国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华北地区成为支援大军南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中共對當地地方性反共部隊的軍事行動，對穩定在華北的統治十分關鍵。

冀热辽地区以热河为中心，连接冀东和辽西，是当时中共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重要屏障。1945年秋，中共冀热辽部队一方面在山海关、锦州、承德一线对抗国民党军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应付热河境内大量蜂起的原满洲国反共武装。这些武装多数得到国民党授予“地下军”“别动军”等番号，与正面进攻的国民党军相呼应，袭击中共地方政权、后方机关和区乡干部。据当时统计，热河境内共有反攻武装140余股、1.5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一批原被中共收编后又重新倒戈的武装。这些武装在青龙、丰宁、经棚、围场、北票、建昌、朝阳、凌源等地频繁活动，造成中共各县区政权动荡，中共的“民主政府”和部队干部伤亡很大。为此，中共中央多次直接指示热河党政军领导，要求尽快肃清“土匪”、建立地方秩序，并加强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1945年11月，中共冀热辽分局、热河省委明确提出，热河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打退国民党军和“剿匪斗争”中建立根据地。随后，冀热辽军区调集约5万兵力，分路出击，重点打击占据县城、交通要地的反共武装。

1945年10月至12月间，冀热辽部队先后重占丰宁、青龙等地，击溃韩继功、沁布多尔济、赵辅臣、于大川等多股主要反共武装。1946年初，趁正面战场暂时缓和之机，部队继续在经棚、围场、林西、平泉、建平等地进攻白金辉、韩继功残部及其他武装，使热河反共武装势力明显削弱。

此外，绥远由于蒙古族聚居区历史、社会和宗教情况特殊，当地中共党政军在武装冲突中强调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尽量争取、统战蒙古族等民族武装和上层人士，对俘获的蒙古族反共武装领袖，相对汉族的同类人员进行“宽大处理”，又要求解放军在行动中尊重当地语言、习俗和宗教。

河北、山西多为中共所说的“老解放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有相对巩固的政权，因此大股的反共武装较少，主要面临的是零散的反共武装人员潜伏、国民党特务活动和会道门活动。中共河北军区在冀中、冀东等地组织“清剿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利用群众运动建立联防、情报网和民兵巡逻体系，重点防止青纱帐季节反共活动加剧。此后又持续打击会道门，破获其破坏和潜伏案件。到1951年底，全省共消灭反共武装人员6029人。山西军区则重点依靠便衣侦察组和公安、民兵配合，对潜伏的武装人员进行长期追捕，同时打击局部的反共武装暴动和零散武装。1950年稷山，发生由原国民党军官和地主策划的武装暴动后，中共军方、地方迅速联手对其镇压，随后侦破，抓获大批反共活动的骨干。到1951年底，山西全省共清除零散的武装骨干1183人。

北京及市郊区的社会治安则直接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为保障1949年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顺利举行，华北军区专门派部队配合公安系统深入郊区，利用群众运动调查潜伏人员的活动、追查线索，并捕获一批重要的反共活动领袖，确保了北京政治中心的稳定。到1950年秋，华北各省的反共武装活动已基本消失，大批重要的首领被杀被俘。

此后，一些潜藏较深的人员仍利用社会关系隐匿活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后，华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并在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出台后拥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通过公审、判刑和组织群众检举，大批特务和会道门骨干受到清算清洗，也迫使更多潜伏人员自首。中共的镇反运动与“剿匪清剿”也使残余的反共人员更加孤立。1951年上半年，中共称河北、察哈尔、平原、绥远等地又捕获大批“潜散匪犯”，许多长期隐匿、改名换姓、远逃外地的人员也被揭发和抓获。

华北当局称，经过两年多清剿与“群众性镇反”，到1952年底，华北的反共活动“匪患”基本肃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计，1949年至1952年间，华北全区共消灭反共武装29693人，另有13700余人登记自首，并收缴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双方作战序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