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天主堂

王府井天主堂，正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八面槽教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王府井大街74号，隶属天主教北京教区，是耶稣会士在北京城区继宣武门天主堂之后兴建的第二所教堂。

王府井天主堂现存的建筑是座三层罗马式建筑，在建筑细部的处理上，融入了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整座建筑成功融合了中西建筑风格。2000年伴随着王府井大街的改造，北京市政府投资在教堂前兴建了一座广场，从而使王府井天主堂成为王府井步行街边的一处景观，王府井天主堂因此成了最为北京市民熟知的天主教堂。

历史
王府井天主堂是由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兴建。他们于明朝末年在四川传教，后陷入张献忠农民军的控制，1647年又被攻入四川的清军肃亲王豪格俘获，获得豪格善待。得知两人被俘消息后，在北京的汤若望曾准备写奏折请求释放二人，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为避免耶稣会和汤若望被清廷及摄政王多尔衮（豪格的政敌）怀疑为与张献忠有联系，耶稣会中国副省北方传教会会长傅泛济命汤若望放弃了上呈该奏折。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两人被豪格军队押返北京。到北京后，两人先被送入礼部衙门并受到礼遇，随后于同年被转送光禄寺并失去自由。在光禄寺关押两年后，1650年被送到佟图赖家为奴。顺治八年（1651年），两人脱离奴籍，但仍由佟图赖家供养。

1651年，两人脱离奴籍后，开始募捐兴建教堂。他们向郑芝龙（当时被软禁在北京）等人募捐，郑芝龙为他们找了住处，并在该住处建了所小教堂。这座1651年兴建的教堂是两人到北京后兴建的第一所教堂。两人因进行传教活动，在北京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在1655年被顺治帝所知。顺治十二年（1655年），两人获顺治帝召见，顺治帝赐给两人银米若干、房屋一所。两人获得顺治帝所赐的这所房屋后，又获得肃亲王豪格侧福晋奉教王妃曹儒斯大（Justa Chao）及清朝宗室佟家（佟家即佟图赖及长子佟国纲、次子佟国维等人的家族）的捐资，于康熙元年（1662年）在顺治帝所赐房屋处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欧洲式样教堂。该教堂长70英尺，采用爱奥尼亚式建筑风格。该教堂当时命名为“救世主堂”，又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地址在东安门外干鱼胡同。东堂建立后，成为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的中心据点，原来郑芝龙捐款建成的小教堂改作教士住宅。这是继汤若望兴建的宣武门天主堂之后，葡萄牙传教团在北京建的第二座教堂。因为利类思、安文思两人到北京后，与汤若望矛盾日深，汤若望不愿与二人同住宣武门天主堂，二人1651年获得自由后才无处容身，先在郑芝龙帮助下建小教堂，后又建东堂。因为这新教堂与宣武门天主堂东西对峙，才得俗名“东堂”，而宣武门天主堂则得俗名“西堂”。后来，法国传教士在靠近紫禁城的蚕池口建设了教堂，俗称“北堂”，宣武门天主堂的俗名这才变成“南堂”。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东堂的传教士在搬运教堂藏书过程中引发火灾，包括郎士宁手绘圣像在内的大批文物被焚毁。当时东堂神父为福文高、李拱辰，二人又兼钦天监职务，火灾后二人立即上书自请处分。二人的目的是希望获得皇室补助，重修东堂。但当时清廷正在对天主教采取比较严厉的禁止政策。清廷不仅未给教会补助银两，反而让福文高、李拱辰二位神父移居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并将东堂院落没收。东堂的教堂建筑虽然未被烧毁，但也被拆除，于是东堂自此遂废。据史料记载，当时东堂“大堂虽未焚坍，亦令拆毁，饬修士等尽移南堂居住”。至咸丰年间这里仍是一片空地。

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东堂于1900年6月13日被烧毁，在堂内避难的一批天主教民也被烧死。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用庚款重建了东堂，这就是东堂现存的建筑。重建后的东堂完全恢复了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形制与规模。堂内两侧挂有描绘耶稣受难始末的多幅油画。2010年圣诞节前夕，教区专款为东堂购置捷克产管风琴一台。），南为万博写字楼。

主任司铎
;主任司铎
#罗福林神父（1980年代初—1992年1月）
#王宝发神父（1992年—1995年）
#李山神父（1995年8月—1999年8月）
#王学群神父（1999年—2000年）
#高阳神父（2000年9月—2002年8月）

;副主任司铎
……
*庞若望神父（？—2014年）
*于太永神父（？—2016年3月）
*刘振田神父（2014年—2016年3月）
*罗茂英神父（2016年3月—）

流行文化

• 《三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