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韦尔讷事件

萨韦尔讷事件（德语：'），又译为察贝恩事件**，是一场爆发于1913年底（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并震动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治危机。危机起因于驻扎萨韦尔讷（普鲁士第99步兵团驻防城）的一名少尉对阿尔萨斯民众发表侮辱性言论。面对民众抗议，军方采取专断且多属违法的武力镇压。此举在帝國議會引发激烈辩论，焦点直指德国社会的军国主义痼疾及高层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纵容立场。事件最终促成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成为德国自1908年每日电讯报事件及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辞职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危机。

作为德意志帝国历史上首个针对德國總理的不信任动议，此次投票最终未能产生实质影响。这一结果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在行政机关无需对议会负责的政治体制下立法权的软弱无力。正如历史学家所言，相比于维护对南德意志诸邦至关重要的宪政与议会成果，当时的统治者更热衷于巩固其“”。

该事件不仅恶化了阿爾薩斯—洛林帝国领地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更严重损害了德皇乃至军国主义的整体形象。此外，事件凸显了法治国家与军事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威廉時代政权在整合少数民族方面的困境（这些少数民族在数年后便脱离了帝国统治）。这同时引发了关于阿尔萨斯-摩泽尔地区在德意志帝国中地位的深刻质疑，并因法国国旗遭到侮辱而加剧了法德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事件起因
20世纪初的阿尔萨斯-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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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70年战争与法兰克福条约之后，阿尔萨斯及洛林东北部地区于1871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在此普魯士主导的联邦制国家内，重大政治决策均在柏林制定，内部行政、司法及宗教事务则交由各邦自理。阿尔萨斯-洛林被视为军事缓冲地带，既未获得同等主权，也未享有其他邦国那样的自治权。尽管自1911年起该地区获授部分自治权，但因军国主义者与泛日耳曼主義者的猜忌，此等自治仍显不足。该领土由普鲁士裔德国官员作为帝国财产进行管辖，官员直接听命于德皇直辖的总督。他反而对士兵们说：（如果你们受到攻击，就使用武器！如果你们在此过程中刺死一个Wackes（德语中指代流氓的侮辱性词汇），我会奖赏你们10金马克。）一名名叫威廉·赫夫利希（Wilhelm Hoeflich）的士官甚至扬言要额外增加1塔勒的赏金。冯·弗斯特纳还强迫阿尔萨斯-洛林籍的新兵出列并以自称。如果不是几天后媒体的曝光，这些事件原本可能会不为人知。

公众愤慨与军方的强硬
1913年11月6日，当地报纸《察贝恩广告报》（Zaberner Anzeiger）与《新阿尔萨斯人报》（Elsässer）向公众披露了这些事件。该消息随后被法国与德国的其他报纸转载。在随后的几天里，民众自1913年11月7日起开始抗议普鲁士军人的恶劣行径，并在弗斯特纳住所前自发举行了示威活动。示威期间，人群中传出了反普鲁士的咒骂声。然而水流很快中断，一名拒绝参与镇压的消防员切断了水管。消防员随后被赫夫利希士官指挥的一支步哨部队取代。赫夫利希被萨韦尔讷市民认出后，被拖入小巷并遭到殴打。尽管有巡逻队且天降大雨，示威活动仍在夜间继续。人群在撤退时高唱《马赛曲》。次日即示威的最后一天，民众情绪再次激动，但作为该区文官政府首脑的副县长马尔（Mahl）及时介入，使局势恢复平静并避免了流血冲突。

十一天后，第99步兵团第五连的几名成员因向新闻界泄露有关察贝恩事件的机密事实而被捕。

尽管如此，阿尔萨斯舆论界的抗议仍在继续。弗斯特纳少尉在软禁期满后，在驻军司令部的指示下，由四名携带武器的士兵护卫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一行径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在离开營房露面时，弗斯特纳少尉多次遭到嘲笑与辱骂，尤其是来自年轻示威者的抗议，而当地警方对此无能为力。在冯·戴姆林将军的指示下，恩斯特·冯·罗伊特上校要求马尔动用警察力量恢复秩序，否则军方将自行采取行动。作为阿尔萨斯人，马尔站在了民众一边并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示威者始终保持和平且并未违法。

局势恶化
1913年11月28日被视为“事件的顶峰”。这名少尉失去理智，用佩剑击打鞋匠，导致其头部受伤，必须在代特维莱尔市长家中接受治疗。这一新的袭击事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日，库内在给德皇的报告中建议将冯·弗斯特纳调职，认为其存在与性格只会加剧紧张局势，但并未对冯·罗伊特上校应采取的措施表态。尽管弗斯特纳当时由五名武装士兵陪同，而鞋匠手无寸铁且半身瘫痪，法官仍将弗斯特纳的行为解释为正当防卫，理由是鞋匠犯有不敬罪，并要求。

愤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帝国，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对军方的行径感到极度震惊。12月3日，该党领导层呼吁其所有下属组织举行抗议集会。同日，柏林过早地宣布了总督冯·韦德尔与国务秘书辞职的消息。

针对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谴责动议
总理。]]
萨韦尔讷事件及其在舆论中的强烈反响在帝國議會引发了激烈辩论。紧接着，法金汉首次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而威廉二世绝不愿屈从于帝国议会的决议，他极力抵制这种违背其政治信念与利益的帝国“议会化”趋势，企图尽可能削弱议会及政党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贝特曼-霍尔韦格否认议会质询能够对政府构成约束。12月9日，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否决帝国总理預算来迫使其下台的尝试未能获得足够支持，仅有波兰裔政党支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诉求，此举亦被视为通过剥夺当地经济与商业收入来惩罚该市的一种手段。

事件后果
针对冯·罗伊特与沙特的司法程序
经过1914年1月5日至10日在斯特拉斯堡军事法庭的审理，事件的两名主要责任人冯·罗伊特上校与沙特少尉被无罪释放，法庭驳回了关于他们非法僭越民事警察权力的指控。军方以强大且自信的胜利者姿态离开旁听席，因为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在帝国内部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场审判不仅是军队的胜利，更是整个军国主义的胜利；在当时德国国内对阿尔萨斯愈发不信任甚至充满敌意的政治氛围下，帝国议会最终否决了该法案。

最终，德皇于1914年3月19日颁布了《关于军队使用武器及协助镇压国内骚乱的规定》。该联盟旨在通过新闻文章和法律程序，反击莱茵河对岸被泛日耳曼主義者及军国主义者控制的新闻界的恶意攻击。然而，由于领导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该联盟成立不久便宣告解散。后继任贝特曼-霍尔韦格成为总理的巴伐利亚政府首脑格奥尔格·冯·赫特林站在了阿尔萨斯-洛林平民一边。他批评了柏林的军备竞赛政策，并公开表态支持法国更为和平的政治路线。1月31日，阿尔萨斯-洛林事务部国务秘书男爵的职位被波茨坦的高级文官（Oberpräsidialrat）齐格弗里德·冯·勒登（Siegfried von Roedern）伯爵接替。5月1日，普鲁士内政部长取代了帝国总督卡尔·冯·韦德尔，此举激起了阿尔萨斯人的强烈不满。从《法兰西行动报》到《法国公报》等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纷纷大肆宣扬复仇论调。议员兼记者甚至企图因侮辱法国国旗一事与冯·弗斯特纳进行决斗。

该事件彻底暴露了德意志帝国内部民族融合的重重阻碍，渴求平等的阿尔萨斯政党与军国主义势力发生了剧烈冲突，法治国家与军事国家之间的矛盾亦浮出水面。

萨韦尔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此前已因1905年丹吉尔危机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而遭受重创的法德關係。这种“复仇精神”甚至在亲法的阿尔萨斯资产阶级中引发了某种共鸣。德国内部的泛日耳曼主義势力则借此施压，要求政府对阿尔萨斯-洛林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及4月13日在南锡发生的德国游客事件。

因《鐵必制计划》导致的德意志帝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每日电讯报》事件，已然令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步履维艰；而英国媒体对萨韦尔讷普鲁士军人暴行的强烈谴责，则令双边关系雪上加霜。1912年至1914年间担任德国驻英大使的外交官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在向柏林提交的报告中重点阐述了英国的舆论动向，强调英国两大政治势力的报刊无一例外地对阿尔萨斯-洛林的管治方式及普鲁士军方持负面态度。他总结称，萨韦尔讷事件及其在议会引发的动荡严重损害了德意志帝国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普鲁士军队在萨韦尔讷的恶劣行径，英语词汇库中甚至收录了“Zabernism”一词，专指军方的滥权、暴政或侵略行为，这充分证明了英国媒体与公众对德国军方专横做派的强烈抵触。

包括、与在内的阿尔萨斯-洛林籍议员，指控军国主义者与泛日耳曼主义者蓄谋策划了萨韦尔讷事件，企图制造引发法德战争的战争借口。战争期间，冯·罗伊特晋升为中将并指挥一个步兵旅，后于1941年离世。

一战结束后，获胜的法国军队在萨韦尔讷的大马路（Grand'Rue）受到了热烈欢迎，街上特意悬挂着印有“1913年11月：萨韦尔讷事件 - 1918年11月：解放”字样的横幅。

•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为《前进报》创作了一首题为《萨韦尔讷的英雄》（Der Held von Zabern）的诗，借以嘲笑弗斯特纳中尉所谓的“英勇”。
• 在1916年版的《讲给孩子听的阿尔萨斯历史》（L'Histoire d'Alsace racontée aux petits enfants）一书中，插画家描述了该事件，并配以一幅展现弗斯特纳在军事护卫簇拥下“购买一包巧克力”的讽刺画。
• 大量讽刺报纸和杂志也以漫画形式重现并嘲讽了萨韦尔讷事件，其中包括：《》（Le Sourire）、《》（Le Rire）、《》（Simplicissimus）、《》（Jugend）、《》、《》、《》以及《》（Ulk）。
• 在其经典自传《昨日的世界：一欧洲人的回忆》中，斯蒂芬·茨威格将“察贝恩事件”列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点燃火药桶的火星之一。
• 由导演执导、于1918年上映的黑白无声电影《我在德国的四年》（**'），在银幕上重现了萨韦尔讷事件的部分经过。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