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症的社会污名被广义地定义为因其体重而针对超重和肥胖者的偏见或歧视性行为。只要体重超标，这种社会耻辱就会伴随人的一生，从年轻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 世界各地的一些研究（例如，美国、马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表明，超重和肥胖的人相对于较瘦的人来说，会经历更多的耻辱。此外，与正常体重的人相比，他们结婚的次数更少，教育和职业机会更少，平均收入也会更少。和心理健康。这些问题因已经与肥胖相关的重大负面生理影响而加剧，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由肥胖带来的社会耻辱造成的压力，而不是由肥胖本身造成的。

患病率
研究表明，自我报告基于体重的歧视事件从1995年到2006年有所增加。与其他患病群体相比，受到与体重有关的耻辱感的人似乎受到更多的负面评价，如性少数群体和精神疾病患者。

在希望成为体育教师的群体中已经观察到了反肥胖的偏见。在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对新西兰大学344名心理学或体育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未来的体育教师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隐性的反肥胖的态度。

一些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经常对超重的人有明确和（或）隐含的偏见，并且发现超重的病人可能因为他们的体重而得到较低品質的护理。 人们发现，专门治疗肥胖症的医务人员对肥胖者有强烈的负面联想。与肥胖有关的耻辱感带来的压力也可能导致负面的健康结果。体重超标的人经常发觉出自己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受到影响，包括日后的法律和就业问题。

根据2010年对已发表的研究回顾，寻求减少对脂肪和肥胖的偏见和社会污名的干预措施基本上是无效的。

特点
与体重相关的成见可由以下几个重点来描述：

一个人不一定要有超重或肥胖才会遭遇与体重相关的耻辱感。

研究表明，经历体重污名化会强化导致肥胖的生活方式行为。

许多遭受污名化的群体往往是少数民族。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超重和肥胖者占人口的大多数。

超重或肥胖的人倾向于贬低自己的群体，而喜欢外部群体（即较瘦的人）。

理论解释
为了理解对体重有偏见的态度，人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些偏见和随后引起的歧视。克里斯蒂安·克兰德尔（Christian S. Crandall）讨论了 “对肥胖污名化的理由”。 此外，他的社会意识形态观点还借鉴了北美传统的自决、个人主义和自律等价值观。基于这些价值观，反肥胖人群的态度可能来自于将超重的责任指向超重的个人。 同样，归因理论认为，对肥胖者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被认为对自己体重的控制程度。 研究发现，对肥胖的行为原因的归因与更大的体重偏差有关。同样，把肥胖看作是由缺乏意志力造成的，也与更大的体重偏差有关。当体重被归结为不太受个人控制的因素时，或者当个人被认为是在努力减肥时，体重偏见似乎会减少。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对肥胖者的偏见还包括对他们的厌恶，无论人们是否知道肥胖不是由肥胖者的行为造成的，这种偏见都会持续存在。

肥胖恐惧症是一种社会构建的现象，在西方国家特别普遍。因为社会产生了他们需要的那种肥胖身体。西方人重视健康和强壮的身体，将敏捷性、耐力和生育能力放在首位，着重关注成就和个人责任。 不仅这些机构将西方国家与类似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而且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认为 “健身/强壮的热潮”也可能反映了战争前的准备工作。然而，尼日利亚年轻女孩的 “育肥小屋” 代表着美貌、适婚性和金钱，这直接反映了经济资源和食物的价值。 肥胖是健康、繁荣和孕产的可喜标志，也与自我价值和性行为也有关。

肥胖恐惧症并不害怕 “脂肪”，而是害怕他人对自己的偏见、歧视、排斥和可预防的疾病，这些恐惧可直接归因于无数的社会、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进程的作用（这些进程在其他文化中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恐肥症是一种源于文化的现象，影响着与食物以及与女性形态的关系。“责备、羞耻和耻辱”的趋势。 为肥胖积极人群和 “各种体型的健康” 运动做出了贡献，为行动主义和激进的肥胖人群接受创造了 “安全空间”，试图抵制并且改变这种强大的文化观点。

特质归因
反肥胖偏见导致人们将超重或肥胖的人与负面的人格特征联系起来，如 “缺乏意志力”。“懒惰”、“贪吃”、“愚蠢”、“无能” 或 “不思进取”。这种偏见并不限于临床肥胖个人。它还包括那些与现代社会对理想体型的看法相比，其体型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仍在正常或超重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范围内）。肥胖羞辱在美国相当普遍，尽管大多数成年美国人都超重。《赫芬顿邮报》写道：“尽管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都超重或肥胖。然而，超重和肥胖的人却受到来自雇主、医护人员和潜在恋爱对象的歧视”。

反肥胖偏见可以通过为个人肥胖的出现的症状提供缓解的生活方式来缓和。

例如，当被告知一个人肥胖是因为“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时，研究参与者的内隐偏见比没有提供生活方式任何的人要高。 当研究组被告知“遗传”是罪魁祸首时，他们在解释后并没有表现出较低的内隐偏见。

反肥胖偏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文化现象。在几种文化中都发现了隐性反肥胖偏见的情况。

此外，最近围绕外貌问题、身体形象，反脂肪或肥胖偏见表明，对自己外表的感觉可能会刺激与肥胖者进行对下身比较，以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外表感觉更好。

体重歧视
体重歧视存在于多种环境中，包括医疗保健、教育、人际环境、多种媒体形式和渠道，以及许多就业层次。

媒体
教育
在更直接的体重偏见方面，与平均体重的人相比，肥胖的人在多种环境下报告感觉到重大歧视的可能性要高40-50%。在教育环境中，那些在青年时期超重的人经常面临同伴的排斥。 在教育环境中，那些在青年时期超重的人经常面临同伴的排斥。 如果超重儿童遭遇基于体重的嘲笑，他们的学习成绩会更差。在五年级到八年级之间，一个孩子的体重指数的增加会导致他们的老师对该学生的能力的看法下降。学生们还认为超重的人可能有较低的GPA（平均积点），而且与平均体重的人相比，学生不太愿意与超重的人一起做小组作业。 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了种族、家庭规模、收入和教育之后，超重女性从家庭获得的教育财政支持少于平均体重的女性。

政治
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是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受到与体重有关的歧视。研究人员分析了2008年和2012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数据。研究助理使用以前建立的科学方法，从彩色照片中确定126次初选和大选的候选人是正常体重、超重还是肥胖。

肥胖的男性和女性通常都不太可能首先被列入选票。如果仅仅是超重，女性在选票上的代表性就很低，而男性则不然。这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研究显示体重稍大的男性往往不会像体重稍大的女性那样遭遇歧视。

然而，在投票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候选人，无论是肥胖还是单纯的超重，往往都比他们更苗条的对手获得更低的总票数份额。一些政治家采取了极端的减肥措施，包括手术，以提高他们当选政治职位的能力。

医疗保健
医务人员可能更有可能以负面的眼光看待肥胖者（如恼人或不守纪律），对肥胖者的耐心较少，并认为他们不遵守治疗规定。因此，与平均体重的人相比，这些人可能得到较差的护理。医生们报告说，对肥胖病人的人为干预较少，并要尽量避免与体重有关的话题。此外，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4%的医生受访者认为国家卫生服务机构应该有能力扣留肥胖者的非紧急治疗。然而，这种偏见在营养师和营养学家中是混合的。

在2009年的审查中，吉尔（Puhl）及其同事发现，许多研究提供了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卫生专业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科学生、健身专业人士和营养师）一贯支持对肥胖患者的负面刻板印象，特别是将体重状况归咎于他们。

人际关系
尽管与就业和医疗保健相比，这是一个研究较少的话题，但Puhl及其同事（2009）回顾的几项研究提供了证据，证明超重和肥胖妇女尤其面临来自许多人际关系来源的体重污名，包括家庭、朋友和浪漫伴侣。

早期发展中
这种外在的污名化及其内化的影响已经在不同的年龄组中进行了研究。超重和肥胖的儿童和青少年会受到来自父母、老师和同伴的鄙视。 考虑到同伴支持在促进身份发展和自尊方面的作用，对超重青少年来说，特别是同伴污名化可能很困难。 一些研究表明，超重和肥胖儿童本身甚至对超重持消极态度。具体来说，体重偏见可能会在整个童年时期内化并增加。然后在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时减少并趋于平稳。患有抑郁症（情绪）和焦虑症的比例更高。甚至更有可能产生自杀的想法。 被欺负的超重青少年也更有可能因为压力而患上暴食症。

世界卫生组织对7266名11至16岁的儿童进行的调查显示，随着女孩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增加，身体受害（例如被推搡）的比率也会增加。此外，这些结果显示，关系上的伤害（即被排斥或被散布谣言）在女孩和男孩的BMI增加时更频繁。

与体重歧视有关的健康相关结果
在成年后，经历过体重歧视的人更有可能将自己认定为超重，而不管他们的实际体重状况如何。 体重成见的经历可以作为避免成见环境的动机，尽管它可能促使一个人通过减肥来逃避成见，但它同时也削弱一个人这样做的动力。研究人员将体重成见与体育活动的减少联系起来， 寻求医疗保健的人数减少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等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之后，如果肥胖的人感受到体重被鄙视，那么他们相对于非肥胖的人表现出更少的幸福感。 超重和肥胖的人报告说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内在污名，如身体不满意，以及社会支持减少和孤独感。 此外，与青少年时的肥胖发现相似，成年后的体重成见与较低的自尊、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药物滥用率有关。 这些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分别讨论，尽管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后果往往是相互交织的，特别是那些与饮食失调有关的后果。

帕帕佐普洛斯（Papadopoulos）和布伦南 （Brennan）（2015）最近发现，在许多寻求减肥治疗的成年人的审查研究中。

帕帕佐普洛斯 （Papadopoulos）在2015年的文献综述中发现，在寻求减肥治疗的个人和社区样本中，这种困扰可以表现为焦虑、抑郁症、自尊心降低和物质使用障碍等。 因此，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而成为目标的个人，仍然面临着独特的社会可接受的歧视。 民权立法，如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禁止基于种族和其他几个领域的歧视，但体重不包括在该法案中。在地方一级，美国只有一个州（密歇根州）制定了禁止与体重有关的就业歧视的政策，很少有地方市政当局制定了保护大体型个人的人权条例。通常情况下，超重和肥胖的个人在诉讼中可以引用的唯一类型的立法是与残疾有关的。例如，美国残疾人法案就是这样一个途径，但正如Puhl等人（2009年）报告的那样，根据该法规中的标准，许多肥胖的个人很难符合残疾的条件。

公共健康
现有的文献基本上不支持体重成见可能鼓励减肥的观点；如上所述，经历体重成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成见以及接触污名化的媒体宣传）始终与缺乏锻炼的动机和暴饮暴食的倾向有关。 超过80%的非裔美国妇女被归类为使用身体质量指数的超重。 然而，BMI是根据一群欧洲男性数据创建的，在美国，截止线以未经科学验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没有区分不同种族的适当截止值。

社会学家萨布丽娜·斯特林（Sabrina Strings）在她的《恐惧黑人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在历史上，肥胖恐惧症是在白人试图与黑人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出现的。”1751年，德尼·狄德罗 出版了一本《百科全书》这是第一个声称黑人 “喜欢贪吃”的出版物。1853年，法国贵族阿蒂尔·德·戈比诺声称，关于黑人，他们：“贪吃的天性是他们更基本的特征之一”。1910年，成立了，他声称：“肥胖是一种需要避免的卑劣状况。而且，它是种族遗传的。”文章解释了能动主义、恐肥症和种族主义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 “双重束缚” 的，其中暴力能被原谅，因为肥胖已经造成了内在的伤害，但又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大块头黑人的体型是一种威胁。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发表的一篇题为“ 交叉性：解决体重污名问题的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框架”的论文。该研究的重点是强调体重成见与几个非白人种族和性别群体中与健康有关的应对措施之间的交叉性。本出版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体重成见在种族或性别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所有被分析的种族群体中，总体上具有相同的代表性。然而，结果还表明，不同的种族群体对体重和健康相关的污名有不同的内化和应对方式，从而提高了健康风险。结果表明，与黑人女性和男性相比，白人女性和男性报告的体重偏差内化程度更高。此外，西班牙裔妇女比黑人和白人妇女更多地通过饮食模式来应对体重耻辱。这篇研究文章的结果强调了需要增加研究和政策关注的重要性，以解决与体重和健康相关的耻辱感作为预防和治疗肥胖症的问题，从而减少社区和不同群体中主要关注种族和性别的体重驱动的不平等。

语言和身份
关于语言的偏好在超重者中差异很大，尽管在普遍不接受的术语上有一些共识。

在接受脂肪运动中并非无处不在，事实上，人们将其视为 “固有的不利判断”。那些提倡以人为本的语言，即使用肥胖症患者等术语的人，似乎没有在脂肪运动团体中进行协商。 人称优先语言的批评者指出，将人与该特征分开的愿望存在问题，因为将其分开意味着超重有问题，这有助于进一步的污名化。 关于其他术语，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考虑超重者的语言偏好时，“肥胖” 与 “脂肪” 两词同样不受肥胖者欢迎。 脂肪活动家将这个词重新作为一个中性描述词，以反对通常与这个词相关的污名化。 脂肪活动家也会用这个拉丁语定义来显示 “obese" 这个词本身的污名，因为它把个人的状态归咎于个人。

脂肪活动家认为，“不承认脂肪这个词会强化它的负面含义。”虽然没有在脂肪活动家中进行关于首选术语的研究，但诸如《当我们谈论脂肪时我们不谈论的东西，快乐的脂肪》、《没有人告诉胖女孩的事情》和《胖！那么？那又怎样？"这些书的书名中都有 “胖”这个字，但并无贬义。同样，（NAAFA）成立于1969年，其社区的描述词是 "脂肪"。

参见

• 歧视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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