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镇(),又译琼斯敦,又稱人民圣殿教农业计划(),位于南美洲国家圭亚那西北部的丛林地带,是一個农业型公社,1974年开始在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的领导下由众教徒集体开发。
该城镇位于丛林内,距离东北方的小镇凱圖馬港约11公里远。1978年11月18日,琼斯镇及其附近凱圖馬港的飞机跑道以及圭亚那首都乔治敦發生大規模殺人事件,共913人死亡。自此以后,琼斯镇这个名字也成了发生在该地区的恐怖事件的代名词。
在事件中有908人死于琼斯镇,他们均为集体服毒自杀,除2人外均明显被氰化物毒杀。根据事件参与者在自杀当日及先前的录音带纪录,套用教主吉姆·琼斯的话,他们不是被毒杀,而是“革命自杀”。而在自杀的908人当中,有超过200名儿童被谋杀。这次自杀事件与美国国会议员里奥·瑞恩前往调查琼斯镇虐待事件有关。11月18日,当瑞恩及随行者完成调查,在凯土马港的飞机跑道上欲登机离开时,被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开火射击,瑞恩、3名媒體人員及1名欲離開瓊斯鎮的教徒被杀。
起源
人民圣殿教于1950年代中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该组织声称要建立教徒社会主义,因此向沉迷宗教的成员宣扬新的教化——社会主义。
人民圣殿教的创始人是吉姆·琼斯,生于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了一个小教会。琼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读过《资本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还在传教过程中,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琼斯曾参与其他基督教会的活动,但其教派越来越偏离正统的基督教。琼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及加州的三个城市因帮助贫民而略有名声,他们设立免费饭堂、日间托儿所、老年人诊所及提供各項社会服务。1970年代,人民圣殿教在最高峰时曾有数千信众。
因为琼斯反对种族隔离,他在印第安纳受到大量批评和指控,使人民圣殿教于1965年迁往了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谷。1970年代早期,人民圣殿教不断发展壮大,在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地方,包括洛杉矶和旧金山設立了分部。1970年代中期,人民圣殿教将总部移至旧金山。与一些邪教领导者不同,琼斯很希望在美国获得公众支持,并与一些最高层的政治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加州州长埃德蒙·布朗频繁会面,琼斯亲切地称他“杰里”。洛杉矶市长汤姆·布雷德利和旧金山市市长乔治·奠斯考纳也经常邀请琼斯到家中作客,與他保持十分友好的私人关系。甚至连总统吉米·卡特也对琼斯产生兴趣,与之保持着间接的联系。卡特的夫人罗莎琳曾在1976年与琼斯共同主持过一次公众集会,数千名与会者向宗教领袖琼斯欢呼鼓掌。当时琼斯已在加利福尼亚担任了公职,负责处理旧金山市的房屋管理。
琼斯镇的建立
琼斯镇的诞生和选址
随着人民圣殿教的不断扩大,琼斯巨大的个人财富和崇高的领袖地位使他日益骄纵和敏感。在此期间,琼斯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他在美国民众心中主张和平与仁爱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质疑。首先,他请求官方批准他的教徒拥有武器,他认为很多教徒的生命安全正受威胁,所以有必要建立武装的自卫组织。其次,他对教派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施以酷刑,并以死相威胁。当有些教徒表示要退出组织时,琼斯便迫害他们,一些人半夜被抓起来毒打。
琼斯感到一种强烈的被迫害感。他认为整个中央情报局都在全力对付他,联邦调查局也派出全部保安人员监视他,甚至臆断会受到暗算。琼斯认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有能力改变美国乃至全世界道德观念与经济秩序的组织。同样他也夸大了美国当局对人民圣殿教的监视活动。事实上,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联邦调查局对教主琼斯的虐待行为都不太感兴趣,在当局眼里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人民圣殿教选择圭亚那,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环境。前圣殿教成员蒂姆·卡特声称选择圭亚那的原因是人民圣殿教认为法西斯主义正在蠕变,察觉到跨国公司对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政府的种族主义。卡特说人民圣殿教最终认定圭亚那,这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南美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提供给圣殿教的黑人信徒一个和平的地方生活。
后来,圭亚那总理福布斯·伯纳姆表示,圭亚那吸引到琼斯的原因可能是“他想要以合作社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这与他创建公社的想法相匹配”。同时,琼斯认为在圭亚那的领导层有几位黑人领导者,这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国家的狭小和贫穷也可以让琼斯很轻易地产生影响和获得政府的保护。这个地区位於與委內瑞拉有爭議的地區,拿圭亚那当地的标准来說,位置偏远,土壤贫瘠,最近的水源也距离约11公里路程。离那里几公里有一个小镇,并拥有一个簡陋的机场。
营地建立一周以后,琼斯将所有教徒召集在一起,提议将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移民点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琼斯镇”,他的提议在一片热烈而充满兄弟情谊的气氛中得到了一致赞同。起初有500名教徒参与了琼斯镇的建设,人民圣殿教不断鼓励其他教徒迁往正式名称为“人民圣殿农业计划”的琼斯镇。琼斯将琼斯镇描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和逃离媒体监控的避难所。1976年,圭亚那政府正式承认了与人民圣殿教签署的关于租出3,000多英亩的土地用于琼斯镇建设的协议。琼斯声称要把琼斯镇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像许多限制移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苏联、古巴、朝鲜一样,琼斯不允许教徒擅自离开琼斯镇。
1978年,琼斯镇顶峰时期的人口几乎达1,000人。
大移民后的琼斯镇
许多人民圣殿教的成员相信圭亚那会如琼斯承诺的那样,变成一个人间天堂或完美的乌托邦。琼斯的新闻报導总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恶棍,同时以一种积极的语调报導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例如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伟大的革命领袖,北韓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罗伯特·穆加贝(“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理念对津巴布韦人民的鼓舞而闻名于世…一位革命英雄” )和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的人们所烦扰” )。
琼斯镇与外界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是一台短波电台。从日常的供应订单到机密的商业来往,所有与旧金山和乔治敦的语音交流都是通过这台电台传递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指责人民圣殿教存在技术违规并且将业余频率用于商业目的。因为这台短波电台是琼斯镇唯一有效的非邮政通信工具,人民圣殿教认为FCC威胁撤销其操作员执照的行为威胁了琼斯镇的存在。在1978年2月左右,疾病问题,例如严重的腹泻和高烧,影响着琼斯镇半数人的健康状况。
琼斯建立了一个类似私人卫队的组织,由30人组成,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琼斯声称采取这种措施是为了防止外部的袭击,但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内部发生的骚乱,至少可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镇压。一般来说这一组织不公开携带武器,武器储藏在一个行动十分便利的房子里,闲人不得入内。这支小部队的建立使公社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微型国家。管理机构由琼斯的心腹组成,而他作为独裁者,拥有武装力量,可以对任何企图反抗的人进行镇压。对儿童的教育工作由琼斯负责,或者说由“国家”进行领导。所有的人都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奖赏,生产出来的利润全部落入管理人员的手中。在琼斯镇存在的时间里,公社的育儿室共有33个婴儿出生。
美国的政府组织每月向琼斯镇的住民提供合计高达65000美元的社会福利金,而这些钱都移交给了人民圣殿教的管理层。1978年,美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的官员在多个场合采访了这些社会保障的受助人以确保他们没有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在接受大使馆采访的75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被迫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或是被强迫在移交福利的支票上签字,或是想要离开琼斯镇。到1978年末,据估计人民圣殿教的财产已达到了约两千五百万美元。
议员瑞恩造访琼斯镇前的事件
白夜
琼斯经常就琼斯镇的安全问题向信徒发表演说,其间他曾声称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猪”要捣毁琼斯镇并伤害信徒。完成工作之后,若紧急情况指令下达,人民圣殿有时会进行琼斯所谓的“白夜”活动。在“白夜”中,琼斯有时会给信徒四个选项:
*(1)尝试逃往苏联;
*(2)为革命自杀;
*(3)留在琼斯镇抵抗进攻者;
*(4)逃往丛林。
在至少两次“白夜”活动中,人民圣殿对大规模“革命性自杀”进行了模拟排练。从人民圣殿逃亡的德博拉·雷顿在一份书面陈述中描述了这种活动:
自从1976年琼斯获得了珠宝经营许可证,人民圣殿每个月进货半磅氰化物,琼斯声称这是用于清洗金子的。
因为害怕自己的命令受到藐视,琼斯虚构了一个狙击手攻击自己的情形,并发动了第一波“白夜”活动,称为“六日围攻”,其间琼斯告诉信徒说,人民圣殿已经被手持刀枪的外來侵略者包围。沙龙·阿莫斯、迈克尔·普罗克斯以及其他圣殿成员在构想“圭亚那-朝鲜友好协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主办了两場关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革命性思想的研讨会。在演说前,琼斯声明道:“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公开而明确的立场:美国政府不是我们的母亲,苏联才是我们精神的故土。”琼斯镇的信徒们报以持久而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1978年1月,斯托恩向国会写信,详细描述了琼斯镇的问题,并请求众议院向圭亚那总统福布斯·伯纳姆写信。91个议员写了信,其中包括议员里奥·瑞恩米尔克写道琼斯具有极高的人格品质。 1978年6月,人民圣殿教的逃亡者德博拉·雷顿(Deborah Layton)向关注的亲属团体提供了一份更加详细的书面陈述,详细描述了人民圣殿教的犯罪行为,以及琼斯镇人民低标准的生活状况
在1978年的5月和6月,蒂姆·斯托恩曾在与吉姆·琼斯和圣殿教成员的庭审中请三名关注的家属成员出庭作证。查尔斯·加里(Charles Garry)代表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7月10日反诉蒂姆·斯托恩,索要1.5亿美元损失赔偿。
挖掘阴谋论
1978年夏天,琼斯聘请了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阴谋论专家马克·雷恩(Mark Lane)和唐纳德·弗里德(Donald Freed),请他们帮构建一套阴谋论,来说明情报部门对人民圣殿教的压制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据称琼斯过量服用地西泮、安眠酮、兴奋剂和巴比妥类药物。经过对琼斯18个月的采访,利特曼写道:“亲眼看着他犀利的目光和偏激的思想,联想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1,000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太令人震惊了。”瑞恩是鲍勃·休斯顿的父亲的朋友。1976年10月5日,人民聖殿前教徒鲍勃·休斯顿被肢解的尸体在火車路軌附近被發現,在3日前他曾與前妻在電話中談論退出人民聖殿的事。这些逃亡者包括伊万一家、威尔逊一家(其中乔·威尔逊為琼斯镇主管安保)。琼斯的养子试图说服杰瑞·帕克斯不要离开,帕克斯说:“绝对不行。这里简直就是共产主义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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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前往机场的卡车上的人听说了瑞恩受到攻击,将卡车停下等待瑞恩。
尽管加里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琼斯,琼斯仍然告诉他“我已经失败了”。盖里一再表示瑞恩将会作出一份正面的报告,但琼斯坚持认为“一切都失败了”。至少部分记录了琼斯于那天傍晚在大厅召开的集会。集会开始前,助手准备了一个盛着饮料的金属大桶,并向其中投放了安定、水合氯醛、氰化物几种药物。
当与会者们聚集到一起,有关瑞恩代表团飞回乔治敦这件事,琼斯告诉人们:“那架飞机上的一个人将会枪击飞行员,我知道这一点。我并未作出计划,但我知道这一定会发生。他们将会向飞行员开枪,并使飞机坠毁在丛林里,所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让孩子们离开,因为那些人将会利用降落伞从我们头上落下。” 一个去掉针头的注射器被用于向婴儿口中注入毒药,随后鲁莱塔也向自己口中注入了一剂毒药。斯坦利·克莱顿(Stanley Clayton)也见到带着婴儿的母亲们首先来到放置毒药的桌前。克莱顿说,琼斯来到人群之中以鼓励他们喝下毒药,然而当成年人们看到毒药开始起效时,“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对死亡的抗拒”。喝下毒药后,据罗德斯所说,人们被护送着沿一条木制走道走出大厅。这段陈述与作为证物的“死亡录音带”中大部分时间所记录的孩子的哭喊和尖叫相矛盾。
在琼斯镇发生的这一事件,是除了二十多年后发生的911事件以外,美国民众于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非自然災害损失 。
幸存者和目击者
三名圣殿教的高层成员称,他们是因为接受了一项任务才幸免于难。30岁的提姆·卡特(Tim Carter)和20岁的迈克·卡特(Mike Carter)两兄弟,以及31岁的迈克·普罗克斯接到了一件装有55万美金和13万圭亞那元的行李和一个信封,他们奉命要将这些东西送到位于乔治敦的苏联驻圭亚那大使馆。}}
这些信件包含了一份账户清单,其中的余额总计超过了730万美金,并将转至苏联共产党的名下。卡特兄弟和普罗克斯很快放弃了这些钱的大部分,并前往停靠在凯图玛港的船只。无从得知他们最后是如何到达150英里(240公里)以外的乔治敦的,因为那艘船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就已被圣殿教的领导者派遣出去了。
36岁的奥戴尔·罗德斯是琼斯镇的教师和手工艺人,他以去取听诊器为由离开后躲在了一座房子中。
药物检测
首先在琼斯镇现场进行药物检测的唯一一名医师是圭亚那的首席药物检测师莱斯里·穆图博士(Dr. Leslie Mootoo)。穆图目视检查了超过200具尸体之后告诉圭亚那的验尸陪审团,他观察到至少70具尸体上带有针孔。穆图的结论指出,安妮·摩尔(Annie Moore)的枪伤不可能是她自己造成的,尽管她也同样服下了一剂致命的氰化物毒药。
乔治敦的死亡事件
在11月18日的傍晚,在圣殿教位于乔治敦的办事处,圣殿教成员莎朗·阿莫斯(Sharon Amos)收到了来自琼斯镇的通讯消息,指示办事处的圣殿教成员向敌人复仇,然后实施革命性自杀。
拉里·雷顿曾经向登上了塞斯纳飞机的数人开火,而利用他遭到了“洗脑”作为辩护,他在最开始被圭亚那法庭认定并未犯下謀殺罪。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圭亚那的领土上,雷顿无法被美国以企图谋杀弗农·格斯尼、莫妮卡·巴格比、塞斯纳飞行员和达尔·帕克斯的罪行进行审判,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国会法案之下因涉嫌行刺国会议员和受国际保护的人士(即瑞恩和德威尔)而得到审判。
琼斯镇事件广受媒体关注。关于这一事件的图片在它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占据着报纸和杂志的封面,包括被《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冠以“死亡邪教”的标签。1979年2月的调查显示98%的美国人对这场悲剧有所耳闻。
*葛洛弗·戴维斯(Grover Davis,79歲),由於聽力障礙而錯過當時的集合播報,因此在溝內裝死,在事件之後同年逝世。
*海亚辛斯·斯拉什(Hyacinth Thrash,,當時76歲),美國亞拉巴馬州人。當時在意識到當時的事情而爬至床底躲藏,直至大屠殺徹底結束後才爬起來;《Daily Kent Stater》報導則指出她當時因為熟睡而逃過這場大屠殺。她之後出版自傳《The Onliest One Alive: Surviving Jonestown, Guyana》描述該事,並在大屠殺後的17週年(1995年)離世。
*Raymond Godshalk(62歲)
*Alvaray Satterwhite(61歲)
*Marian Campbell(61歲)
*Madeline Brooks(73歲)
*Carol Young(78歲)
*Miguel DePina(,當時84歲),在事發前,因為患病而前往醫院治療並逃過一劫。
另見
- 大衛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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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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