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英语：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中国人》，是林语堂在 1933 年至 1934 年间用英文撰写的一部文化专著，最初于 1935 年在美国出版。该书被公认为第一部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国民性格、精神生活及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在国际文坛及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缘起
这部作品的诞生与美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的促成密切相关。赛珍珠曾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底层社会抱有深厚的同情。1930年7月，她携带在南京创作的《大地》（The Good Earth）书稿赴美，该书于次年3月在纽约出版后引发轰动，并助力其荣获普利策小说奖。1933年10月，载誉归国的赛珍珠产生了一个构想：寻找一位具备卓越英文素养的中国作家，撰写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经过慎重考量，她最终邀请林语堂担此重任。
1933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赛珍珠受邀前往林语堂家中赴宴，胡适亦在座。席间，胡适因事先行离席，余下的宾主随即转入关于“外国作家描写中国题材”的讨论。谈话间，林语堂有感而发道：“我倒很想写一本书，阐述我对我国的真实感悟。”赛珍珠听闻后，当即以极大的热忱回应道：“你大可以一试！此次坦诚的交流促使林语堂下定决心，动笔撰写这部日后享誉国际的《吾国与吾民》。
写作及出版历程
林语堂于 1933 年冬动笔撰写《吾国与吾民》，至 1934 年盛夏在庐山避暑期间完稿，历时约十个月。彼时他正忙于创办《人间世》等刊物，这部英文著作实为他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完成的心血之作。
《吾国与吾民》脱稿后，林语堂第一时间将书稿寄予赛珍珠。赛珍珠读后大为惊叹，称其为一部“伟大的著作”，并欣然为其撰写序言。
1935 年 9 月，在该书策划者赛珍珠的鼎力支持下，由里查德·威尔什（Richard Walsh）主持的约翰·戴公司（John Day Company）正式出版。威尔什当时正热烈追求赛珍珠，这一背景也促成了该书在美的顺利面世。两人后于 1935 年结为连理。。1936 年，英国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再版该书。此后，该书被陆续翻译成俄、日、瑞典等多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1939 年，海涅曼公司出版了修订本，林语堂专门增补了《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一章，阐述其战时立场。
1936 年黄嘉德的译本在国内最为通行，由于该译本早于修订本，故未收录增补的第十章。直至 2000 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人》全译本，这是中国大陆首个收录完整内容的版本。
历史反响与学术评价
本书出版后迅速在美引发热议，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由中国人撰写的、具备坦诚与客观视角的佳作。（《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副刊第一版上发表的克尼迪（R.E.Kennedy）的评论文章。）《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克尼迪（R. E. Kennedy）在书评副刊头版撰文称：“唯有中国人才能够如此坦诚、信实且毫无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星期六文学评论》：汉学家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评价道：“林语堂笔锋温和幽默，该书不仅是英文撰写的中国题材著作中的翘楚，更对中国有着灵敏且真实的理解。”
相比于海外的一致好评，国内文坛对该书及林语堂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许多人认为林语堂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是华人的荣光。同时亦有部分持激进立场者将其书名讽喻为《卖Country and People》（即“卖国卖民”），指责其向西方示弱。这种以讹传讹的偏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公众对该书的真实认知。
面对非议，林语堂长期保持缄默，直到三十年后才在《论足赤之美》一文中剖析了创作初衷。他借由美国商务参赞想拍摄白髯老人却被误解为羞辱的轶事，恳切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中国自有顶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固不在西装革履间也。”他强调，只有敢于正视真实的中国，才能真正展现中国文化不依附于西方审美的高格与底蕴。
核心内容与思想价值
本书以跨文化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主要涵盖以下四个维度：
- 国民性分析：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独到且犀利的剖析。
- 哲学思辨：对儒、释、道三大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宏观评价与中西对比。
- 社会政治观：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生活形态进行了深入评说。
- 艺术鉴赏：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表现及其美学内核进行了系统阐述。
思想内核与现实意义：
尽管林语堂在书中不避讳中国社会存在的保守与消极面，但其出发点基于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并非有意丑化，而是旨在通过剖析“国民性”引发国人的警醒与反思。他敏锐地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概括为“情理”二字，这一论断至今仍被视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精准钥匙。
版本与关联：
衍生版本：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人的智慧》实为本书的精选节录本，侧重于哲学与处世智慧部分。
文学关联：在探讨国民性的谱系中，本书常被拿来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进行对比。不同于柏杨式的激愤与批判，林语堂更多了一份“幽默”的智慧与温情的回望。
晚年恩怨与决裂
1953年，林语堂发现由赛珍珠夫妇经营的约翰·戴公司（John Day Company）收取的海外版佣金比例高达 50%，远超当时业界普遍的 10%，且著作版权仍归公司而非作者个人所有。林语堂随后委托律师坚决追讨著作版权，对此，赛珍珠感到十分震惊，并在给林语堂次女林太乙的电话中直言：“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双方一度准备对簿公堂，后经友人汉克·荷兹（Hank Holz）夫妇居中调解，约翰·戴公司最终同意将版权归还给林语堂。1954年，林语堂在前往南洋大学任校长前曾发电报向赛珍珠告别，但未获回复，这让他痛感“看穿了一个美国人”。1955年，林语堂将新书 《远景》（Looking Beyond）交由普兰蒂斯·霍尔公司（Prentice Hall Inc.）出版，此举标志着他与赛珍珠持续二十年的合作关系及友谊彻底破裂。。
注釋
参考文献
*《国学大师丛书·林语堂评传》，刘炎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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