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晚清時中國官員發起和推動的改革運動，歷時35年，領導人包括奕訢、文祥等中央官員，以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撫，他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或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中，認識和體會到西方人的船堅炮利，武器與裝備先進精良，決心要學習製造洋人的槍炮與汽船等器械的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求富國強兵及抵禦外侮。洋務運動中後期，運動範圍從軍事擴展至創辦一些民用企業，如船運、電報、鐵路、紡織等，並用官督商辦的方式吸引民間資金參與，但拒絕讓私人參與經營企業。洋務運動經費來源主要是海關關稅及釐金，主要項目包括總理衙門、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留美學童計劃、輪船招商局、北洋艦隊等，過程中飽受守舊派官員的批評，最後因甲午戰爭慘敗而告終。洋务派深信中國文化價值的優越性，主張「中體西用」，沒有嘗試改革政治、教育制度或引進西方文化，被後世視為眼界較為狹窄和短視，而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作風也嚴重打擊了改革的成效。史家認為慈禧太后領導無方，要為洋務運動的失敗負上最大責任，加上吏治敗壞、國家貧弱，社會風氣保守等因素，使洋務運動失敗收場。後人對洋務運動評價較低，認為洋務派「反動」及賣國，也有史家指出此運動標誌著中國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開始，亦不無成果。
詞源
「自強」一詞出自《易經》「君子以自強不息」；在晚清，1861年（咸豐十一年）1月奕訢首先提出要「自強」，自此「自強」一詞不斷在奏摺、諭令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出現。「洋務」一詞主要涵蓋處理外交及引進技術兩方面。奕訢掌管總理衙門後，把與外國交涉的「夷務」改稱「洋務」，之後與歐洲有關的新鮮事物都統稱為「洋務」。「洋務運動」一詞則見於1938年何幹之《中國啟蒙運動史》，此後為學者廣泛使用。
起因
洋務運動的要求，始於少數朝廷大臣對中國需要革新的警覺。太平天國戰爭也直接激發洋務運動，清朝為了戰爭的需要，重用有練兵、籌餉的經驗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督撫，促成推動洋務運動的條件。對目光遠大的人來說，造船成為求生必不可缺之途。洋务派官員要揭開製造船艦和槍炮的秘訣，以求打破西洋人對軍力的壟斷，短期目標是剿滅太平天國，終極目標是自強更生。洋務運動所注重的項目從製造西式武器，再推廣到與洋人爭「利權」，求國家的富強：
為了維持和平，中國必須增強國力，軍隊在訓練和裝備上能與西方軍隊並駕齊驅。
理念
魏源名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代表了洋務運動的精神動力，李鴻章說：「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1860年（咸豐十年）西洋火器之利，給奕訢和文祥留下難忘的印象，他們認為中國之所在以對外戰爭中敗績，不盡由於不善治兵、將士不用命，而實乃器械不良、裝備不善所致；相信只要有少許炮艦，就不難擊敗太平軍；若要抵禦外侮，就必須採用西洋火器、船艦和訓練軍隊的方法。李鴻章留意到西方選用和訓練人才的方法，歸結到要求自強，必須調整現存用人與教育制度，故建議設學堂教授數學與科學。李鴻章認識到僅憑製造船炮，不能使國家變強，船炮的運用有賴於工業製造、礦業和現代交通等的支持。張之洞也了解到軍事武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強調富強以工商為先，而發展工業尤當在商業之先。官員俱認為，工業和現代實業極為重要，不可容許由私人或商人經營，要保持傳統秩序不變。惟李鴻章是注重霸術的政治家，思想中只有富強的意識，談不上中學為體，甚至有用夷變夏之意。而其他守舊督撫對洋務都缺乏真正的熱忱和興趣。
同文館
同文館於1862年（同治元年）經奕訢提議在北京開辦，原本設計為一所聯合教授西文和中文的學校，其創立是為了回應英法《天津條約》中關於英語和法語為條約唯一正本的規定，中國因而需要語言專家，以免依賴洋人翻譯和英語欠佳的廣東通事。同文館一開始延聘一名英國傳教士、一名法國傳教士及俄國外交使團中的一名翻譯教授外語，後來添加了德語。此外同文館也教授中文。由於科舉取士制度並無改變，這三間新學堂都面對同一問題：如何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北京同文館學生三年期滿畢業後，得比照八或九品官職任用，若能通過考試，得擢升為七品，並在京城任主事職，但上海和廣州學堂的學生則無此優遇。廣方言館要求學生三年期滿畢業，成績優良者准視同附生（生員中等第較低者，有資格參加省試）；而廣州同文館則應允畢業生可在譯員與監生資格中擇其一。結果政府雖花費津貼，讓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的學生學英文和算學，但學生仍耗其精力於八股文寫作與鄉試上。
江南製造局不僅鑄造槍炮，亦製造船舶，並開設翻譯館。在1875年（光緒元年）至1877年（光緒三年）間，只有4艘船下水，從外資手中奪回沿海和長江的水運權。李鴻章不希望招商局是政府壟斷的純官方企業，使用「官督商辦」一詞，尋求一種官商合營的經營辦法，採用中國傳統模式：企業僱用經理，賦予全權，股東不干涉日常業務，僅一年一次審查業務。李鴻章並允許經理人員自由辦理業務，輪船招商局能成功與外商競爭，且於1877年（光緒三年）因買得旗昌洋行所屬輪船公司的船隻，而使噸數大增，醇親王任「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雖然已和伊藤博文簽署天津條約以解決朝鮮問題，但他仍深信中國遲早必與日本發生衝突。在官督商辦的企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電報總局，資本來自私人資金，政府也會在一開始提供部份資金或貸款。
得失
成就
洋務運動標誌著工業化的開始，播下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種子。康有為等主要改革者都購買這些科技書籍。洋務運動也缺乏整體協調，由省級督撫在沒有中央規劃和協調的情形下發動，各省的洋務倡導人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互相競爭，地方主義意識和急於自我保護的傾向非常頑固，以致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在中法戰爭中拒絕救援福建水師，而在甲午戰爭期間，北洋艦隊獨力抗擊日本海軍，南洋水師竟保持「中立」}}
慈禧太后擅長政治手段，官督商辦企業則完全在「官僚資本控制之下」，阻止民間資本自由發展。1949年後，范文瀾和胡繩對洋務運動的看法略有改變，承認其在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有限作用。1949年至1978年間，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洋務運動基本上採取否定態度，多遵循范文瀾與胡繩的觀點。1950年代出版的書籍都認為洋務運動「反動」和賣國。
牟安世認為洋務運動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並以軍事為中心的運動」。姜鐸則肯定洋務運動的目標，指出清政府鼓勵商人投資的政策，「刺激和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與發展」，「反映和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新方向」，洋務運動也有「進步與積極的一面」。其後許多學者反駁姜鐸的觀點，堅稱洋務派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對外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對內服務於鎮壓人民革命、維持封建統治的目的」。段本洛認為洋務運動對生產力「雖有促進一面，但主要是阻礙」。馮友蘭認為洋務運動表面上「把中國的近代化推進了一步，其實是延遲了中國的近代化」。在1980年代，學者對洋務運動的整體判斷意見不一，同情洋務派的，往往強調洋務運動有助資本主義產生。一般的共識是，洋務運動是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化」和「從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的開端。徐泰來顛覆了傳統對洋務運動的革命式解釋，指出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經濟利益、抵禦外侮和「制洋人」；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給了官僚、地主和商人提供投資近代企業的機會，有助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起到保護民族資本的作用。夏東元亦強調洋務運動抵抗外侮的意義。日本學者曾批評洋務運動「反動」和賣國，溝口雄三反駁此說，認為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與工業化。
参考文献
延伸閱讀
*
*
*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