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

風險通常被理解為「對目標之不確定性的效應」，指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某些事件或情況可能發生，其結果一旦出現，將對個人或組織的目標、決策或其他重要面向產生影響，所謂「影響」可以是正面、負面，或是偏離原先預期的結果。此一概念強調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及其潛在後果，而非結果是否必然發生，因此風險理論成為分析行動後果與決策影響的重要工具，並廣泛應用於不同制度與實務情境之中。

风险评估與风险管理在不同實務領域中具有顯著差異，例如商业、经济、環境、金融、信息技术、醫療、保險、安全與隐私等領域，皆依其專業需求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與處理原則。在組織治理層面，國際標準如提供了通用性的風險管理原則與指引，用以協助組織系統性地識別、分析與處理所面臨的風險。不同學術界別及專業機構，例如經濟學家、行為科學家、風險理論研究者、統計學家與精算師，皆基於各自的研究目的與分析方法，形成不同的風險概念並提出各自的詮釋。

在較為傳統的定義中，風險被界定為與損失發生相關的不確定性，即對某種不利結果是否出現缺乏確定認知。例如，交通事故致死、吸烟導致肺癌等情境，皆被視為存在風險，原因在於其結果並非必然，而是處於可能發生亦可能不發生的不確定狀態。如果結果是必然的（無論好壞）則為「事實」或「定數」。在此意義下，風險並非指結果本身，而是指結果尚未確定之前所處的狀態。對「風險」的界定一般以「事件」作為分析核心，此一取向亦反映於以及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所提出的風險定義之中。風險之所以得以顯現，必須以某一事件的發生為前提，因此，風險可被理解為一種「未經計劃而發生，且帶來非預期後果的事件」。這一定義隱含讀者對風險管理已有一定認識，因此在日常生活層面上並不容易直接應用；其實際意義及操作方式，往往需要在更完整的風險管理框架下才能清楚理解。相較之下，英國的風險管理學會（Institute of Risk Management，IRM）將風險界定為「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與其後果的組合」，而相關後果可以是正面或負面，這一定義具有較大的實用性及適用範圍，亦較容易應用於組織管理及日常決策之中。企業風險管理的核心理念，在於透過整體配置與組合，利用不同風險之間的關聯性來降低企業的整體風險水平。只要各類風險並非完全同步變動，風險之間便可能互相抵銷，從而提升整體穩定性。若部分風險之間呈現負相關關係，整體風險的降低效果尤為明顯。企業金融風險的處理往往涉及較為複雜的工具與技術，例如對沖安排、衍生金融工具、期貨及期權合約等。部分企業亦會設立專責職位，如風險總監或由財務主管兼任相關角色，負責統籌與管理企業的金融風險。

個人風險
個人風險（personal risks）是指直接影響個人或家庭的風險，包括可能導致工作收入的喪失或減少、額外支出的增加，以及既有財務資產的耗減。這類風險往往與人生不同階段的經濟保障密切相關，例如過早死亡可能中斷家庭主要收入來源，退休後收入不足會影響晚年生活保障，健康狀況惡化可能帶來高昂的醫療費用，而失業則會在短時間內削弱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因損害他人財產或導致顧客受傷而被起訴，亦可能因僱傭關係中的歧視行為或性騷擾指控而面臨法律風險。此外，侵犯版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行為，同樣可能引致高額索償。另一方面，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亦可能因被指失當管理或導致財務損失，而遭股東或其他相關人士提出訴訟。

業務收入損失亦是企業須高度關注的重要風險之一。當商業財產因實體損壞事故而遭破壞，例如因自然災害而無法使用時，企業可能需要停業數月以進行修復或重建。在停業期間，企業不但無法正常營運，亦會失去原本可得的業務收入，包括利潤、出租物業所帶來的租金收入，以及因市場流失而產生的長遠經濟損失。

依影響時間
按照風險影響的時間框架，可將風險區分為長期風險、中期風險及短期風險。這種劃分有助於從策略、戰術及日常營運層面，全面審視組織的風險狀況。這些風險既可能帶來不利後果，亦可能蘊含潛在機會，因此風險管理並不限於單純避免損失，而是需要在風險承擔與價值創造之間作出平衡。在實務上，風險管理會綜合考慮創新活動、環境與安全因素、科學實證、組織文化、政治環境及法律規範等多方面因素。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風險管理中的關鍵環節，其目的在於支援決策者判斷應如何處理各類風險。根據ISO 31000的界定，風險評估是一個整體過程，由風險識別（risk identification）、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及風險評價（risk evaluation）三個相互銜接的階段構成。風險識別是指找出、確認及記錄風險的過程，當中包括辨認風險來源、可能發生的事件、其成因以及潛在後果。在安全管理領域，這一階段常被稱為危害識別（hazard identification），強調對已知危害來源的系統性檢視 。

在完成風險識別後，風險分析隨之展開，其重點在於理解風險的性質，並估計風險水平。這一過程通常會結合過往事故或事件的數據，分析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其結果為後續判斷提供量化或質化基礎。風險評價則是在既定的風險準則下，將估算出的風險水平加以比較，以判斷其重要性，並決定是否需要採取進一步的風險處理措施。在實際執行上，降低風險往往意味著增加控制措施，而這通常會帶來成本上升或操作不便，因此完全消除風險在多數情況下並不可行，甚至未必理想；在某些情境下，組織反而可能選擇承擔較高風險，以換取具吸引力的回報。

英國健康及安全局所提出的「風險可容許性」框架，為風險評價提供了一個具體示例。該框架將風險劃分為不可接受（unacceptable risks）、可容忍（tolerable risks）以及普遍可接受（broadly acceptable risks）三類，強調在可容忍風險範圍內，應在最低合理可行的前提下盡量降低風險，並權衡進一步控制所帶來的成本與效益。

在風險管理實務中，風險迴避（risk aversion）、風險承受度（risk tolerance）與風險偏好（risk attitude）等概念，常用以描述個人或組織對風險承擔的取向。這些用語雖然在不同文獻中有細微差異，但一般均指向對風險的主觀接受程度。從行為取向而言，相關態度通常可概括為規避風險、中性看待風險，或主動，而這些取向將直接影響組織在策略選擇與資源配置上的決策模式。

風險處理策略
風險管理的技術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即風險控制與風險融資。風險控制（risk control）是指透過各種方法降低損失發生的頻率或減輕其嚴重程度；風險融資（risk financing）則是指為可能出現的損失預先安排資金來源。

《牛津英語詞典》認為，後古典拉丁語「resicum」、「risicum」等詞中表示「危險、風險」的用法，很可能源自後期古典拉丁語名詞「resecum」，推測其為古典拉丁語「resecare」衍生，原意為「切割之物」，進而引申為「岩石、懸崖、暗礁」，呼應海上航行或運輸的危險。這一解釋與早期英語及羅曼語系中多數「risk」用法的航海背景相符，但該演變過程涉及多個推測步驟，尚缺乏完整的文獻證據支持。亦有一種觀點認為，後期古典拉丁語「resicum」、「risicum」等詞可能源自阿拉伯語「rizq」的特定意涵，如「運氣、命運、偶然」；同時，中世紀希臘語「rizikon」被認為是從後期古典拉丁語「risicum」借來，但也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因為這兩個詞首次出現的時間大致相同。亞當·斯密1776年的經典著作《國富論》被視爲是經濟學的開端，雖然書中確實有提及風險，但其內容與風險直接關聯並不多，斯密對風險的描述指出：「從資本獲得的收入稱為利潤，如果資本由他人使用而非自己使用，則稱為利息……利潤的一部分自然屬於承擔風險的人，另一部分則屬於允許借用資本的人」。斯密沒有對其觀點進行深入闡述，但仍足以表明在斯密看來，風險與企業家的收入相關，由於人們願意承擔風險，高風險活動的利潤會降低。大衛·李嘉圖也指出，利潤下降會影響企業家的積累動機：「隨著利潤每下降一部分，企業家的積累動機便會減弱；當利潤低到僅能補償其『辛勞』與『風險』時，動機將完全消失」。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則指出：「利潤率遠高於利息率，這部分盈餘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風險的補償。若個人將資本貸出，風險極低；但若自行經營，資本始終暴露於部分或全部損失的危險，因此必須獲得補償」。由此可見，古典經濟學對利潤與企業家風險的本質存在共識，風險至少部分解釋了市場價格與商品成本之間的差異。他指出：「『風險』一詞在經濟學中尚未形成技術性的含義，但其意思與其他領域相同，即可能造成損失或傷害的機會。偶然性是風險的主要特徵。如果某個行為是否會產生不良後果存在不確定性，那麼進行該行為就是承擔風險」。他在解釋中使用「不確定性」一詞，並不是將不確定性納入定義本身，而是強調風險中所包含的偶然性。海恩斯對風險的討論表明，到1895年，「損失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loss）這一定義已被普遍接受。

在1890年至1910年間，一些經濟學家如约翰·贝茨·克拉克（J. B. Clark）、弗雷德里克·巴納德·霍利（Frederick B. Hawley）、托馬斯·尼克森·卡弗（T. N. Carver）等，對與利潤及分配理論相關的風險問題進行了討論。當時關於利潤的本質、利潤應支付給誰及其理由存在相當大的爭議，但主要討論集中於誰應被視為承擔風險的一方。部分經濟學家，尤其是弗雷德里克·巴納德·霍利，認為利潤是支付給企業家的報酬，以補償其承擔風險的行為；而其他學者則主張資本家在冒險投入資產時，才是實際承擔風險的人。對於這場爭論而言，其重要性並不在於利潤應支付給誰或為何支付，而在於這是學術界首次將「風險」作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主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的討論主要針對今日所稱的「商業風險」或「投機風險」，即涉及可能帶來有利或不利結果的風險，而非「純粹風險」，後者僅包含可能帶來不利結果的情況。奈特指出，為了保持可測不確定性與不可測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可以使用「風險」一詞來指代前者，而「不確定性」則用於後者。他認為，在日常用語中，「風險」通常被鬆散地用來指任何不利結果的未知情況，而「不確定性」則與有利結果相關；例如，人們會談論「損失的風險」與「收益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使用方式存在致命的歧義，因此需要明確化。將「風險」與可測不確定性或保險中概率的概念聯繫起來，有助於專門化這些術語。威廉斯與海因斯將風險界定為“結果的變異性”（variability of outcomes），並強調可透過統計方法（如標準偏差）量化不確定性，他們認為，如果一個事件的歷史數據呈現出較大的標準差，代表其結果分布較散，預測的準確度較低，因此「風險較大」。透過這種方式，管理者可以計算出「最大可能損失」或「信心區間」，而不僅僅是憑直覺判斷，使風險管理從描述性概念轉向可測量的科學分析。

傳統上，風險管理主要與利用保險市場，以保護個人和企業免受意外事故引致的各類損失。然而，當市場保險被認為成本高昂且對純風險的保障不完全時，1950年代出現了其他形式的風險管理方法作為替代方案。1970年代，衍生工具被引入作為風險管理工具，而隨著企業加強財務風險管理，這類工具在1980年代迅速普及。1980年代亦是國際風險監管開始的時期，金融機構開始建立內部風險管理模型及資本計算公式，以對沖未預期風險並降低監管資本要求。與此同時，風險管理成爲大型企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綜合風險管理概念逐步引入，並設立了首席風險總監（CRO）職位。

風險心理學
風險心理學旨在研究與理解個體在面對風險情境時所涉及的心理歷程，包括人們如何感知與評估風險的影響，以及如何建立有助於在不確定情況下作出合理判斷的理論框架。此一研究取向強調，風險並非僅是客觀機率或技術性問題，而是深受認知、情緒與行為偏誤所影響的人類判斷過程。在心理學取向下，對風險的理解有別於經濟學的出發點。於金融經濟學的分析中，風險通常被界定為預期損失或收益的規模，結合該結果的不確定性或波動程度。然而，人類對風險的感知並非僅依賴此類量化指標，而是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深刻影響。

美國聖克拉拉大學財務學教授（Hersh Shefrin）認為，心理因素在各類危機事件中的作用，往往比一般認知更為深遠。過去多起重大的風險管理失誤，包括金融危機與大型事故，其根源均可追溯至心理層面的問題。無論是自然災害、工業事故，抑或金融崩潰，事件的嚴重後果往往因人類在壓力與不確定性下的認知缺陷而被放大。這類心理問題容易導致決策失誤，並在多宗重大事故中有所體現，例如墨西哥灣鑽油平台爆炸事故、，以及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等，相關案例顯示，若未能妥善處理組織內部的認知偏誤與決策文化，即使具備技術能力，仍可能無法有效管控風險。

風險感知
（risk perception）是指個體對某一風險之性質與嚴重程度所作出的主觀判斷。從最基本的層面而言，風險感知可被視為一種直覺性的風險分析形式，並非依賴正式的統計計算，而是基於經驗、情感與直觀作出評估。成年人普遍具備一定程度的直覺風險理解，而此種能力並不必然僅限於人類。從歷史角度觀察，許多古代社會將不確定事件歸因於神意或命運，試圖透過祭祀或儀式影響神祇的行為，往往被視為早期因應不確定性的方式。隨著「風險」一詞的使用逐漸增加，反映人類對神授命運信念的動搖，並開始以世俗方式理解未來的不確定性。

風險感知有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是「恐懼因素」與「控制因素」。前者指個體對潛在後果的厭惡或恐懼程度，後者則涉及個體自覺對事件進程的掌控程度。當某一風險同時伴隨高度恐懼感與低度控制感時，其主觀風險評價往往顯著上升，例如核事故便常被視為極端高風險情境。相似地，人們往往在作為汽車乘客時，比起自己駕駛更容易對交通事故感到恐懼，即使理性上承認對方駕駛技術更為可靠。直覺性的風險感知往往並不精確，因其高度依賴，而這些捷思容易受到系統性認知偏誤的影響。其中，「」尤為重要，個體在判斷風險時，常以情緒反應取代理性分析，從而影響對風險大小的評估。另一項常見機制是「可得性捷思法」，即人們根據某類事件在記憶中浮現的容易程度，來判斷其發生機率。

以新聞報道爲例，依賴心理捷思判斷發生機率的結果，往往導致罕見但戲劇性的事故或死亡原因被高估，而常見卻缺乏新聞價值的原因則被低估。在此基礎上，媒體報道與公共討論可能形成所謂的「」，使原本影響有限的事件被不斷放大，最終演變為具重要性或關注度的社會議題。此外，人們在風險判斷中普遍表現出過度自信的傾向，容易高估自己對世界運作的理解，同時低估偶然性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具專業訓練的專家亦難以完全避免。其他影響風險感知的偏誤還包括對模糊性的不安，即在缺乏明確機率資訊時，傾向迴避相關風險。

在理論層面，心理學家（Paul Slovic）所提出的「心理計量典範」（psychometric paradigm）主張，風險並非客觀固定的量，而是由個體主觀建構，其感知受到可控制程度、災難性潛力及後果嚴重性等因素影響，並可透過問卷調查等方式加以測量。斯洛維克認為，人類評估風險時主要依賴直覺與情緒反應，單純以統計方式呈現災害，往往無法傳達其實質意義，亦不足以促使社會採取預防行動。此觀點獲得部分及進化心理學研究的支持。一般而言，被視為高風險的危害較難為公眾接受，亦更常被認為有必要加以降低。

將風險感知視為集體現象，認為不同文化會選擇性地關注某些風險、忽視另一些風險，以維持其既有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風險感知因此隨文化關注重點而異。此理論通常以個體對社會群體的依附程度，以及社會規範與管制的強弱，作為分析風險觀點差異的兩個基本維度。文化理論有助解釋為何持不同世界觀的人，往往難以就某一危害是否可接受達成共識，以及為何同一風險評估對不同群體的說服力有所差異。不過，現有研究中，支持文化偏向能強力預測個人風險感知的量化證據仍然有限。

決策理論
在決策理論的範疇中，「後悔」「及其預期往往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影響並不等同於風險厭惡。個體在作出選擇時，除了衡量可能的結果與其不確定性，亦會考慮日後是否因選擇不當而產生後悔情緒，從而獨立影響決策方向與行為結果。決策者如何對問題進行框架處理（framing）亦是風險評估中的核心難題。受限於有限理性，人類在面對機率極低但後果嚴重的事件時，往往難以作出直覺上的準確評估，從而傾向低估此類極端風險。以醉酒駕駛為例，這類致命車禍之所以頻生，部分原因在於駕駛者在建立決策框架時，往往會基於過度自信而近乎完全抹殺了發生嚴重意外的可能性。從神經科學角度分析，大腦的處理機制亦會影響風險感知。研究指出，右前額葉皮質傾向以較為整體或宏觀角度進行審視，而左前額葉則較多參與局部或焦點資訊的處理。為了修正這些因認知偏差而產生的預測失準，學者提出採用「」（Reference class forecasting）。這種方法透過分析過去類似案例的實際數據，能有效減少因主觀偏見而產生的風險誤判，從而令預測結果更符合現實。

参考文献
参见

• 风险管理
• 金融风险
• 作业风险
• 审计风险
• 信用风险
• 系统风险
• 系统性风险
• 全球灾难危机
• 风险评估
• 保险
• 固有風險
• 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