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畏之

杜畏之（），原名屠庆祺，别名杜沧白，河南永城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家。

生平
杜畏之原名屠庆棋。杜畏之是其1930年以后用的笔名，后以此名行。杜畏之生于小商人家庭。1919年考取开封欧美留学预备学校，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恶化，留学没能成行。杜畏之乃又到南京东南大学、开封中州大学学习，并在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青团。不久，受中国共青团组织派遣，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回到家乡，在永城创建了第一个中国共青团支部。杜畏之是高尔基小说《母亲》的第一个译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彭述之、王文元等人都去了海外。杜畏之留在了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杜畏之还找过中共党组织有关部门要求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托派头面人物刘仁静、李季的声明，同时配发措辞严厉的“编者按”，引用了斯大林的名言：“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谋、杀手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构雇佣的奸细。”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3岁生日后仅仅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公安机关同时开始“大肃托”，大批逮捕原托派分子。杜畏之被捕并被关进上海南车站路看守所。195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肃托”中被捕的人里，除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等4人“因罪恶太大，无法判决”（事实上是终身监禁）外，杜畏之是被判得最重的人。参加托派组织仅一年且从未担任职务的杜畏之之所以被判重刑，是因为杜畏之很出名，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名著。

据与杜畏之同为托派狱友的周仁生、王国龙回忆，杜畏之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任犯人中的翻译组组长，翻译科技资料。1963年，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发生中苏论战，中国方面缺乏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级翻译，参加过中共六大的陈伯达、康生想到杜畏之，乃派人将杜畏之解押北京秦城监狱，继续任翻译组组长。除文革期间，因秦城监狱关押人员太多，杜畏之曾被临时押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一年多外，杜畏之在秦城监狱关押了8年。

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发生。随后加紧对林彪集团成员陈伯达的审查。有人揭发陈伯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托派组织，揭发者是原中山大学学生王志凌及其前妻胡佩文。二人分别写材料证明陈伯达（在中山大学时名“陈尚友”）在中山大学期间曾参加托派组织，并向托派组织捐活动经费。这两份材料都登在中央专案组发的关于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康生的秘书李鑫领导的专案组也找到杜畏之，要求杜畏之写揭发陈伯达的材料以便“戴罪立功”。杜畏之却如实交代说，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情托洛茨基思想的人很多，杜畏之自己便是一个，陈尚友或许也有一点这种想法，但绝对无人加入过托派组织，这是因为中共党内当时根本没有托派组织，最早成立的中国托派组织是1929年在上海成立的“我们的话”派，这时杜畏之和陈尚友都已回国。后来陈伯达看到这些材料很感激杜畏之。

1972年10月，根据毛泽东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托派，杜畏之从秦城监狱获释。1976年恢复公民权。但此后杜畏之仍是公安机关档案中的“四类分子”，上海市公安局经常派人到他家查问。

1986年10月，乌兰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伍修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探访亲友的美籍华人高素明、罗南英夫妇。他们四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高素明在会见中介绍了在上海探望杜畏之的情况，并且转交了杜畏之致乌兰夫的信。杜畏之在信中请乌兰夫帮助摘掉自己的“四类分子”帽子，增加生活费以解决经济困难，改善住房条件，并表达了恢复工作的愿望。乌兰夫和伍修权随后致信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江泽民，建议将杜畏之的关系转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管理，在上海市的翻译单位或文史单位安排工作，并在政治上加以关心，并帮助解决其生活费和住房的问题。

198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乌兰夫、伍修权的亲笔信。1987年1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江泽民出面聘杜畏之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0年初，杜畏之加入上海翻译家协会。1992年6月，杜畏之逝世。

著作
主要译著有：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论》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
*高尔基《母亲》

论文有：
*《辩证法和相对论》
*《唯物论的防御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