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分治

在1947年發生的印巴分治（）是將英屬印度諸省劃分為兩個獨立的自治領：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印度自治領即為今日的印度共和國，而巴基斯坦自治領則演變為今日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與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此次分治涉及兩個省份 - 孟加拉與 - 的劃分，基準是各區內以非穆斯林（主要是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居民或是穆斯林居民佔多數。分治內容亦涵蓋兩個新自治領對英屬印度陸軍、、、鐵路及中央財政的瓜分。分治法源依據為，並導致英屬印度（或稱王冠統治時期）的終結。印度與巴基斯坦這兩個自治國家於1947年8月14日至15日的子夜正式成立。

隨著英屬印度的分治與英國人撤出南亞次大陸，《印度獨立法案》規定土邦解除與英國的及其他義務，同時英國亦放棄對土邦的責任，將決定權留給其統治者，由其決定加入印度或是巴基斯坦，或是保持獨立地位。印度開國元勳之一 - 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在1948年1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隨著宗主權失效，每個印度土邦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土邦併入兩個新自治領的政治整合進程始於1947年8月，而絕大部分的整合工作是在此之後才陸續展開。關鍵在於海德拉巴土邦、查謨和喀什米爾土邦等的統治者最初選擇的是獨立。

分治導致1,200萬至2,000萬人因宗教認同而被迫遷徙，在新成立的自治領間引發與大規模遷徙及相關的嚴重難民危機。分治前後及期間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關於死亡人數的估計仍存有爭議。截至2009年，估計數字仍維持在20萬至200萬之間。分治過程中的暴力本質，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營造敵對與猜疑的氛圍，至今仍對印巴關係產生困擾。

'印巴分治'一詞並不包括早前緬甸與錫蘭（今斯里蘭卡）脫離英屬印度行政管理的過程。這個用語亦不包括1947年至1954年間法屬印度各飛地併入印度的過程，以及1961年印度吞併果阿與其他葡屬印度地區的行動。於1947年，該地區的其他當代政治實體，如錫金、不丹、尼泊爾及馬爾地夫，均未受分治的影響。

1971年的孟加拉自巴基斯坦分離是巴基斯坦後續的分裂，而非印度的分治。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時期 (1905–1938)
1905年孟加拉分治
File:Hindu percent 1909.jpg|1909年印度教徒在英屬印度人口中的佔比。
File:Muslim percent 1909.jpg|1909年穆斯林在英屬印度人口中的佔比。
File:Sikhs buddhists jains percent1909.jpg|1909年錫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在英屬印度人口中的佔比。

則以黃色標示。]]

寇松勳爵在擔任印度總督的第二個任期時，於1905年將英屬印度最大的行政區劃 - 孟加拉管轄區 - 拆分為以穆斯林佔多數的，以及以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孟加拉省（即今日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比哈爾邦、賈坎德邦與奧里薩邦）。寇松的分治行為自威廉·本廷克勳爵時期起就曾被歷屆殖民政府考慮過，但並未付諸行動。這項分治舉措對印度民族主義政治的轉化作用是前所未有。這些暴力行動收效甚微，因為大多數計劃好的襲擊不是被英國人阻止，就是以失敗告終。當加爾各答受過英文教育的學生回到故鄉村鎮後，動亂隨而蔓延到孟加拉周邊地區。隨著等組織的年輕人開始向公共建築投擲炸彈、發動武裝搶劫並刺殺英國官員，對寇松而言，英國人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來便一直對穆斯林存有焦慮，尤其考慮到穆斯林在1857年印度起義與第二次英國－阿富汗戰爭中對抗英國的歷史。這種憂慮促使他渴望拉攏東孟加拉的穆斯林人口。

各地的穆斯林領袖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來的三十年裡，即間歇性地感受到來自新興印度教政治與社會團體的敵意。而且對普查中的穆斯林人數感到不安，而組織"改宗"活動，以歡迎穆斯林回歸印度教信仰。最後，以東孟加拉最具影響力的地主家族領袖 - 達卡納瓦布為首的穆斯林精英們意識到，建立一個以穆斯林為主體的新省份，將能直接為追求政治權力的穆斯林群體帶來利益。印度的國際形象為之提升，並在1920年代持續上升。與此同時，這些變化在印度國內也激起印度人爭取更大自治權的渴望，這種訴求在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領袖階層中尤為強烈。聯盟與國大黨因簽署《勒克瑙協定》而並肩作戰，共同提出由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印度民族運動代表人物及國大黨早期領袖）及其支持者倡導的擴大自治建議。國大黨承認穆斯林在省立法會及中擁有單獨選區的權利作為回報。全印穆斯林聯盟於1916年時僅有500到800名成員，尚未具備往後數年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的廣泛影響力。而勒克瑙協定在聯盟內部也未獲得一致支持，其談判主要是由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的一群"青年黨"穆斯林所主導，其中以信奉泛伊斯蘭主義的穆罕默德·阿里·祖哈爾與紹卡特·阿里兩兄弟最為知名。隨後，英國政府與議會展開進一步討論，加上選舉權與職能委員會針對選民資格進行再次視察，最終於1919年12月通過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亦稱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理論強調，正是宗教信仰的差異，造就兩者之間深遠的文化與社會鴻溝。在政治動機上，這套理論呈現出不同的層次。部分職業政治家以此為籌碼，試圖在英國結束殖民統治後，為穆斯林群體爭取，並鞏固政治利益。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保存"穆斯林印度"（Muslim India）文化主體的關鍵手段。兩國理論作為巴基斯坦運動的理論基石，不僅催生建立穆斯林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更是導致1947年印巴分治的根本原則。

在1906年成立全印穆斯林聯盟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於1883-1899年間擔任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穆罕默德安格魯東方學院院長）支持兩國理論。另一位支持此理論的英國官員是勛爵。貝克與莫里森都認為，實行多數統治的議會制度對穆斯林不利。

雅利安社領袖拉拉·拉志巴特·拉伊於1924年提出他自己版本的兩國理論，以形成"將印度明確劃分為穆斯林印度與非穆斯林印度"。由於西北邊境省（2010年後改稱開伯爾-普什圖省）科哈特（Kohat）發生針對印度教徒的騷亂，讓他對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的信心消磨殆盡，轉而深信唯有分治才是解決之道。

W.D.薩瓦卡最初在其1923年發表，論及印度教性，名為Essentials of Hindutva的意識形態手冊中，提出兩國理論的雛形。這本手冊成為印度教性（Hindutva，一種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奠基文本。薩瓦卡於1937年在印度教大會（Hindu Mahasabha）於亞美達巴德舉行的第19屆會議期間，宣稱："今日的印度不能被假定為一個中央集權且同質的國家。相反的是印度主要存在兩個民族：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薩瓦卡的理論是數個印度教性組織的靈感來源，它們各有不同的訴求，包括將印度穆斯林重新定義為非印度的外來者及印度的二等公民、將所有穆斯林驅逐出印度、在印度建立合法的印度教國家、禁止印度教徒改宗伊斯蘭教，以及推動印度穆斯林皈依或回歸印度教。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於1940年採納一套將宗教視為定義印度穆斯林民族地位之關鍵的意識形態。他將此視為穆斯林為建立巴基斯坦而產生的覺醒。但真納當時反對將旁遮普與孟加拉進一步劃分，轉而主張將這兩個省分完整併入巴基斯坦，且不遷徙境內任何居民 - 無論其身分是錫克教徒還是印度教徒。薩瓦卡於1943年公開表達支持真納，他聲稱："我對真納先生的兩國理論沒有異議。我們印度教徒本身就是一個民族，而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是兩個民族，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在此情況下，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 即徹底清空穆斯林多數區的印度教徒，並遷走印度教多數區的穆斯林 - 被視為實現徹底分離的理想步驟，而讓這兩個"無法和諧共存"的不相容民族完全脫離接觸。

（一位支持統一印度的穆斯林）一同在白沙瓦的一場支持獨立的集會上現身（1938年）。]]

對此理論的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單一印度民族"的概念，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是兩個交織在一起的群體。這是現代官方奉行世俗主義的印度共和國的立國原則。即使在巴基斯坦建國後，關於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是否為不同民族的爭論依然在該國持續。第二種反對意見則認為，雖然印度人並非單一民族，但次大陸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同樣也不是單一民族，相反地，次大陸上相對同質的省分單位才是真正的民族，並理應享有主權。這一觀點由俾路支人提出，並得到兩國多個亞民族的共鳴：在巴基斯坦有信德人與普什圖人，在印度則有阿薩姆人與旁遮普人

穆斯林家園，省級選舉：1930–1938
、萨洛季妮·奈都、阿卜杜勒·加法爾·汗與毛拉·阿扎德出席1940年國大黨拉姆格爾會議。阿扎德在該次會議中第二度被選為主席。]]
和利雅卡特·阿里·汗兩位聯盟核心人物共同主持的會議上，對於一項決議進行附議。]]

巴基斯坦獨立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喬杜里·拉赫瑪特·阿里於1933年編寫一本題為《現在或是永不（Now or Never）》的手冊，首次創造"巴基斯坦"（Pakistan，意為"清淨之土"）的用語，領土涵蓋旁遮普、西北邊境省（阿富汗尼亞）、喀什米爾、信德與俾路支斯坦。當時並未引起政治關注，稍後，一個向印度憲制改革議會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d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s）提交意見的穆斯林代表團對巴基斯坦的構想不屑一顧，稱其為"幻想且不切實際"。

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32年接受B.R.安貝德卡的要求，允許"落後階級"（Depressed Classes）在中央與省立法機構中擁有單獨的代表權。全印穆斯林聯盟支持這項"社群裁決"，因為它具有削弱印度教種姓領導層的潛力。被視為達利特權利主要倡導者的聖雄甘地隨即開始絕食，以勸說英國人廢除單獨選區的措施。由於甘地的生命受到威脅，安貝德卡不得不為此讓步。

兩年後，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引入省自治，將印度的選民人數增加到3,500萬人。更重要的是法律與秩序事務首次從英國當局移交給由印度人領導的省政府掌管。加深穆斯林對最終被印度教徒統治的焦慮。全印穆斯林聯盟於中，在穆斯林少數省份（如阿格拉和奧德省）表現最為出色，在64個保留給穆斯林的席位中贏得29個。在穆斯林佔多數的旁遮普與孟加拉地區，地方性政黨的表現超過聯盟的。在旁遮普，由領導的贏得選舉並組成政府。此政府在印度國民大會黨與的支持下，執政長達五年。而在孟加拉，全印穆斯林聯盟則不得不與領袖A·K·法茲勒·哈克所率領的聯盟分享權力。

另一方面，國大黨在總共1,585個省議會席位中贏得716席，得以在英屬印度的11個省份中的7個組建政府。國大黨在其宣言中堅持認為對大眾而言，宗教問題的重要性不及經濟與社會的。選舉結果顯示國大黨僅角逐總共482個穆斯林席位中的58個，且僅贏得26席。國大黨在獲勝的阿格拉和奧德省提出與聯盟分享權力，條件是聯盟停止僅作為穆斯林代表的角色，但遭聯盟拒絕。事後此被證明是一個錯誤，因為如此導致國大黨與穆斯林大眾進一步疏遠。此外，新的阿格拉和奧德省政府頒佈護牛令，並推廣使用印地語（穆斯林主要使用烏爾都語）。當該省的穆斯林菁英看到新"國大黨統治"下的混亂景象時 - 如大量農村民眾湧入政府辦公大樓，在視覺上與行政官員或執法人員幾乎無法區別，徹底模糊殖民時期嚴謹的官民界線。這種景象對於長期習慣於大英帝國秩序、階級分明且講究行政威嚴的穆斯林精英而言，不僅是秩序的崩塌，更象徵他們所熟悉的政治權威已不復存在。

全印穆斯林聯盟對國大黨執政省份下穆斯林的境況進行調查。這些調查結果加劇穆斯林大眾對未來受印度教徒統治的恐懼。此時穆斯林在國大黨主導的獨立印度將遭受不公對待的觀點，已從精英階層的憂慮擴散，正式成為穆斯林社會公共輿論的核心議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 (1939–1947年)
、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爆發，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勛爵在未諮詢印度領導人的情況下，代表印度宣佈參戰，導致國大黨各省內閣集體辭職，以示抗議。相比之下，在國家贊助下運作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則組織"解放日"慶祝活動（慶祝從國大黨統治中解放），並支持英國參戰。當林利思戈與民族主義領導人會面時，他給予穆罕默德·阿里·真納與聖雄甘地同等的地位，並在一個月後將國大黨描述為一個"印度教組織"。

真納於1940年3月在聯盟於拉合爾舉行的為期三天的年度會議上用英文發表兩小時的演講，闡述兩國理論的論據。現代歷史學家塔爾博特（Ian Talbot）與辛格（Gurharpal Singh）在後來的研究中指出，真納當時的主旨是將"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形塑為兩個水火不容且內部高度統一的宗教實體 "，基於此觀點，任何未能滿足穆斯林訴求的政治方案，都將無法付諸實行。聯盟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通過後來被稱為《拉合爾決議》（有時也稱為"巴基斯坦決議"）的文件，要求"穆斯林在數量上佔多數的地區，如印度的西北部和東部地帶，應合併組成獨立的國家，其組成單位應是自治且擁有主權的"。雖然聯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立，但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在南亞穆斯林中取得廣泛的支持。

八月提議，克里普斯使團：1940–1942年
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勛爵於1940年8月提出一項方案，即史稱的"八月提議"，承諾在二戰結束後授予印度"自治領"地位。當時林利思戈並未認真看待建立巴基斯坦的構想，他推測真納的真正訴求並非獨立建國，而是一套能避免被多數印度教徒統治的"非聯邦化"行政安排。為安撫穆斯林對"印度教徒統治"的恐懼，"八月提議"特別承諾：未來在制定新憲法時，必然會充分考慮少數群體的意見。然而這項提議最終落得兩頭空：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皆對此感到不滿，並雙雙於9月予以拒絕。國大黨隨後更重啟公民不服從計畫，讓印度的政治僵局進一步惡化。

隨著日軍在1942年3月攻陷新加坡，並迅速向馬來半島推進。時任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面對日益危急的戰局，加上美國對印度獨立表達支持，迫使其採取行動，派遣下議院領袖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克里普斯提出英國願以戰後授予印度"自治領"地位為條件，換取國大黨支持參戰。克里普斯為鞏固既有的盟友 - 包括穆斯林聯盟、聯合黨 (旁遮普)與各土邦王公 - 在提議中加入一項關鍵條款：規定未來英屬印度帝國的任何行政單位，均不得被強迫加入戰後的自治領。然而這項折衷方案最終宣告失敗。穆斯林聯盟拒絕這項提議，認為該條款仍不足以落實"巴基斯坦原則"。而國大黨也因該條款可能導致印度分裂而予以否決。國大黨自1885年成立以來，從最初由律師組成的精英團體，在1920年由甘地加入，並轉型後，已發展成為擁有數百萬成員、自視為代表全印度所有信仰的群眾運動。

"退出印度"決議：1942年8月
國大黨於1942年8月發起"退出印度"決議，要求英國立即進行激進的憲制變革。英國人對此嚴陣以待，將其視為自1857年印度起義以來，對其統治最嚴重的威脅。由於當時全球戰爭已分散英國的大量資源與注意力，焦慮的殖民當局立即將國大黨領袖監禁，並將關押期延續至1945年8月，穆斯林聯盟在國大黨領袖身陷囹圄的三年之間，獲得向大眾自由傳播其主張的絕佳機會。其成員數量在戰時呈現爆發式增長，真納本人也對此坦言："這場無人歡迎的戰爭，最終被證明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雖然當時仍有許多舉足輕重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例如國大黨主席阿布·卡拉姆·阿扎德，以及具備強大地方影響力的領袖：包括孟加拉左翼的阿布·卡西姆·法茲勒·哈克、代表旁遮普地主勢力的聯合黨 (旁遮普)領袖西坎達爾·哈亞特·汗，還有開伯爾-普什圖省（在2010年前稱為西北邊境省）親國大黨組織（俗稱"紅衫軍"）的創始人阿卜杜勒·加法爾·汗。然而，英國當局越來越傾向於將穆斯林聯盟視為印度穆斯林的主要代表。穆斯林聯盟對巴基斯坦的訴求，與英國當局及國大黨之間形成三方對立的局面。

工黨贏得英國大選中後的非殖民化決策：1945年
工黨於1945年英國大選中獲勝。由克萊門特·艾德禮領導的政府宣誓就職，斯塔福·克里普斯與佩西克-勞倫斯勛爵也進入內閣。新政府中許多人（包括艾德禮）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印度非殖民化。政府國庫因二大戰而耗盡，英國民眾對需求巨大的遠方事務似乎並不熱衷。英國政府於1945年底決定結束在印度的統治，於1947年初宣佈意圖不晚於1948年6月會將權力移交。艾德禮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之所以迅速重啟自治進程，是因為他預料戰後亞洲的殖民統治將面臨來自民族主義運動與美國的新一波反對，同時他的財政大臣也擔心戰後的英國已無力負擔龐大帝國的駐軍費用。

1946年印度省級選舉
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自1920年代起便對印度獨立深感興趣。他身邊環繞著多位與維賈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印度政治人物，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妹妹）及"印度聯盟"（India League，總部設於倫敦的政治游說團體）關係密切的工黨政治家，且多年來一直支持該運動。如今他執掌政權，而將處理印度問題列為政府的首要任務。他派遣由印度事務大臣佩西克-勞倫斯勛爵率領的內閣使節團前往印度，其中還包括四年前曾訪問印度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該使節團的目標是為印度的獨立安排一場有序的權力交接。然而這股不穩定的氣氛隨即引發由印度籍水兵主導的更廣泛抗爭。由於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領袖擔心武裝暴動會破壞有秩序的權力移交，遂向兵變者遊說，保證他們結束抗爭後不會受秋後算帳，而成功說服水兵投降。這些兵變在兩大政黨的介入下，最終並未演變成推翻殖民統治的大規模革命。

印度於1946年初舉行新一輪的全國大選。此時恰逢一場引起全印憤慨的軍事審判：在二戰期間，由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領導、試圖透過武力爭取獨立的印度國民軍（INA）在戰敗後，其三名高級軍官 - 穆斯林籍的、印度教籍的普雷姆·薩加爾（Prem Sahgal）與錫克教籍的古魯巴克什·辛格·迪隆（Gurbaksh Singh Dhillon）- 被控叛國罪，並在德里紅堡受審。國大黨領導層在戰爭期間從未支持過與日軍結盟的印度國民軍，但為順應強大的民意並在選舉中取得優勢，他們轉而選擇組建律師團，為這三名軍官辯護。而成功營救印度國民軍成員，也讓國大黨在隨後的大選中贏得極高的民族聲望。

到1946年，英國統治對大多數印度人而言已完全失去合法性，該年的選舉結果提供確鑿的證據：國大黨在非穆斯林選區中囊括91%的選票，不僅在中央立法機構中贏得多數席位，更在八個省份成功組建政府。使得國大黨在多數印度教徒眼中，已成為英國政府法定的合法繼承者。在這些選舉結果公佈後，如果英國人仍想繼續留在印度，活躍的印度政界人士是否仍會默許，將大存疑問，而當時許多農村地區的印度人可能仍接受英國統治。與此同時，穆斯林聯盟也展現強大的動員能力，不僅贏得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選票，更橫掃省議會中大部分的穆斯林保留席位。穆斯林聯盟在中央議會中甚至拿下所有的穆斯林席位。

內閣使團：1946年7月
，最右側為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

穆斯林聯盟最終徹底擺脫1937年大選時的低迷表現，得以實現真納長期以來的主張 - 即由他本人與聯盟代表全印度的穆斯林，真納隨即將此次投票結果解讀為大眾對建立獨立家園（巴基斯坦）的強烈要求。然而，當地的組閣局勢卻讓緊張氣氛進一步升級：穆斯林聯盟除在信德與孟加拉外，無法在其他省份組閣。而在具有指標意義的西北邊境省，是由國大黨成功組閣。至於最為關鍵的旁遮普省，則由國大黨、錫克教徒與聯合黨 (旁遮普) 組成聯合政府，穆斯林聯盟被排除在外。

雖然英國當局不贊成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但他們非常看重由單一聲音代表全印度穆斯林所帶來的交涉便利。英國原本希望印度及其軍隊維持統一，以便將其留在其"帝國防禦"體系內。然而由於印度兩大政黨無法達成共識，英國遂設計 《1946年印度內閣使節團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英國希望透過這項計畫，在保留國大黨所渴望的統一印度的同時，藉由"省份分組"制度，在實質上滿足真納對巴基斯坦的要求。方案構思一個由三組省份組成的聯邦架構：其中兩組由穆斯林佔多數的省份組成，第三組則為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地區。各省在此架構下享有高度自治權，中央僅保留國防、外交與通訊的控制權。此提案並未承諾給予一個完全獨立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最終仍接受建議。這本是保留印度統一的最後機會，但以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為首的國大黨領袖認為這種架構會導致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尼赫魯於1946年7月10日發表一番"挑釁性演講"，明確拒絕省份分組的構想，這番話實質上摧毀內閣使節團計畫，也讓統一印度的前景徹底破滅。

直接行動日：1946年8月
內閣使團計畫破裂之後，真納於1946年7月在孟買家中舉行記者會。他宣佈穆斯林聯盟正"準備發起一場鬥爭"，並已"制定好計畫"。他表示，如果穆斯林不能獲得獨立的巴基斯坦，他們將發起"直接行動"。當被要求具體說明時，真納反駁道："去問國大黨他們的計畫。當他們向你們吐露心聲時，我也會向你們吐露我的。為什麼你們期望我一個人袖手旁觀？我也要製造麻煩"。

隔日，真納宣佈1946年8月16日為"直接行動日"，並警告國大黨："我們不想要戰爭。如果各方想要戰爭，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接受。我們或是擁有一個分裂的印度，不然就是擁有一個毀滅的印度"。暴力範圍不限於公共場所，民宅遭到入侵破壞，婦女與兒童也成為受攻擊的目標。雖然英國當局與國大黨都對事態發展感到震驚，一個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擔任副總理的國大黨主導過渡政府依然於同年9月成立。教派暴力隨後蔓延至比哈爾邦（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孟加拉的諾阿卡利（穆斯林針對印度教徒）、聯合省的加爾赫穆克泰斯赫瓦爾（印度教徒攻擊穆斯林），並於1947年3月波及拉瓦平第，釀成拉瓦平第大屠殺（穆斯林攻擊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徒）。

分治計畫：1946–1947年
在倫敦，印度聯盟主席維克托·克里希納·梅農在與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和艾德禮的祕密會議中，提名路易斯·蒙巴頓勳爵為唯一合適的總督人選。首相艾德禮隨後任命路易斯·蒙巴頓為印度最後一任總督，交給他的任務是在1948年6月30日前監督英屬印度獨立，指示要求他避免分治，並保留統一的印度，但也賦予他靈活權力，以確保英國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撤軍。蒙巴頓曾希望能重啟內閣使團的聯邦計畫。他最初熱衷於保留中央政府，緊張的社群局勢讓他得到結論：為儘快完成權力移交，分治已成必然。

《印度獨立法案》提案
當蒙巴頓勛爵於1947年6月3日正式提出分治計畫時，瓦拉巴伊·帕特爾予以支持，並遊說尼赫魯及其他國大黨領袖接受。帕特爾深知甘地對印度分治的提議深感難以接受，於是與他進行多次私下會談，向他剖析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聯合執政在現實中如何不可行，並強調暴力事件激增與爆發全面內戰的威脅。隨後，帕特爾在全印國大黨委員會針對該提案進行表決的會議上直言不諱指出：

我完全理解來自穆斯林多數區兄弟們的恐懼。沒人喜歡印度的分裂，我的心情也同樣沉重。但我們現在的選擇，是"一次性的分裂"還是"無止境的多次分裂"。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屈服於情緒與感傷。工作委員會並非因恐懼而退縮，但我真正擔心的是：我們多年來的辛勤努力可能會付諸流水。我在政府任職的九個月中，已對所謂的《內閣使節團方案》徹底幻滅。除極少數光榮的例外，從高層官員到基層雜役，幾乎所有的穆斯林官員都在為穆斯林聯盟效力。方案中賦予聯盟的"社群否決權"，將會在每個階段阻礙印度的進步。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事實上的巴基斯坦早已存在於旁遮普與孟加拉。我在這種情況下，寧願接受一個法律上的巴基斯坦，這或許能讓全印穆斯林聯盟更有責任感。自由近在咫尺。對於我們所擁有的75%到80%的印度土地，我們完全有能力憑藉才華使其強大。至於其餘的部分，就讓聯盟去發揮吧。

在甘地表示無奈，且國大黨批准分治計畫後，帕特爾、拉金德拉·普拉薩德與查克拉瓦爾蒂·拉賈戈巴拉查理代表國大黨加入分治理事會。真納、利雅卡特·阿里·汗與則代表穆斯林聯盟。因二戰耗盡國庫的英國工黨政府於1946年底決定結束對印度的統治，移交權力不晚於1948年6月。由於英國軍隊對可能增加的暴力缺乏準備，新總督路易斯·蒙巴頓將日期提前，僅留給各方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來達成互認的獨立計畫。

雷德克里夫線
1947年6月，民族主義領導人，包括代表國大黨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瓦拉巴伊·帕特爾與吉瓦特拉姆·克里帕拉尼，代表全印穆斯林聯盟的真納、利雅卡特·阿里·汗與阿布杜·拉布·尼什塔爾，以及代表錫克教徒的給予國家分治同意，與甘地反對分治的立場截然相反。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佔多數的地區被分配給新印度，而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則歸於新國家巴基斯坦。該計畫包括對穆斯林佔多數的旁遮普與孟加拉進行分割。隨著分治分界線 - 雷德克里夫線 - 的公佈，緊隨而來的社群暴力更為恐怖。在描述伴隨印度分治而來的暴力時，歷史學家伊恩·塔爾博特與古哈帕爾·辛格寫道：

有無數目擊者描述受害者遭到殘害與肢解的慘狀。這份恐怖清單包括：剖開孕婦的腹部、將嬰兒的頭部撞向磚牆、切斷受害者的四肢與生殖器，甚至公開展示砍下的頭與屍體。雖然先前的社群暴力也曾造成傷亡，但在這場分治大屠殺期間，其規模與殘暴程度皆屬史無前例。部分學者對於在分治大屠殺中使用"種族滅絕"一詞仍存有疑慮，但當時大部分的暴力行為都表現出種族滅絕的傾向。目的是為清洗現有的一代，並防止其未來的繁衍。"

獨立：1947年8月
路易斯·蒙巴頓於14日為真納主持巴基斯坦獨立宣誓儀式，隨後前往印度，那裡的宣誓儀式定於15日午夜舉行。1947年8月14日，新的巴基斯坦自治領成立，真納在克拉蚩宣誓就任首任總督。次日，即1947年8月15日，印度（當時為印度自治領）成為獨立國家，官方儀式在德里舉行，尼赫魯就任總理。蒙巴頓在德里停留10個月，擔任獨立印度的首任總督，直到1948年6月。聖雄甘地在印度正式宣告獨立之際並未前往德里參加慶祝儀式，而是選擇留在孟加拉，致力於安撫並協助那些因分治而流離失所的難民。當時的孟加拉正因土地被劃分為西孟加拉（屬印度）與東巴基斯坦而陷入劇烈的教派衝突，甘地希望透過個人的絕食與親身奔走，遏止當地的暴力殺戮。

1947年地理分治
蒙巴頓計畫
蒙巴頓勳爵在1947年6月3日的記者會上宣佈獨立日期 - 1947年8月14日，並概述兩個新自治領之間如何進行領土實際分割，此稱為"蒙巴頓計畫"或是"6月3日計畫"。計畫的重點包括：

*旁遮普與孟加拉立法議會中的錫克教徒、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將開會並對分治進行投票。只要其中任一群體（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代表）以簡單多數決贊成分治，這些省份就將被分割。
*信德與俾路支斯坦將自行做出決定。.
*西北邊境省與阿薩姆的錫爾赫特地區之命運將由公民投票決定。
*排除孟加拉單獨獨立的可能性。
*若發生分治，將設立邊界委員會。

印度政治領導人已於6月2日接受上述計畫。計畫無法處理土邦的問題，因為它們不屬於英國領土，但蒙巴頓在6月3日建議這些土邦不要保持獨立，而敦促他們加入兩個新自治領之一。

全印穆斯林聯盟對建立獨立國家的要求因此獲得讓步。國大黨對統一的立場也在盡可能縮小巴基斯坦範圍的同時受到考慮。蒙巴頓的方案是分割印度次大陸的土地，同時盡可能保留最大程度的統一。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對暴力騷亂的可能性表示擔憂，蒙巴頓對此回答道：

"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會給你完全的保證。我會確保沒有流血與騷亂。我是一名士兵而非文官。一旦分治原則被接受，我將下令確保全國各地不會發生社群動盪。如果出現絲毫騷動，我將採取最嚴厲的措施，在麻煩於萌芽時就將其扼殺。"

印度高級官僚及政治家（1927–2021年）曾指出，這番話以及隨後發生的事情顯示"政府機器已顯然失靈"。相關資料指出，在旁遮普雖然沒騷亂，但存在社群緊張局勢，而據報導甘地被尼赫魯與帕特爾孤立，並遵守禁語願（沉默日）。蒙巴頓拜訪甘地，表示希望他不會反對分治，甘地對此寫下回覆："我何曾反對過你？"

在英屬印度境內，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邊界（雷德克里夫線）是由一份受英國政府委託、在倫敦大律師西里爾·雷德克里夫爵士主持下編寫的報告所決定。巴基斯坦成立時由兩個不相連的區域組成：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與西巴基斯坦，在地理上被印度隔開。印度由英屬印度中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地區組成，而巴基斯坦則由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組成。

英國國會於1947年7月18日通過《》，敲定分治安排並放棄英國對數百個土邦的宗主權，讓它們自由選擇加入其中一個新自治領，或在兩者之外維持獨立身份。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經過修訂，為新的自治領提供法律框架。

巴基斯坦於建國後，於當年8月申請加入聯合國，並於1947年9月30日獲得接納。印度自治領則繼續保有已有的席位，因為印度自1945年以來就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

旁遮普邊界委員會
旁遮普意指印度河以東的五條河流 - 傑赫勒姆河、奇納布河、拉維河、比亞斯河和薩特萊傑河 - 所流經的區域。該地區由夾在兩條交匯河流之間的沖積平原，即 "doabs"（意為'兩河之間'）或兩河間地帶所組成（見右圖）：

*印度河與傑赫勒姆河之間的、
*傑赫勒姆河與奇納布河之間的、
*奇納布河與拉維河之間的、
*拉維河與比亞斯河之間的、以及
*比亞斯河與薩特萊傑河之間的。

1947年初，在旁遮普邊界委員會進行審議前的幾個月裡，主要的爭議地區似乎集中在巴里和比斯特多阿布。雷奇納多阿布的部分地區由國大黨與錫克教徒提出主權要求。在巴里多阿布，古爾達斯普爾、阿姆利則、拉合爾與蒙哥馬利各區均存在爭議。除阿姆利則（穆斯林佔46.5%）外，所有地區均由穆斯林佔多數。儘管在古爾達斯普爾，51.1%的穆斯林比例僅具微弱多數。在更小的區域尺度上，巴里多阿布只有三個提希爾（區以下的行政單位）由非穆斯林佔多數：古爾達斯普爾極北端不存在爭議的帕坦科特，以及阿姆利則區的阿姆利則與塔爾恩塔蘭。雖然如此，在比亞斯河—薩特萊傑河以東仍有四個穆斯林佔多數的提希爾，其中兩個地區的穆斯林人數超過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的總和。

未分裂印度於1947年的總人口約為3.9億。分治後，印度約有3.3億人，西巴基斯坦3,000萬人，東巴基斯坦3,000萬人。一旦邊界確定，約有1,450萬人得越過邊界，前往他們希望較為安全的宗教多數派地區。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確認巴基斯坦境內的流離失所者人數為7,226,600人，推測全部是從印度進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則統計到7,295,870名流離失所者，顯然全是分治後立即從巴基斯坦移居印度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

分治期間的全面人口交換是一個存有爭議的問題，印度領導層內部對此意見分歧。B.R.安貝德卡與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支持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進行全面的人口交換。表示印度的4,200萬穆斯林將全部移居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與東巴基斯坦的1,900萬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及其他少數群體則遷往印度。支持者的理由根植於消除未來宗教衝突的可能性，並降低大規模暴力的風險，以確保持久的社群和平。安貝德卡在其著作（包括"對語言邦的思考（Thoughts on Linguistic States）"）中主張，雖然手段殘酷，這樣的人口交換仍是解決導致分治之社群問題的實際方案。同樣地，有"印度鐵人"之稱的帕特爾也認為，敵對少數群體的持續存在可能導致未來的動盪。他們均將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後希臘與土耳其之間成功的人口交換視為先例。

然而，這項提議遭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與聖雄甘地的拒絕，他們強烈反對強制性的人口交換。尼赫魯與甘地堅持世俗印度的願景，認為不同社群無論宗教信仰為何都應和平共處。他們相信強迫的人口遷移會造成巨大的痛苦並破壞社會結構。特別是甘地，他對印穆團結抱有信心，並堅持認為選擇留在印度的穆斯林應作為平等公民受到歡迎。結果，全面的人口交換並未發生。雖然發生局部的人口遷徙，約有1,450萬人在恐怖的暴力中跨越國界，但仍有數百萬人留在兩側。這一決定產生深遠影響：印度保留穆斯林人口，並成長為重要的少數群體；而巴基斯坦的印度教與錫克教人口則因數十年來的遷徙與迫害而急劇減少。未能全面人口交換，導致多年來持續的教派緊張與週期性衝突，支持者認為這樣的人口交換或許本可將這類問題解決。

受分治影響的地區
新成立的政府完全沒有預料到如此驚人規模的雙向遷移，也對此毫無準備。在新建立的印巴邊境兩側都發生大規模的暴力與屠殺。

甘地為制止暴力，於1948年1月13日開始絕食。隨後有超過100名宗教領袖齊聚於比爾拉府（Birla House，現已更名為），共同接受甘地提出的條件。數以千計的印度教徒、穆斯林與錫克教徒也聚集在府邸外，齊聲呼籲維護和平與統一。包括印度教大會、與國民志願服務團在內的各組織代表均訪問比爾拉府，並承諾將促進社群和諧與終結暴力。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尼赫魯與巴基斯坦駐印度高級專員扎希德·侯賽因（Zahid Hussain）亦於期間前往探視。甘地最終在1月18日同意停止絕食。這次行動被廣泛認為是終結當時社群暴力的關鍵因素。。

對當時因社群暴力而亡人數的估計差異很大，從20萬到200萬不等，但大多數學者接受約有100萬人為此死亡的說法。在所有地區中，暴力最為嚴重的地區被認為是發生在旁遮普。

旁遮普
安巴拉火車站的難民專列。]]

印度分治將原英屬旁遮普省分割為印度自治領與巴基斯坦自治領。該省以穆斯林為主的西部成為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而以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為主的東部則成為印度的東旁遮普邦（後來進一步劃分為新的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與喜馬偕爾邦）。當時有許多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居住在西部，也有許多穆斯林居住在東部，這些少數群體的恐懼如此巨大，以致於分治引發大規模的人口流離失所與嚴重的社群間暴力。有些人將旁遮普的暴力描述為一場報復性的種族滅絕。估計分治期間跨越旁遮普的總移民人數達1,200萬人。約有650萬穆斯林遷入西旁遮普，470萬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遷入東旁遮普。

在東旁遮普，幾乎沒穆斯林倖存（馬萊爾科特拉與梅瓦特縣除外）。而在西旁遮普，幾乎沒有印度教徒或錫克教徒倖存（拉希姆亞爾汗與巴哈瓦爾布爾除外）。

英國歷史學家與作家勞倫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觀察到，西旁遮普總督"估計有50萬穆斯林在試圖進入該省時喪生，而英國駐卡拉蚩高級專員則將總數定為80萬。使得蒙巴頓及其追隨者聲稱僅有20萬人被殺的說法顯得荒謬"。根據巴基斯坦裔瑞典政治學家的說法：

3月3日，激進的錫克教領袖塔拉·辛格大師在旁遮普議會外著名的揮舞起他的{{link-en|錫克彎刀|kirpan||，呼籲摧毀巴基斯坦的構想，而引發穆斯林的暴力回應，主要針對北旁遮普穆斯林佔多數地區的錫克教徒，但也包括印度教徒。然而，到該年底，在東旁遮普被殺害的穆斯林人數，比在西旁遮普被殺害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總和還要多。

尼赫魯在8月22日致甘地的信中提到，到那時為止，在東旁遮普被殺害的穆斯林人數是西旁遮普被殺害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人數的兩倍。

孟加拉
當時的孟加拉被劃分為兩個獨立實體：歸屬於印度自治領的西孟加拉，以及歸屬於巴基斯坦自治領的東孟加拉。東孟加拉在1955年更名為東巴基斯坦，後來在1971年孟加拉獨立戰爭後成為獨立的孟加拉國。位於恆河右岸的穆爾希達巴德與馬爾達區雖然是穆斯林佔多數，仍被劃歸印度。而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庫爾納區 - 位於恆河河口且被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包圍 - 則被劃歸巴基斯坦，最東端的吉大港山區亦然。
位於劃歸巴基斯坦的東孟加拉各區的數千名印度教徒遭到襲擊，這種宗教迫害迫使數十萬印度教徒從東孟加拉逃往印度領土尋求庇護。大量印度教難民湧入加爾各答，影響該市的人口結構。許多穆斯林離開該市前往東巴基斯坦，難民家庭則佔據他們的一些房屋與財產。 估計分治期間跨越孟加拉的總移民人數為330萬：260萬印度教徒從東巴基斯坦遷往印度，70萬穆斯林從印度遷往東巴基斯坦。

吉大港山區
人口稀少的吉大港山區是一個特殊案例。此地位於孟加拉的最東端，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吉大港提供腹地。年該山區於1947年有98.5%的人口是佛教徒，仍被劃歸巴基斯坦。

印度阿傑梅爾於1947年12月6日爆發社群暴力，起因是部分信德印度教難民與達爾加市場（Dargah Bazaar）的當地穆斯林發生爭執。到12月中旬，阿傑梅爾再次爆發暴力事件，伴隨著刺傷、搶劫與縱火，造成多數為穆斯林的傷亡。許多穆斯林穿越塔爾沙漠逃往巴基斯坦的信德省。於1948年3月，抵達北古吉拉特邦戈特拉的信德印度教難民再次引發騷亂，導致更多穆斯林從戈特拉移民到巴基斯坦。居住於信德的印度教徒由於受到巴基斯坦的宗教迫害，至今仍在向印度移民。

古吉拉特
當地發生大規模的難民遷移。據估計有64.2萬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其中75%主要是基於商業利益考量而前往喀拉蚩。於195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記錄顯示該邦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從1941年的13%下降到1951年的7%。

遷入的難民數量也相當龐大，有超過100萬人遷入古吉拉特。這些印度教難民主要是信德人與古吉拉特人。

德里
成為安置穆斯林難民的場所。]]

德里在數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蒙兀兒帝國的首都，從開國君主巴卑爾到奧朗則布及其繼任者，以及更早期的北印度突厥穆斯林統治者，均以此地為政權核心。歷代伊斯蘭統治者將德里打造為帝國堡壘，並留下大量的伊斯蘭建築，使這座城市充滿濃厚的伊斯蘭文化氣息。英屬印度於1911年將殖民政府首都從加爾各答遷至德里，這座城市的性質隨之發生變化。市中心以英國建築師埃德溫·魯琴斯爵士的名字命名為"魯琴斯德里"（Lutyens' Delhi），以服務規模雖小但不斷成長的英國精英階層。194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穆斯林仍佔德里總人口比例的33.2%。

當難民於1947年開始湧入德里時，當地完全無力應對如此規模的人口壓力。難民們"散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他們擠進營地……學院、寺廟、謁師所（錫克教廟宇）、達蘭薩拉、軍營與花園"。到1950年，政府開始允許擅自佔地者在城市的特定區域建造房屋。因此，與等街區應運而生，這些地方至今仍保有鮮明的旁遮普特色。隨著成千上萬來自西旁遮普與西北邊境省的印度教及錫克教難民逃往該市，動亂隨之爆發，社群大屠殺震撼這座印度 - 伊斯蘭文化與政治的歷史重鎮。一名駐德里的巴基斯坦外交官侯賽因（Zahid Hussain）指控印度政府意圖消滅德里的穆斯林人口，或對其命運漠不關心。他報告稱軍隊曾公開槍殺無辜的穆斯林。尼赫魯總理當時估計市內的傷亡人數為1,000人，但其他消息來源則認為傷亡率高出20倍。歷史學家於2010年對德里暴力事件的記錄，將德里穆斯林的傷亡人數定在2萬至2.5萬之間。

數以萬計的穆斯林，不論政治傾向如何，均被趕入難民營。德里的許多古蹟如（即老堡壘）、開齋節廣場（Idgah） 尼扎穆丁（Nizamuddin）都被轉為臨時營地。事實上，許多印度教與錫克教難民最終佔據德里穆斯林居民遺棄的房屋。

在緊張局勢達到頂點時，據估計分治期間德里的總遷移人數達83萬人：約33萬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而約50萬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則從巴基斯坦遷至德里。1951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該市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已從1941年的33.2%驟降至5.7%。

在巴基斯坦的安置
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記錄顯示最大數量的穆斯林難民來自東旁遮普與鄰近的的土邦阿爾瓦爾與婆羅多布爾。人數為5,783,100人，佔巴基斯坦難民總數的80.1%。這是旁遮普兩側報復性民族清洗的結果，東旁遮普的穆斯林人口像西旁遮普的印度教與錫克教人口一樣被強制驅逐。

來自印度其他地區的移民情況還有：

西北邊境省與俾路支省接收的移民數量最低。 前者接收51,100名移民（佔移民人口的 0.7%），而俾路支省接收28,000名（佔移民人口的0.4%）。 巴基斯坦政府於1948年對西旁遮普的難民進行人口普查，詳細列出這些難民在印度的原籍地。

統計數據
失蹤人口
一項利用1931年與1951年人口普查數據對旁遮普各區人口流入與流出的研究，估計約有130萬名穆斯林離開西印度後未能抵達巴基斯坦。與此相對，沿著西部邊界失蹤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人數估計約為80萬人。使得因分治相關遷移而在旁遮普邊境失蹤的總人數達到約220萬人。

婦女安置
印度與巴基斯坦雙方政府曾互相承諾，將致力於尋回在騷亂中遭到綁架的婦女，其中包括許多曾遭受強姦侵害的受害者。印度政府聲稱有3.3萬名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被綁架，而巴基斯坦政府則聲稱在騷亂期間有5萬名穆斯林婦女失蹤。隨後的法律聲請顯示，兩國在尋回進度上存在落差：到1949年，印度已尋回1.2萬名婦女，巴基斯坦則尋回6,000名。直到1954年，從印度尋回的穆斯林婦女增加至20,728人，而從巴基斯坦尋回的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則為9,032 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印度教與錫克教婦女當時拒絕返回印度，她們擔心家人永遠不會接納受過侵害的自己，而這種恐懼在穆斯林婦女身上也同樣存在。

在這種動盪與傳統結構崩潰的背景下，一些學者也注意到分治對孟加拉與旁遮普婦女產生的某些"積極"影響。在孟加拉，分治後的生存壓力對來自東孟加拉的難民婦女產生某種解放作用，她們為維持家計開始進入公共空間工作，甚至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可能在無意間增加婦女發揮主體性的空間，許多婦女後來更深入參與西孟加拉邦的共產主義運動。針對旁遮普地區的情況，一位學者指出："分治雖然縮小婦女的物理空間，但卻擴大她們可利用的社會空間。這種變動影響深居簡出（Purda）或隔離的習俗，改變種姓與地區文化對婚姻安排的約束，並進一步拓寬女孩與婦女接受教育、流動與就業的管道。

分治後的遷移
巴基斯坦
許多在印度的穆斯林家庭由於遭受迫害，即使在1951年人口普查之後，仍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這一段時間內持續遷往巴基斯坦。根據歷史學家（1953-2010年）的說法，這批在1947年12月至1971年12月間遷往西巴基斯坦的移民主要來自阿格拉和奧德省、德里、古吉拉特、拉賈斯坦、馬哈拉什特拉、中央邦、卡納塔卡、安德拉邦、坦米爾那都與喀拉拉。下一階段的遷移發生在1973年至1990年代之間，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則是喀拉蚩與信德省的其他城市中心。

關於移民規模的統計數據在不同來源間存在爭議。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59年發佈報告稱，從1951年到1956年間，共有65萬名穆斯林從印度遷往西巴基斯坦。大多數前往巴基斯坦的人在抵達後便再也沒有回到印度。

印度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的人數在1970年代大幅下降，這一趨勢引起巴基斯坦當局的注意。巴基斯坦內政部長於1995年6月告知巴基斯坦國民議會，在1973年至1994年期間，多達80萬名訪客持有效旅行證件從印度抵達，但其中僅有3,393人選擇留下。這些家庭隨後獲得安置：400個家庭安置於納加爾，另有3,000個家庭安置在信德省的。巴基斯坦政府為每個家庭提供12英畝土地，根據官方記錄，這類安置土地總計達42,000英畝。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指出，1951年至1956年間有50萬名印度穆斯林遷往東巴基斯坦。根據粗略估計顯示，在分治後的二十年裡，約有15萬名穆斯林從西孟加拉邦與比哈爾邦遷往東孟加拉。

印度
印度教徒因在巴基斯坦遭受宗教迫害，仍持續逃往印度。他們中的大多數會選擇定居在印度的拉賈斯坦邦。根據的數據，僅在2013年就有約1,000個印度教家庭逃往印度。由於印度並非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因此拒絕承認巴基斯坦印度教移民的難民身份。在同樣的戰爭期間，還有23,300個印度教家庭從自由喀什米爾與西旁遮普遷往查謨專區。

分治後，從東巴基斯坦前往印度的印度教徒移民潮依然持續。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記錄顯示有250萬難民從東巴基斯坦遷入印度，其中210萬遷入西孟加拉邦，其餘則遷入阿薩姆邦、特里普拉邦與其他邦。

分治後從東巴基斯坦遷往印度的移民
印度於1978年向5.5萬名巴基斯坦印度教徒核發公民身份。到1998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時，塔帕卡的穆斯林佔總人口的64.4%，印度教徒佔35.6%。由於巴布里清真寺被拆事件後引發的騷亂和暴徒襲擊導致迫害加劇，約有7萬名印度教徒遷往印度。

觀點
印巴分治是一項極具爭議的安排，至今仍是印度次大陸局勢緊張的主因。根據美國專注於巴基斯坦政治與歷史的學者艾倫·麥格拉思（Allen McGrath）的說法，包括總督蒙巴頓在內的許多英國領導人都對印度分治感到不滿。蒙巴頓不僅被指責匆忙推動這一進程，還被指控影響雷德克里夫線的劃定，使其有利於印度。委員會在決定最終邊界上花費的時間比決定分治本身還要長。因此，這兩個國家在擁有明確邊界之前就已取得獨立。邊界線於8月17日公布，即分治後的兩天。表示邊界位置的公佈日期推遲，是為完成英國從印度撤軍，使英國不必承擔分治所帶來的負擔。

美國歷史學家聲稱，英國人的匆促導致分治期間大規模的屠殺與苦難。由於獨立宣言在實際分治之前就已發表，維持公共秩序的責任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新政府的頭上。當時並未預料到會有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該計劃要求保障新邊界兩側少數群體的安全。然而，這兩個國家都未能完成這項任務。法律與秩序徹底崩潰。許多人死於騷亂、屠殺，或僅僅由於逃難途中的艱辛。隨之而來的是有記載的歷史中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之一。根據英國學者及公務員的說法，即使以最低估計，也有50萬人喪生，流離失所的人達到1,200萬人。

然而許多人認為英國是被當時的局勢逼迫而加快分治進程。蒙巴頓上任後很快就意識到如果英國要避免捲入看似日益可能的內戰，除確定分治並匆忙撤離印度外，別無選擇。或許不足以承擔維持秩序的任務。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蒙巴頓可能過於倉促，但他別無選擇，並在困難的情況下已盡最大努力。英國歷史學家與作家勞倫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也贊同1947年的蒙巴頓除"抽身"外別無他法，否則可能捲入一場難以脫身的流血內戰。
、巴基斯坦自治領、錫蘭自治領以及緬甸聯邦。]]

2017年拍攝與分治有關的電影 - 時，蒙巴頓的叔外孫、當時的英國查爾斯親王向電影製作人推薦 "大博弈的陰影：印度分治秘史（The Shadow of the Great Game: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Partition）"一書。該書認為蒙巴頓被英國當權派所利用，後者長期以來一直尋求分治，以便在南亞西北部維持一個戰略基地，以保護英國在中東的利益，並遏制蘇聯的擴張（參見大博弈#對印度的影響）。

專門研究現代南亞史的歷史學溫卡特·杜里帕拉（Venkat Dhulipala）駁斥英國"分而治之"政策導致分治的說法，並闡述一種觀點，即巴基斯坦在民間被構想為主權伊斯蘭國家或"新麥地那"，作為已廢除的土耳其哈里發國的潛在繼承者，大多數人士支持建立巴基斯坦，並認為與印度教徒的任何合作都會適得其反。而由領導的大多數迪奧班德學派則反分治（兩國理論）。在他們看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可成為同一個國家的成員。

伊恩·塔爾博特和古哈帕爾·辛格在他們對於分治的權威性研究中指出，分治並非所謂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必然結局，也非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分歧的必然結局。

一項跨境學生倡議"歷史項目"（The History Project）於2014年啟動，以探索對分治前夕事件認知的差異。此項目最終出版一本書，解釋巴基斯坦和印度對這段共同歷史的兩種詮釋。

文獻記錄工作、口述歷史與歷史影響
一家總部位於美國加州柏克萊與印度新德里的非營利組織"1947分治檔案館"（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於2010年正式啟動，致力於搶救並記錄口述歷史從那些親歷分治的人們手中，並將訪談整合為檔案庫。截至2021年6月，此組織已成功保存來自全球18個國家的近9,700份訪談紀錄。這些珍貴檔案在的協作下，已與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五所大學，包括阿育王大學、、、以及德里大學的圖書館合作發佈。

在後世對分治歷史的紀錄與傳承中，各界透過不同的形式試圖還原這場災難的真相。2017年8月，英國藝術與文化遺產信託基金（The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rust, TAACHT）於旁遮普邦阿姆利則的市政廳，正式設立號稱"世界首座分治博物館"。該館於週二至週日對外開放，館內透過多媒體展覽與詳盡的文獻，描述導致分治的政治進程及其推進過程，並同步呈現倖存者所提供的影像與文字敘述。

在口述歷史的保存方面，卡維塔·普里（Kavita Puri）於2019年出版《》一書。此作品基於BBC廣播四台的同名紀錄片系列，收錄對二十幾位分治見證者的深度訪談，這些受訪者當年目睹分治的慘狀，並於隨後移民至英國。

然而，歷史的紀念方式稱在當代印度政壇也引發不小的波瀾。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宣佈將該日定為"分治苦難紀念日"，藉此提醒國人分治期間印度人所經歷的痛苦。這項舉措隨即遭到國大黨的抨擊，其成員批評該紀念日的構思充滿偏見，認為其目的在於將這樁創傷事件轉化為莫迪現今政治鬥爭的素材。

分治的藝術描繪
印度分治及相關的血腥騷亂啟發許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創作有關這一事件的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有些作品描繪難民遷移期間的屠殺，另一些則專注於分治的後果以及邊境兩側難民面臨的困難。與分治事件相關的小說、電影和藝術作品至今仍在不斷湧現。

文學
描述獨立與分治所付出的人道代價，相關文學作品包括：

*《》，創作的{[link-en|烏爾都語詩歌|Urdu poetry}}
*《》（1955年），由創作的短篇小說。
*《》（1965），由著。
*《自由（Azadi） 》（1975年），由著。該書原以英文撰寫，曾榮獲1977 年印度。
*《》（1988nian1），由著。 早期涉及獨立、分治及其後果的電影包括：

*《拉合爾（Lahore）》 (1948年)
*《》（1950年，執決；孟加拉語）
*《》（1973年）
*《》（1987年）
*《》（1987年）

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更多以分治為主題的電影，其中包括幾部主流作品，如：

*《|大地}}》（1998年）
*《》（1998年，改編自同名的書籍）
*《》（2000年）
*《》（2001年）
*《》（2003年）
*《》（2003年）
*《》（2007年）
*《》（2010年）該廣告在網路上瘋傳。在2013年11月15日於電視正式首播前，點閱率已超過160萬次。
*分治也在歷史運動電影《》（2018年）中有所描繪，該片根據當時影響印度國家男子曲棍球隊的事件改編。
*英國科幻劇《《超時空奇俠》》2018年的一集《旁遮普的惡魔》從一個因宗教分歧而分崩離析的家庭視角，描繪分治事件。
*Disney+電視影集《驚奇少女》（2022年）則從一個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家庭視角，描繪虛構版的分治情節。

藝術
的早期成員曾表示，分治是讓該小組於1947年12月成立的關鍵原因。成員中包括 、、、、 以及 ，他們後來都成為20世紀最具重要性與影響力的印度藝術家。

當代印度藝術家中，針對分治題材創作過重要藝術作品的藝術家有：、、、、、、普蘭·納特·馬戈（Pran Nath Mago）、S·L·帕拉舍爾（S. L. Parasher）、、、、普羅莫特什·D·普拉克（Promotesh D Pulak）以及 。.
（Project Dastaan）是一項致力於和平建設的倡議，該計畫透過虛擬實境（VR）數位體驗，讓身處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的分治難民，能夠與他們童年時期的社區和村莊重新建立聯繫。

藝術家賓杜·梅赫拉（Bindu Mehra）創作多部描繪分治生活記憶的數位影片，其中包括 "難以觸及的敘事（The Inaccessible Narrative）"。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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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歷史
*印度歷史
*巴基斯坦歷史
*印度共和國歷史
*印度獨立運動
*喀什米爾衝突
*英屬印度土邦列表
*巴基斯坦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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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宗教
*印度宗教
*巴基斯坦宗教
*印度宗教暴力
*

注釋
引用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8/70-years-of-the-radcliffe-line-understanding-the-story-of-indian-partition/ 70 Years of the Radcliffe Line: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Indian Partition]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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