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女性

全球化与中国女性这个研究命題，考察的是在20世纪由全球化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中，中国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全球化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在人、产品、文化和政府方面的互动和一体化。贸易、投资和信息技术促进了全球化。在中国，全球化影响着女性的权利和性别等级，例如家庭生活方面的婚姻和长子继承制，工作方面也有同样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变化改变了女性的生活质量和机遇。

性别不平等的动态变化与执政政权的意识形态原则相关。在中国帝制时期，儒家学说的社会模式占主导地位，它是东方哲学的普遍思想。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品质、社会关系和現狀。孔子宣扬仁和有教无类。王朝统治者和理学家们将他们的信仰运用于社会等级中，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中，以对女性进行身体和社会上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亦无法拥与男性同等的权力。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巨变，开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国意图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因而放弃了儒家思想中传统的女性观念，女性的社会角色也因此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政府主导下，初步建立国家工业体系，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传统的性别角色有着更为巨大的改变。1970年代末，毛泽东的去世及随后出现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贸易、政治和社会理想等领域中开始了大量的国际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权利运动呈上升势头，已经变为全国性的问题和现代化的标志。

在农村地区，传统上妇女与其家人一同劳作生产茶、水稻等农作物。在城市地区，部分妇女在工厂工作，远离家乡生活。这些工厂中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把收入寄回家。为了维护妇女在工厂的权益，建立了工会和劳动组织。在家里，女人则负责照顾孩子、做饭这些事情。

西方偏见
西方学术界历来就用从属和牺牲这两个词来形容传统中国女性。这些理念大都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議程的基础上，虽带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却被广泛接受。早期的欧洲作品中关于中国女性的形象是由传教士和人种学者在19世纪得出的结论。儒家思想是中国男权社会发展的根源，强调性别的差异以及男女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宋朝（960年-1297年）时期，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更多限制女性的父权传统，包括女孩从小就开始缠足。

婚姻生活
为了获取两个家庭间的联盟，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由新郎和新娘的父母安排，以确保延续家族血脉。在后周时期，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婚姻。在这三种婚姻中，中国女性的主要功能是生孩子。第一种婚姻叫做抢婚，新郎会在黄昏时到准新娘的家里把她“绑走”。如果没有媒人，婚姻可视为不被承认的，并且丈夫有权解除婚姻。另外，已婚妇女要顺从自己的公婆，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它宣布废除以包办婚姻，强迫婚姻，男性至上以及漠视儿童利益为特点的封建婚姻制度。

五四运动
1916年左右，新文化运动开始，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是由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领导的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运动，他们在抗议中要求废除儒家思想并且改变传统价值体系。

中国女性的家庭生活
缠足
在缠足的过程中，女性双脚的形状被破坏，脚趾被包裹起来，使双脚看起来更尖更小。这些“紧握的肉团”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且更吸引男性，这种做法被作为婚姻的先决条件，并从母亲到女儿代代相传。中国在国际层面经历的耻辱专项了中国“妇女”。共产党执政后通过经济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因此而改变。四旧（四旧）-旧观念、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都被摒弃，被共产主义思想所取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们获得外出工作的权利。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小学阶段便辍学，因为父母觉得女儿读书没用，反正要嫁出去。

人口控制
在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生育控制政策。

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女性需要从事体力劳动，以为农业和城市的现代化做贡献。为了补偿她们的辛勤劳动，她们获得了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中国政府支持女性教育事业，女孩的入学率由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的低于20%增长到了96.2%。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提升成人教育和职业学校来减少女性文盲的数量。文盲的比例已经从1949年的90%下降到了1993年的32%。在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里，对女性的歧视逐渐减少，但是她们并未获得真正有决策权的工作。在人口稀疏的地区，由于游耕的缘故，女性要做更多的农活。在人口密集区，由于广泛的犁地种植，需要男性做更多的农活。在种植、运送、收割的繁忙期间，女性不是在家里工作而是被带到田间劳作。在双季稻田地区，女性的参与度很高。。同时，女性申请宅基地更为困难。

城市地区
中国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推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依赖于低工资的制造业以为世界市场生产消费品。年轻外地女工离开家乡到城市的工业区工作。工作类型包括出口导向型工业，电子产品和玩具的装配制造，服装制造，混合装配和鞋类制造行业等。香港和深圳是出口导向型工业的中心，年轻女工占深圳300万总人口的70%。

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
无锡工厂，女工在对2.5英寸的筆記型電腦硬盘进行最后的测试和质量检验。]]
近年来出现了中国农民工的移民潮，这开始于1984年，当时的永久居住登记制度变得不像以前严格了，允许人们移居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人们离开农村以求摆脱贫穷，女性离开是因为当地的工作机会有限。在城市里，女性可以在工厂里找到一份新的低薪工作，这些工作对技能的要求不是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男女民工数量的比例平均为2:1，预计有3000万到4000万女工在城市里工作，也就是香港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2003年，在深圳經濟特區550万民工中，70%为女性。在深圳南山区，女性占整个劳动力的80%，平均年龄为23岁。年轻女工比年长的女工和男性都有优势，原因如下：第一，已婚女工流动性不高，较之于男性，女工越年轻就越可能是单身。年轻农村女工的优势主要在于她们不太可能怀孕，而且愿意也能够承受长时间的工作，她们拥有“灵巧的手指，也没有经验去诉求她们的法定权利。很多情况下，女工会签订表明她们不会在工作期间怀孕的劳动合同”。

为了家庭利益，农村女性比同龄的男性更容易被送往城市工作，主要是赚钱补贴家用并支持家中更有可能上大学的哥哥或弟弟。在中国，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女性，尤其是当一个家庭面临经济压力时，女性往往会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因为女性对家庭长远的财政稳定影响较小，因此也就没有了平等的发展机会。

新的制度允许农民迁移，但是不允许他们改变户籍或是享受迁往城市的任何福利。这就导致了外来务工人口迅速增长，而他们却不能享受到居住地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在内的任何福利待遇。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教育程度低的年轻女性，都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权利。现如今，90%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是违反中国《劳动法》的。

退化
工厂女工被称为“打工妹”。通常她们都是外来务工的年轻女性人员，且经历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就职于低薪部门。出口导向型工厂的工人获得的是最低的薪水和最低的加班费，工厂提供食宿，但他们会因为违反工厂的规定而被扣工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的玩具工厂里，她们一天工作12小时，而平均日薪仅为1.10美元。

这些条件实现了“最大利润”，工人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工厂生产，也依赖于周边的区域经济。国家不允许当地存在工会组织，并让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作为代表工人的合法论坛。在没有权利成立工会而只有受国家制约的全国总工会的情况下，外来务工女性很难获得合法的权利以及工厂公正的管理及待遇。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数据统计显示，90%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直接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根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达1000亿元。

相关组织正在努力通过职业培训和教育来帮助女性外来务工者获得劳动相关的权利。法律诊所开始帮助女性农民工向雇主和当地劳动局申请索赔。列举一个案例，北京华艺服装厂剥削女性员工，管理部门虐待员工的同时，还克扣了至少24名女工的工资。提出投诉后，妇女法律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法律服务部帮助这些女工获得了170,000元的工资和补偿。

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代表了双方的需求，工厂直接需求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而年轻的工人却面临着长距离迁移后在工厂宿舍生活的不安全感。雇佣年轻的单身女性是为了方便管理。对于年轻女性的雇佣允许管理部门展示出最大的控制力和超越劳动力的权威。较之于年长的女性和男性工作者，年轻的单身女性更容易接受权威和管理要求。工厂主通常的做法是宣扬把工厂当作家庭，工厂管理者也建议注重工人在工厂这个环境中的潜意识。工厂内部的权力不均，导致管理者要求女工进行私人服务，从洗发到性服务。

参见

• 中國婦女
• 工廠职工
• 汉姓
• 中式婚礼
• 中华文化
• 中国共产党
• 中国性文化
• 改革开放
• 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