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尧舜禹中国传说时代的舜所设“庠”，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汉代以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清末又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

上古传说时代
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先秦到汉初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开启了私学教育。

夏商时期的教育萌芽
相传在夏朝，国家就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到了商代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发现当时的学校还被称为：大学、右学等，教育的对象主要面及贵族子弟，学习内容以文武、礼仪、乐舞等为主，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师则由巫师、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

西周
西周建立了典型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形成六艺教育。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分小学、大学两级；王城的大学称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州设序，党设庠，闾里设塾和校。国学教育对象只限于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长子，以及经过选拔的“国之俊秀”，平民很难进入官办学校学习。“师”源于军旅的称号，西周初期的学校，以习武为主，教师一般由军官担任。辟雍和泮宫如同宫廷一样，奴隶主贵族常在这里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礼记·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前期，因战事频仍，学校教育以武事为主，而西周后期政权稳定，开始倾重文化教育，随着六艺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课程的提高，教师多改由文官担任。西周以礼、乐、射、御为大艺，主要在大学阶段学习；书与数为小艺，为六艺的基础知识，放在小学阶段学习。

所谓六艺，就是礼（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包括政治、历史）；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射（习武射箭）；御（学习驾驭兵车）；书与数（包括读、写、算等基础文化）。其中以礼、乐、射、御为大艺，於大学阶段学习；书与数为小艺，放在小学阶段学习。齐宣王之时，在稷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会集于此，自由讲学、著书论辩。

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初设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因多爱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批评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之后，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办私学，焚书坑儒，屠杀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击。

两汉时代
西汉时期，由于人才缺少，皇帝和政府都重视开办培养人才的机构。政治上“与民休息”，文化上前期崇尚黄老学说，讲究因循无为。然而董仲舒则在和汉武帝对话的过程中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建议，他相信“天人感应”，主张将所有学说统一到一家之上，为政治服务，提出“兴太学以养士”，“重选举以选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同时汉武帝不断发布“征辟异才”、“贡举贤良方正”等诏令，提高士族阶层待遇，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以通过进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机构学习，以求上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东汉初期，王充提出“人有善恶之分”，“性可教而为善”及“在所间染而善恶变艺”的观点，主张国家大量兴办学校，并通过行政手段给予保护。东汉后期，地方官办学校逐渐变的有规模，学生也可以通过考试从低级学校升入高级学校，最终到太学学习。太学学生人数也逐渐增加，一度达到三万人，且朝教育规模化、生员多样化、参与政治方向发展。后来汉明帝始建官邸学，主要吸收贵胄子弟学习；而宦官势力膨胀之后，也在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创建自己的中央大学“鸿都门学”，意在与太学抗衡，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太学的生员可以和讲经博士探讨和切磋问题。同时东汉政府对太学非常重视，选拔人才多出自太学，使得太学生员又向学而优则仕方向发展。考试方面，先以是否熟练掌握一门技艺为选拔前提，按高低分任职务，汉平帝时，进行选拔考试，“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通过选拔人才进入政府任职，提高了士族阶层的地位，更激励了学子的学习兴趣，东汉后期，因学生掌握技艺科目增多，选拔方式又改为通过年底考试，分高低来录取人才。东汉时期的太学学生参与政治的途径越来越多，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学生运动，在和宦官集团多次发生冲突。分析原因，一为太学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二为学生逐渐成为在野的清议主流，辨政成为应用知识的最佳途径。

两汉时期，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中央设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办学以后，地方学府兴起，由行政长官兼管。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兼插六艺，在辞、赋、画、书等方面也无所不包。

私学方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发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学接近。幼年以认字教育为主，少年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青年以研究和应用为主，基本和官办学校教授内容相同。

魏晋南北朝
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衰落，士族阶层转而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学清谈」。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内容除官学外，已不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观点，不再学宗一师，且不主张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讲究清净无为。

地方私学兴盛起来，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进而士族家庭人数繁多，逐渐形成了世族势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学为主，更兼玄学及博弈书算方面，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教授知识面也逐渐变广。此时民间多学经学，而贵族家庭则更倾向诗、书、朝仪等方面，有些家族则世代只通一门，或历史，或礼仪，或琴棋书画，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后，听取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大小中正官，又中正官按照被选士人的家族出身及才学来选拔人才，由于这种选拔制度更看中家族出身，并不重视个人才学，所以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上层式选拔模式，为世人所诟病。

隋唐教育的系统化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国家教育模式也摆脱了汉代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兼顾佛道思想，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通六艺的发展方针。
隋朝
隋文帝开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设寺祭酒转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学等充当老师。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教授法律。由于隋初学校系统发达，学生众多，但人才鲜少，隋文帝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国子寺一所综合式学校。国子学后改称太学，而隋炀帝以后，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并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隋炀帝好兴边事，战争不断，学校教育最终变的徒有其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于创制之初，规矩尚不完备，考试内容、方式等没有定式，所以对国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响。

唐朝
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唐高祖建制以后，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两所贵族式学校。地方设立州学、县学。唐初，国子监学生已经有三千多人，皇帝、官员、外交使节都会来学校进行讲演和学习听讲。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还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学生来源也屏弃了魏晋唯出身的陋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则天还创设武举，以选拔武术人才。唐朝后期，韩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唐朝教育随着国力日盛，继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僧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据统计，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在学人员达到6万多人，各科人才备出，专科优异也可为官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

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二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督导学生学业。设主簿一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监。府州县学学生由长史掌管。国子监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主管经学教授。老师多以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充当。

弘文馆则是主要生源。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国子监为文武三品以上，太学五品以上，四门学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学优异者都可参加。律学、书学和算学需八品以上并兼收社会专攻型人才。级别上，弘文馆、崇文馆最高，国子监次之。中央学校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人才。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平民入学者称“俊才”。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入学时间也不相同。毕业年限分6年和9年两种，按学习科目划分。

官学分旬试、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试即10天一考，考试内容为背诵和讲解儒家经典。岁试即年终考试，考试内容以年内所学所有课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个分数线。下等为不及格，需重新学习，不及格三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监祭酒监考。各学学生能通二经者，平民能通三经者，才有资格考试。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级学校学习，直至升入太学、国子监学习。

宋代教育黄金期
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皇帝采取“重文轻武”政策来缓解武将谋国的压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这一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重用儒臣，实行儒臣执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后，提倡“用文德礼治”，“遵周孔之礼”，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同时讲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即“庆历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内容有在州县设立学校，扩大太学和国子监规模，增加讲经博士人数，规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改为策、论、诗赋三种。但运动因组织者范仲淹被罢黜官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

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始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导，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即所为三舍法，下舍成绩优秀升中舍，中舍优秀升上舍。熙宁四年五月在地方设立官学，拨学田，置小学教授。十月颁布“三舍法”，改革太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布太学令。改革科举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本于学校”，提出停止明经试科，增加进士名额，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和墨义内容，改为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各类专科学校。王安石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汇编成《三经新义》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统一经学教材。此次兴学运动时间长，成效大，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兴学运动也中途而废。

第三次兴学运动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始，这年八月，诏天下兴学，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升太学。崇宁元年（1102年），由於太学生员爆满，朝廷又在城南专门建立了辟雍。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诏以学校取士，停废科举。崇宁兴学的目的在于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中的改革内容，学校制度变化不大。

官学私学的发展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教育理论
两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人，经济发达，使得国人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受教育的目的，怎么教育人，各时期没有统一观点。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为国家政治服务。范仲淹主张学以研究，为国家体制的改革服务。陈亮等人主张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功名，建功立业。这时期的学派代表都主张“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学习。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主张受教育要“明天理，灭人欲”，主张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品德，强调教育的连续性，提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学的基本用书。

辽金两国的教育
辽金两朝为了巩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笼络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并举行科举考试，推崇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教育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本民族，辽金还设立了特殊学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创设女真国子学，仅限金人子弟优异者入学。地方还设立女真学府及京外医学。在宫廷还设立宫廷学校，专门教授宫女。

元朝教育的進步與開放
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並設立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学校，不強行各族群語言習性。地方上各级行政区域除设立普通官学外，还设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医学，蒙古学，陰陽學。在农村首立社学，社学是一种启蒙式的小学校。虽然元代也于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制度，仍学习和考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讲解以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以注解《四书》为考试内容。虽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体系。

明朝教育的兴盛
教育机构逐步扩大和完善
明朝开国后，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并在刘基、宋濂等大臣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明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陰陽學等学校，地方上，在内地省份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边疆省份设立卫学，统一名称为「儒学」，按照地方行政等级不同称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洪武八年还在乡村设立社学，中央以礼部作为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则在诸路设置学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为照顾功勋旧臣，对这些人的子孙特别优待，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进入学校学习。生源一般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部分，前二者，多为地方选拔的优秀学生，后二者多为官员子弟或对朝廷有物资贡献人的子孙。在国子监读书的称为监生。此外还有来自朝鲜和琉球的留学生也在国子监学习。

八股取士
由于科举考试实行几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越来越狭窄。明朝科举考试提倡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材。并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统一教材。在考试模式上，也规定必须使用八股文写作，字数也受限制，内容不能自由发挥，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的多样性

书院政治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后又逐渐小范围恢复。但这时期的书院已经褪掉私学的角色，成为了官学的另一种形式。张居正当政时，以书院学生聚齐在一起发泄对朝廷不满为由，大量毁坏书院。明朝末年，无锡人顾宪成被罢官归还原籍，出于对朝廷政治的不满，遂聚徒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不时议论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书院教育也逐渐失去以教育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与明末启蒙教育理论
明朝中叶，王守仁对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认为程朱理学讲求的品德修养和现实严重脱钩，应该将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义信等对自身的实际的道德修养，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养”，有事无事都要时刻对自身和外界进行是非错误的辨别。王守仁还主张对于萌芽教育，要顺应孩子的“乐嘻游而惮拘检”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边界战争和内部人民暴动频起，以及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张人性不分善恶，是与生俱来。他们批评程朱理学主张的中庸之道，反对无关外界的“修身养性”，提出教育要“经世致用”，学习各方面知识，反对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讲求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会应用所学知识，趋利避害，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传统教育及現代教育的起始
清代前期国家教育体系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复科举考试，并修复国子监，改称国学，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并设府道州县学，乡村设置社学、义学，边疆设置卫学。为满族和蒙古族设宗学、八旗学、蒙古学。后来在国学内设立满洲司，允许八旗子弟进入国学学习。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体制变化不大，除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础建设以外，还增加老师的人数，提高老师的授课水平，注重选师的能力和学识。清朝也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比如俄罗斯，琉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派遣过留学生。

清朝教育在考试方面对科举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在严肃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并相应的提高了科举考试人员的待遇。顺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成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场舞弊事件。由于清朝政府注重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规定宗室不参加乡、会试，旗人、蒙古人不得录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带来的考试不公平现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分配考试录取名额。然而由于清朝在教材上以“四书”为主，考试内容也是在四书中寻章摘句，让考生根据官方注解进行解析，使得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学习面过于狭窄，达到不知古不识人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间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

新式教育的兴起
教会学校的开办
19世纪中叶，随着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进入中国，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教会学校是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培养了容闳、唐廷枢。到19世紀末，教會學校總數已達二千餘所，在校生達四萬名學生以上，一些新教学校在中学的基础上开设了大学班级，例如山东登州的文会馆以及上海的圣约翰书院。

洋务运动时期
;同文馆（京師）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八月，清政府和英国远征军签定了《南京条约》，国门打开的同时，也使许多有志之事努力翻译外国书籍，“睁眼看世界”。

同治元年，为了适应清廷在和外国打交道上带来的不便，清廷设立同文馆，这是中国第一所正式以教授外语的正规学校。学校刚开始只教授外国语言，以英法德意等国语言为主。

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内容，学习外国在科学计算上的知识。学生来源于国子监的贡生、社会上的举人、以及低品级官员，后推广至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与五品以下官员，凡年在三十岁以内的都可以参加入学考试，则优录取。

;廣方言館（江蘇省松江府）
同治二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建议朝廷，“洋人总汇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应该在上海按照同文馆例，也设立一所外国语学校。”朝廷采纳建议，又在江蘇省松江府（今上海）设外語學校，初名「同文館」，後改「廣方言馆」，意为「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周边府县年十四岁的学童入校学习，聘西洋教师授课。同时聘请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教授经、史、文艺诸课。对于学成者，朝廷会按照成绩给予官职，分任于海关、通商等方面。广州也同时设立廣方言馆。

;船政局及附設船政學堂（福建省福州府）
同治五年，为了满足清政府在通商，外交，军事等方面需要大量人才的需要，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建議在船政局外附設学堂。學堂初名「求是堂藝局」，後易名「船政學堂」。学堂分前后，前學堂，又稱造船學堂，教授法语，学习造船技术；后學堂，又稱駕駛學堂，教授英语，学习驾驶技术；後又增設藝圃、繪事院。同治十二年，派遣学生中的优秀者赴英法学习。

;北洋水师学堂（直隸省天津府）
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朝廷设立，分为驾驶、管轮两科，以英语授课，兼习兵操、经史等科目。优秀者派遣出洋学习深造。

此外还有位於廣東省廣州府的水陸師學堂、位於湖北省武昌府的自强学堂等专以教授外国科学知识的学校。

;北洋大学堂（直隸省天津府）
1895年10月18日，在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和时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北洋大学堂經過光緒皇帝批准成立，在博文书院旧址正式开办，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学堂开办之初，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学制四年，为参考美国大学的大学本科阶段教育。二等学堂则为大学预科、高中阶段教育。

近代新式教育制度化發端
19世纪末甲午戰爭以後，因中國戰敗，西方來華傳教士們積極探尋、推動對中國教育考試制度做革新，仿照西方模式創建新教育制度，並積極為中國的變法運動提供意見，以供參考。僅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在教會創辦的《萬國公報》上，教士們就相當集中地闡說了中國新式教育西學東漸的問題。1896年1月，美國長老會士李佳白陳言四點，對於學校的本質、學問的功用加以闡明，甚有啟發作用。同年8月，美國教士衛道生也撰文提出創辦新學的主張；9月，美教士福開森撰文，深究富強中國的本源在於學習西學；11月，英國教士甘霖(Q.T.Gaudlin)建言，中國應模仿西方廣立學校。而主張最具體及影響最大的乃是中國教育會（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推定狄考文所起草的「擬請京師設總學堂議」及傳教士以廣學會名義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向總署呈遞的「速興新學條例」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 1944年，文教部制定了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国教
满洲国官方早期实行孔教之王道教育，“行王道，乐天命”。全面恢复礼乐，大排祭孔典礼，并有琉球神道特色的“关岳祭”（一种贞烈祭祀，用来激发报复情绪，产生仇恨）。但是“关之配岳，自民国始，为古之无”，

教育机构
满洲国设立的大专院校有二十所，参与其事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当时的建国大学，教师90%以上为日本人，用日语授课。少数的非日本人用汉语或者蒙语授课。建国大学每年招生150人中，一半是日本人，另外满洲人50名（在满洲国汉族和满洲族人都称为满洲人），朝鲜、蒙古和白俄共25名。满洲国拥有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

士官和教师培养
满洲国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的供驱使满洲国民。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

习近平力推“双减政策”失败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习近平在北京向教育部官员发出简短指示，下令对民营教培行业进行改革。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提出双减，規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由於習近平推行的雙減政策嚴重打擊中國私人教育行業，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在2024年逐步放寬對私人輔導機構的監管，以此增加就業機會減低失業率。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教育
香港、澳門在回歸中國後，教育制度沒有太大轉變。2010年香港将中學－大學轉為三三四學制。

2020年6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同年11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提議加強國民教育，提高教師質素。報告發表後一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召開記者會，宣布改革通識教育，不再設獨立專題研習（IES），公開考試評核只分「合格」及「不合格」等。

2024年7月31日，香港教育局宣佈，香港初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將於2024年9月新學年全面推行，教育局向全港中學發通告公布相關課程指引，其中要求教師向中三學生講解習近平思想。在香港官方公布的教材及工作紙中，相關教材及工作紙引用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七一講話」，並要求學生回答「四個必須」及「四點希望」。

相关条目
*中国教育
*中國高等教育

• 77级
• 77-78级
• 邢瑞鸣

注释
参考文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122194825/http://tianyabook.com/lishi2005/qingshigao/106.htm 清史稿·选举志第八十一]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124043040/http://tianyabook.com/lishi2005/qingshigao/107.htm 清史稿·选举志第八十二]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122194835/http://tianyabook.com/lishi2005/qingshigao/108.htm 清史稿·选举志第八十三]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mingshi/ms_069.htm 明史·选举志第四十五]
*[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mingshi/ms_069.htm 明史·选举志第四十六]
*元史·选举志第三十一
*宋史·选举志
*旧唐书·选举志
*黄俊杰：〈[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668513962 东亚儒家教育哲学新探] 〉。
*高明士：〈[http://ccsdb.ncl.edu.tw/ccs/image/01_004_002_01_14.pdf 唐代敦煌的教育]〉。
*吕妙芬：〈[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20303677 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 〉。
*伊芙林．羅斯基：〈[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9178468 19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基础教育]〉。
*卢乃桂：〈[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37537189 中国近代学官传统的赓续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