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

夏濟安（），原名夏澍元，江蘇省吳縣人，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與教育家。他早年畢業於光華大學英文系，先後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外語系及香港新亞書院任教。1950年赴台灣後，他在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擔任教授，並於1956年創辦《文學雜誌》。在台大任教期間，他指導並提攜了多位文學新人，包括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1959年他赴美深造，轉而研究中國左翼文學運動與魯迅，著有英文專著《黑暗的閘門》。

生平
早年生活與求學
1916年8月12日，夏濟安出生於江蘇省吳縣。他初中一、二年級就讀於家鄉由美國聖公會創辦的桃塢中學，其後曾轉讀上海立達學園及上海中學。1934年，他從蘇州高中畢業，隨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他就讀二年期間曾因感染肺病而休學一年。1937年，他與母親及弟弟夏志清遷居上海，並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最終於1940年6月順利畢業。

教職與創辦《文學雜誌》
大學畢業後的同年秋季，夏濟安回到母校光華大學擔任英文系助教與講師，直到1942年冬季離職。1943年11月，他離開上海前往西安王曲，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中校語文教官，負責教授英文。1944年夏天卸去軍校職務後，他短暫居住於重慶，並於秋季前往雲南，擔任呈貢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英文講師。1945年秋至翌年五月，他轉任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教員，期間與光華大學老同事錢學熙及詩人卞之琳交情甚篤。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他受聘為國立北京大學外語系講師，期間曾與弟弟夏志清共事一年。1948年底他自北大離職回到上海，並於1949年上海淪陷前夕逃往香港。在港滯留的一年半期間，他除了經商，亦曾短期任教於新創辦的新亞書院，因此結識了錢穆與唐君毅兩位學者。

在台大任教期間，他於1956年9月與吳魯芹、劉守宜等人共同創辦《文學雜誌》並兼任主編，提倡「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風格。

夏濟安極為鼓勵學生的文藝創作，並悉心指導。他經常親自為學生修改稿件，甚至大幅刪修以提升小說技巧。例如作家陳若曦的初試啼聲之作《尹縣長》，便是在夏濟安刪修後才得以發表。對於編輯雜誌的理念，夏濟安曾向友人表示：

該雜誌曾刊發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葉維廉等作家的早期作品。白先勇曾回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引導他接觸西洋文學，他的首篇發表小說《金大奶奶》即由夏濟安決定刊登。夏濟安透過《文學雜誌》將台大兼具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的「教育空間」與當時的「文化場域」相結合，形成了台灣「學院派」文學雜誌的傳統。

赴美深造與逝世
1955年春季，夏濟安在台北美國新聞處安排下，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院深造半年，專攻小說習作，隨後於夏季返台。夏志清太太王洞憶述，當時志清接獲夏濟安同事來電，得知濟安在辦公室昏倒，已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夏志清隨即從紐約趕赴柏克萊。當他抵達醫院時，濟安已陷入昏迷，未久便與世長辭。其後，志清將兄長安葬於艾爾塞里托的觀日落墓園（Sunset View Cemetery）。

文學事業與貢獻
文學創作與雜誌編務
除了文學評論與翻譯，夏濟安在文學創作與雜誌編務上也展現了深厚的素養與實踐能力。在主編《文學雜誌》期間，他不僅親自撰寫評論，更以身作則進行文學創作。例如在《文學雜誌》四卷六期中，他發表了仿T·S·艾略特〈荒原〉的詩作〈香港——一九五○〉。這首詩作藉由香港的背景，生動摹寫了離散荒涼的現代情境，並且揉合了古文、舊詩裡的句子以及歐化的句法，展現出他將西方現代主義技巧與中國傳統文學資源相結合的嘗試。透過這些創作與編務工作，夏濟安成功地將學院內的教學成果轉化為社會文化出版品，為當時的台灣文壇帶來活力。在擔任編輯期間，夏濟安對後學給予極大的鼓勵與提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發掘了白先勇。當初白先勇懷著忐忑的心情將小說《金大奶奶》交給夏濟安時，夏濟安不僅沒有予以苛責，反而笑著稱讚其文字「很老辣」，並決定予以刊登。

對寫作風格與浪漫主義的觀點
夏濟安在指導學生與編務實踐中，對寫作風格有著明確的要求。他認為中國作家最大的毛病在於濫用浪漫熱情與感傷文字。當學生白先勇提到自己閱讀毛姆與莫泊桑時，夏濟安表示這兩位作家對白先勇會有良好影響，因為他們「用字很冷酷」。這反映了他對精鍊、客觀且具批判性文體的推崇。此外，白先勇觀察到，夏濟安並非完全超脫世俗的冷靜批評者；其內心經歷相當曲折，且具有浪漫主義者的傾向。這種內在的矛盾與個人經驗，可能使他對浪漫主義的局限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文學批評與思想
夏濟安的文學批評方法深受英美「新批評」影響，強調文本細讀，但同時也將審美判斷延伸至政治思想與歷史語境。在冷戰早期的學術環境中，他的文學思想逐漸展現出「新古典主義」的傾向。他推崇英國詩人T·S·艾略特，並將艾略特筆下的文化菁英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相結合，主張在文學中鎔鑄古典傳統與現代經驗。

赴美後，夏濟安著手研究中國左翼文學與魯迅，曾經對魯迅作品中「黑暗面」的深刻剖析。他巧妙地借用清代小說《說唐演義全傳》中綠林好漢力撐千斤閘門以拯救群雄的傳奇，來詮釋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所寫下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這句名言。在夏濟安看來，這道「黑暗的閘門」不僅代表著中國傳統的舊文化，也源自魯迅自身的不安；魯迅自覺無力抗拒黑暗而選擇犧牲，這種悲劇性的英雄姿態賦予了其作品一種獨特的悲哀與天才的特色。

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上，夏濟安指出魯迅雖然極力倡導白話文與科學進步，但其內心卻與舊中國的「鬼魂」及死亡有著難以割捨的糾纏。他特別以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以及對「目連戲」中〈無常〉、〈女吊〉等鬼魂的描寫為例，認為魯迅不僅是描寫死之醜惡的老手，更在作品中觸及了無意識的世界與精神錯亂的恐怖夢魘。夏濟安認為，魯迅對死亡與傳統迷信的著迷，展現了他作為一個「病態的天才」的深度，這使得他與胡適那種充滿穩定、安詳與樂觀光輝的純粹「五四」代表人物截然不同。胡適相信科學能「捉妖打鬼」，而魯迅卻深知死亡與黑暗的神秘力量，並以其陰鬱、帶有譏刺卻又混合著仙樂與哀歌的文體，成為了那個充滿矛盾與不安時代的真正代表史家。

他的翻譯作品包括1952年出版的著作《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以及同年集結多位歐洲知識分子文章的《》。1953年與1955年，他陸續翻譯了小說三部曲中的《燃燒的荊棘》（Der verbrannte Dornbusch）與《深淵》（Tiefer als der Abgrund）。這些作品多半帶有濃厚的反共見證色彩，夏濟安在譯序中亦曾表達對民主自由思想植根於人類本性的信念。

夏濟安對弟弟的學識深感信任。當他得知志清獲得編寫供美國政府和軍方內部參考的《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的工作時，寫道：

夏濟安對金庸的武俠小說亦有涉獵且高度讚賞。金庸曾在《天龍八部》後記中回憶，學者陳世驤曾向他提及夏濟安非常喜歡他的武俠小說。有一次，夏濟安在書店看到一張繪有四個人的聖誕卡，覺得神情相貌極似《天龍八部》中所描寫的「四大惡人」，便特意買下並寫上金庸的名字及讚賞之語，託陳世驤轉交。然而陳世驤隨手放置於雜物中，後來不慎遺失。金庸對此表示，夏濟安曾在文章中幾次對其武俠小說給予溢美之辭，但兩人的緣分太淺，始終未能見上一面，連卡片也未能收到。金庸在閱讀《夏濟安日記》等作品時，常惋惜與這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終究緣慳一面。

評價
夏濟安對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與台灣文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學者李歐梵與王德威均對其英文專著《黑暗的閘門》給予極高評價，認為該書開創性地探討了19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中個人與官方的複雜衝突，深入揭示了文學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關係，以及革命文人在倫理、審美與政治間的兩難抉擇，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政治者不可或缺的經典。}}

作家林海音也曾對夏濟安修改稿件的認真態度深表感佩，她提到：

作家白先勇亦曾回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是引導他熱愛西洋文學的橋樑，對其寫作生涯影響深遠：

此外，白先勇在回憶初次投稿《文學雜誌》時，也生動描繪了夏濟安對提拔新人的肯定：

學者梅家玲指出，夏濟安成功地將大學的「教育空間」與社會的「文化場域」相結合，透過嚴謹的學術訓練與西方現代主義理論的引介，不僅扭轉了1950年代台灣封閉的文藝風氣，更為後來《現代文學》的創立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奠定了基礎。

備註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