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餘國

扶餘（），亦作夫餘，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一个王国，以今天的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主要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扶余自汉朝以来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朝贡国，被视作东夷之一。扶余在朝鲜半岛和高句麗史料中又被称作北扶余或者北夫餘（），但是学术界对于其与并现于史料中的东扶余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争议。

扶余作为古代东北亚较为先进的政权，对区域内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扶余一方面作为朝贡体系的一份子，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长期与汉朝、公孙氏、曹魏、晋朝合作对抗鲜卑、高句丽等部族；在另一方面，扶余对三江平原的统治催生了挹娄早期国家的发展，挹娄最终在曹魏初年叛离扶余，而其后继的勿吉更是和高句丽一起瓜分扶余领土。在慕容鲜卑入侵下，扶余在285年第一次灭国，286年在晋朝协助下复国，但是仍然不时被慕容鲜卑掠夺人口。五胡乱华之后，晋朝无力保护扶余，慕容鲜卑占据辽东，在346年再度入侵扶余，扶余王室为慕容鲜卑所俘虏，扶余故地为高句丽所兼并。494年，高句丽控制下的扶余为勿吉所灭亡。

中国正史称扶余与高句丽语言诸事大多相同，高句丽也曾经在扶余故地建立统治，并受到扶余文化的影响虽然不少学者试图在先秦古籍中考证扶余的出处，但一般而言“夫余”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朝鲜学者李趾麟和中国学者黄震云将先秦《山海经》附禺之山附近的“胡不與之國”作为扶余最早的记载。韩国学者、李基東则引用了《史记》同时期学者孔安国为《尚书》所作之传，据“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西周初年就有扶余国。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参考了《资治通鉴》中“初夫馀居于鹿山”的说法，认为“扶余”可能与满语（穆麟德转写：buhū）和蒙古语（西里尔蒙文：буга）为同源词汇，意思即鹿。中国学者董学增则以“鳧臾”即扶余国不可信，“鳧臾”、“浮渝”应为谐音附会而来的汉化雅称。另外，中国学者赵欣在解释吉林省扶余市地名时，将扶余国与金朝蒲与路及其所在的乌裕尔河流域联系起来，认为“扶余”即来自于乌裕尔河的河流名，盖扶余先祖来自于乌裕尔河流域的橐离国，乌裕尔河也就是通古斯语系中低洼地的意思。朝鲜半岛学者崔南善和认为扶余应该与古代朝鲜语中的“夫里”等词同意，演化为现代朝鲜语的“벌”（罗马化：beol），意思即平原，扶余之名取自其国土平坦的地理特征，这种说法是半岛学界的主流观点。|quote3=北扶余：前汉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屹升骨城，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扶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扶余。东明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

东扶余：北扶餘王解夫婁之相阿蘭弗。夢天帝降而謂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名迦葉原土壤膏腴。宜立王都。阿蘭弗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扶餘。夫婁老無子。一日祭山川求嗣。所乘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俠流。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及其長為太子。夫婁薨。金蛙嗣位為王。次傳位于太子帶素。至地皇三年壬午。高麗王無恤伐之。殺王帶素。國除。|source3=一然《三国遗事·紀異》}}

综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西汉末年扶余王解夫娄因无子求祷上天，收养了无血缘的金蛙作为继承人，将国都东迁东海之滨建立了东扶余；原先的扶余故地（即北扶余）则由天帝血脉的解慕漱统治，解慕漱与河伯女的私生子朱蒙受到金蛙王系迫害，又从北扶余出逃卒本扶余，与卒本扶余王族联姻建立了高句丽；朱蒙以在北扶余所生子为继承人，在卒本扶余所生溫祚、沸流遂又出逃建立了百济。

《三国史记》的记载和《旧三国史》大致相当，这些内容大概上溯到新罗时代的官修史料，据李奎报《东明王篇》序文，东明神话在高丽家喻户晓，金富轼在修《三国史记》删除了《旧三国史》“荒唐奇诡”之内容。然而，高丽高僧一然所修《三国遗事》的内容实际和官修《三国史记》、《旧三国史》迥异，首先是解慕漱降生的地点从扶余王故都改为高句丽发源地屹升骨城（即五女山山城），其次解慕漱的身份由天帝之子变成了天帝，最后扶余王夫娄的身份变成了解慕漱之子、高句丽始祖朱蒙之兄弟，然而《三国遗事》又在同卷引《坛君记》称夫娄为檀君之子、朱蒙之兄弟，那么按理解慕漱就是檀君。同时，按《三国遗事》所引《坛君记》，解慕漱“與西河河伯之女要親”而生下夫娄，又“私河伯之女而後產朱蒙”，如果不存在两个河伯女，这里实际上自相矛盾。所谓的“国相阿兰弗”实际上借用佛祖弟子阿难之名，东扶余所建都的“迦叶原”也是取名自佛祖弟子摩訶迦葉，可见其中的佛教元素。综上，《三国遗事》的内容大概率拼接了扶余神话、檀君神话和高句丽史料，并且明显受到了佛教影响。

东明神话与朱蒙传说
东明神话又和《三国遗事》所记载的高句丽建国之朱蒙传说高度相似，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为同一神话的变体。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高句丽建国神话系其在4至5世纪改编自扶余建国神话，多数中国学者也持这一观点，以李丙燾为代表的朝鲜半岛学者则主张中国古籍误植扶余族系中之卒本扶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为整个扶余系统的建国神话，中国古籍中“橐离国”或“高离国”实际上就是高句丽的异写，整个故事应该反过来理解为东明逃出扶余国建立了高句丽。同时，根据《好太王碑》的考古证据，高句丽朱蒙传说在5世纪初就已经成型，而东明传说在中国文献的百济史料中也有所体现：

《三国史记》在讨论百济始祖时，也惑于上述东明、仇台两说，又引了《北史》、《隋书》等上述中国古籍证明百济起源于东明。杨军指出百济之“仇台”、“优台”，实际上也是高句丽之官名，因此大概率是官名指代人名。朝鲜王朝后期学者申景濬通过对比中国和半岛史料，认为中国史料中的东明就是解慕漱，东明或为解慕漱之王号，并且注意到了朱蒙同样王号东明，怀疑朱蒙与扶余之东明为同人。董学增则认为“东明”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古籍中的“朱明”，也就是太阳的别称，《魏书》中朱蒙就自称“我是日子”，《好太王碑》则称“天帝之子”、“日月之子”；或者按照《三国史记》将“东明”解释为“善射者”，将这一传说解读为被称作“东明”的善射民族征服了濊貊原住民。杨军认为，“解慕漱”应为“天子”，“解夫娄”应为“天孙”，两者都是汉语对当地语言的转写，为神话中惯用之称谓，并非人名。杨军又按《三国志》又记高句丽人称祭天为“东盟”，认为“东盟”、“朱蒙”、“东明”应是同音异译，在扶余语中均引申建国之人而非人名，并指出扶余、百济、高句丽传说中之东明固非一人，三国建国传说应该各有渊源。

历史
史前考古
综上所述，文献中有关扶余早期历史的东明神话未必属实，要从考古学上考证早期扶余历史，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望问题。最早解答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池内宏，其推测早期扶余应该在黑龙江阿城一带，随后金毓黻又提出吉林农安说，李健才、武国勋等提出吉林吉林说，孙进己则主张辽宁西丰说，张博泉主张扶余日本海沿岸说，学术界通论为吉林农安至吉林一带。随着考古学界逐渐达成共识，将吉林省吉林市一帶的西團山文化为公认的濊人遗址，那么依据东明传说立国于濊地的说法，扶余文化应当是出现于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内、覆盖在西团山文化遗存之上。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结果，西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达拉林河、南至吉林哈达岭、西抵伊通河、东以张广才岭和威虎岭为界。张泰湘、邹越华认为西团山文化衍生自今吉林省宁安市境内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侧面反应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族源，而莺歌岭文化一般而言被视作肃慎的遗存。董学增否定了西团山文化与莺歌岭上层文化的联系，认为西团山文化系吉林本地新石器文化之发展，西团山的青铜器文化则受到了吉林南部、辽宁北部青铜器文化以及一般视作东胡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

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深入，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发现了以泡子沿前山遗址、老河深二期遗址、东团山遗址、帽儿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这类文化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往往叠压在西团山文化遗址之上，使用半地穴住宅、土圹木椁墓和铁制农具，分布范围在拉林河以南、农安小城子东南、伊通河以东、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区域，与西团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如今，学术界大多认可这类文化为扶余文化，将扶余早期都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市区东团山遗址一带。

东团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始于1937年，中国东北考古先驱李文信曾经在此处发掘出“长乐未央”瓦当、西汉五铢钱、王莽货泉纹陶片等两汉遗物，遗址区东南之帽儿山又发掘出与汉文化、高句丽文化不同的土著文化文物；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西团山文化时期、扶余国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国时期、辽金时期的5期遗存，1982年李健才首次将此处确定为扶余早期王城，2000年代的考古研究又将这里确认为高句丽长城的起点——高句丽扶余城，随后的考古证实了这里也是渤海国扶余府城和辽代早期黄龙府城。相比于其他扶余遗址，东团山遗址出土的汉文化元素文物异常丰富，至少证明了扶余国和汉朝交往非常密切，李文信曾据此猜测扶余国内当时甚至还有汉人移民。

考古学界有观点认为松嫩平原的庆华文化或者白金宝文化为东明传说中的橐离国，然而鉴于传说的可信度和考古证据的匮乏，上述观点尚未获得广泛接受。同样，考古学上扶余文化和高句丽文化虽然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主要文化特征差异较大，尤其是扶余文化墓葬以封土木棺墓为主而高句丽墓葬以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为主。拜因顿指出，相比起直接被置于玄菟郡境内高句丽县管辖的高句丽，扶余距离汉朝边境更远、政治上更独立，扶余的山城遗址在1世纪初分布最南不过辽宁清原、新宾一带与玄菟郡北界接壤，而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也不过浑江流域，高句丽建国时尚未和扶余接壤。范恩实认为无论是东明传说还是朱蒙传说都缺乏考古学证据，扶余更多是直接来自于西团山文化，高句丽也不太可能是扶余人建立。

两汉时期
于前107年设立的第一玄菟郡与玄菟郡以北、汉朝疆域外的扶余国]]
虽然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西汉与扶余的关系，但是从考古学角度扶余深受西汉的影响，扶余很可能在西汉就是汉朝的盟友。考古学上，汉文化元素显著影响了西团山文化到早期扶余的转变进程。西团山文化虽然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但是青铜器大多来自于辽宁地区，生产生活仍然是以石器为主，当地社会并未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化和国家组织，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随着公元前3世纪左右燕国向东北扩张，汉文化元素逐渐取代本土元素成为了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的主流。已知燕国最北在今吉林四平境内的二龙湖古城建立了军事前哨，扶余先民也大概率通过这些燕国前哨与汉文化产生联系，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泡子沿前山遗址的考古报告更是提出，随着汉武帝在东北设置汉四郡，大量中原汉人迁入辽东，也有部分汉人来到遗址处生活。前2世纪至前1世纪，在汉文化持续影响下，扶余文化整体从青铜器时代跃迁至铁器时代，扶余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扶余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草原风格的器物，说明早期扶余或和匈奴、鲜卑建立过联系。

史料中并没有扶余建国的明确时间，中国学术界大多笼统地将扶余建国的时间定为公元前3至前2世纪。学界多否定《三国遗事》和《旧三国史》中的前59年，从《史记》来看，扶余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前156年－前87年）就已经立国。

扶余的兴起或与西汉王朝针对匈奴布置的北方边防相关，扶余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新兴的高句丽正中间，在国防安全上有求于汉朝，汉朝也利用了扶余的战略位置稳固了北方边防。前75年，西汉为了加强对浑江流域的高句丽的控制，将玄菟郡内迁至扶余、高句丽之间的今辽宁永陵，是为第二玄菟郡，此举制止了扶余的南向扩张，但也令扶余在汉朝的保护下免于高句丽的北上侵扰，扶余和汉朝大概自此建立了正式的联系。第二玄菟郡的主要目的是包围、控制此处的高句丽先民，但实际管理上并未采取流官管理，而以土官封侯为地方长官，高句丽则为玄菟郡下属县侯，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新莽时期。公元12年，王莽向四方诸侯收缴“故汉印绶”而改授“新室印绶”，按《漢書》“莽策命曰⋯⋯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扶余可能当时就是中原的朝貢國，范恩实则质疑这里记载的可靠性，扶余与汉朝正式的交往应该始于东汉。

扶余在东汉初年成长为汉朝东北边疆的强国，在维持与汉朝关系同时，不仅成为了东方挹娄的宗主国，还试图以武力压制南方新兴的高句丽。按《後漢書》，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貊人”入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地，遼東太守祭肜招降来犯部族，首见扶余王遣使入貢，光武帝对扶余使者礼遇有加，命令扶余每岁来朝。此时经历新莽时代的动荡，高句丽在14年攻占了第二玄菟郡治所所在的苏子河河谷，又按《三国史记》在21年大破扶余，28年与辽东郡爆发冲突——面对高句丽的崛起，光武帝采取了弃地缩边的政策，在32年与高句丽恢复和平，放弃了高句丽侵占的玄菟郡，故边外藩属直接由辽东太守管理。为遏制高句丽等边外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东汉在107年在今辽宁抚顺境内侨置第三玄菟郡，扶余或是因此在111年入侵了汉朝乐浪郡，然而又迅速归附于汉朝，在121年高句丽联合马韩、濊貊入侵玄菟时反过来派王储尉仇台协助汉朝抵御高句丽入侵。扶余在120年派遣王储尉仇台入洛阳朝贡，扶余王还在136年亲自朝贡；另據《三國志》，扶余王下葬使用漢朝賜“玉匣”，這是漢朝給等級較高的諸侯藩屬王的禮遇，可见汉朝相当重视与扶余的关系。

治下的鲜卑统一了漠北草原，东接扶余、高句丽，与南方的汉朝对峙]]
第三玄菟郡设立后，汉朝的东北边疆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直到鲜卑在檀石槐领导下兴起，取代匈奴成为了汉朝新的北方边患。檀石槐先是击败了丁零、乌孙等草原部族，又在东方打败了扶余，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在166年悍然南下入侵汉朝。扶余或是受到了鲜卑的胁迫，在鲜卑南侵的第二年和高句丽同时入侵了汉朝的辽东，此战中玄菟太守公孙琙击败了扶余王夫台、斩首千余。

两汉以后
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后，公孙度在汉室倾颓之际接手了公孙琙的地盘，击败乌桓、高句丽称霸辽东，扶余也就成为了公孙氏的附庸。按《三国志》，扶余夹在鲜卑和高句丽之间，公孙度将公孙氏宗室女嫁给了扶余王，扶植扶余以对抗鲜卑和高句丽。《魏略》提到高句丽的时候，也说“夫余不能臣也”，说明当时扶余国力强于高句丽。

扶余虽然与公孙度和公孙康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似乎与公孙康之后的公孙氏政权关系恶化。相反扶余在220年这一敏感节点越过公孙氏恢复了汉末以来中断的朝贡，向即将篡汉的曹丕政权称臣，又向汉献帝请求改属于公孙恭所领的辽东郡，体现出来扶余与公孙氏之间的微妙关系。根据三江平原考古发现，三江平原一带的滚兔岭文化受到扶余影响演化为魏晋时期的凤林文化，发展出了成熟的冶铁、筑城和大豆种植技术，迅速迈入前国家社会。現給出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的一種的翻譯版本：

拜因斯和李磊都认为这里反映了扶余王权之衰退，扶余王麻余大概率在此后为“诸加”贵族以“舊夫餘俗”杀害，幼子依虑被贵族扶植上位。不管扶余王位继承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位居”执政下的扶余和尉仇台非常不同，尉仇台治下的扶余依附于公孙氏、和中原断绝联系，然而位居“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可能是在220年或者238年公孫氏覆滅後和曹魏恢復了聯繫。根据王绵厚考证，吉林敦化的岗子遗址群二期文化中陶豆和扶余陶豆类似，佐证了当时有大量扶余人迁入沃沮地区。如果不是晋朝的干预，扶余国可能就此灭亡。

扶余首次亡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在同年以“不救夫余，失于机略”为由下诏免职东夷校尉鲜于婴，任命何龛为新的东夷校尉，要求其协助扶余复国。286年，在扶余王子依罗的请求下，何龛派遣贾沈率领晋军击败慕容廆，成功协助扶余复国。慕容廆在扶余复国之后仍然经常剽掠扶余人为奴隶，并将之卖到晋朝，晋武帝不得不下令官府禁止买卖扶余奴隶，并赎买扶余人归还扶余国。289年慕容廆意识到已无法阻止扶余复国，干脆投降了晋朝，转而采取了“尊晋勤王”的策略。随着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朝经历了291年的八王之乱和316年的永嘉南渡，对于远在辽东以北的扶余鞭长莫及，扶余也最终成为了慕容氏的待宰羔羊。}}按照这种说法，扶余因为“百济”不得不避难于西，又因为来不及设防而为慕容部所击破。又按《新唐书》，豆莫婁自称本“北扶余之裔，高丽（高句丽）灭其国”，这个国家受到了勿吉的影响，多推测和金朝蒲与路有关系。由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证实在4世纪末高句丽就已经领有扶余故地，因此扶余更可能是在高句丽威胁下西迁。年代接近的《冉牟墓志》似乎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其中有“□□使人□知[朱蒙]所生之地，來□”，日本學者據此認為高句麗和慕容鮮卑圍繞扶余国的歸屬爆發了衝突，最終高句麗佔據了北扶余。范恩實雖然否定了双方为此衝突，但還是肯定了高句麗佔據了夫餘國故地，夫餘國在高句麗治下仍然保有國家體制，扶余王可能在高句麗派出的官員協助下治理國家。慕容皝俘虜夫餘王後，將扶余玄王立為镇军将军，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扶余王室也向慕容部派遣质子，其中扶余王子余蔚在370年为前秦军队打开前燕国门导致前燕灭亡。按《好太王碑》，高句麗在410年滅亡了東扶餘，此後夫餘國仍然存在——按《魏書》，457年10月北魏文成帝準備東巡遼西，2個月後扶余就來朝貢北魏，很可能扶余國就是藉由朝貢向北魏尋求保護。后世的史书，包括《后汉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大多沿袭了《三国志》对扶余的描述。按《三国志》，扶余王持有“濊王之印”，国内王城又是叫做“濊城”，自称为“亡人”，国内城、栅都是圆形。
在考古学主流将吉林东团山遗址定为扶余早期都城之前，学者对于扶余的疆域和都城多有猜测。，但是迁都位置分歧众多，以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为主，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迁都。

关于扶余的北界，弱水的地望尚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即东流松花江另外，史书提到扶余特产赤玉、貂狖、美珠，证明了扶余也有一定的采集经济和狩猎习俗。不过，扶余的这些特产也可能是取自挹娄，《三国志》在讨论挹娄时也提到了类似的特产，而挹娄曾经臣属于扶余。

除了农牧业外，扶余国内还有以金属加工、服装纺织、陶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董学增根据现有考古认为，直到西汉早期，扶余的铁器仍是和中原形制一致，以中原输入为主，但是在西汉时期受到汉文化影响扶余人逐渐掌握了铁胚锻造等铁器加工方式，最后在东汉初期之前就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扶余墓葬的铁器按年代逐渐增多，并且比较普遍的出现于各类墓葬中，而老河深墓地发掘出的甲冑证明了扶余人可以制造早期低碳钢，侧面体现了扶余人金属加工水平的进步。《三国志》提到“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1980年代发掘的吉林市帽儿山遗址曾经出土过20多件丝织品，其中还有“帛画地图”残卷，这些丝绸制品应该是输入自中原，平民应该仍是以土产的狗皮、羊皮、麻布为服装，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的陶器上就发现了麻纤维制品留下的痕迹，上流阶级还会穿着狐皮、貂皮制作的大衣按《三国志》“旧夫余俗”，扶余人会在水灾、旱灾、收成不好的时候将问题归咎于国王，杀死或替换国王以替天行道。又按《三国志》，扶余人会像商朝一样用占卜决定国事，每当军事行动时会杀牛查看牛蹄，牛蹄合上则为吉利，分开则为不吉。扶余和高句丽习俗相通，应该一样都有祭祀祖先的习俗，高句丽还会到拜祭妇人像的扶余神（柳花夫人）和始祖扶余神之子（朱蒙）。从东明传说来看，扶余人应该认为猪、马、鱼、鳖等都有灵性，朱蒙传说中扶余王也曾经向山川祈求继承人。

扶余有着和匈奴一样的收继婚，女性在丈夫死后会嫁给丈夫的兄弟。从传说来看，扶余人与高句丽人可能存在通婚。。

扶余盛行厚葬。按照《魏略》，扶余人一般会停丧五个月，并推崇丧期越久越好，并且会向死者供奉或生或熟的食物，死者亲属则会身穿白色衣服，妇女去除装饰品，和中原披麻戴孝的习俗相似，《三国志》还补充扶余人在夏天会用冰来延缓尸体的腐化。《三国志》还称扶余人丧葬会使用人牲，有时会使用多达数百人殉葬，从目前的考古来看只有看到马匹殉葬，并没有发现活人殉葬。东明传说中就可能有借鉴中原传说之成分，而扶余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有大量输入自中原，扶余王的丧葬也需要用到玄菟郡保管的玉匣，扶余许多习俗都和殷商相似。按《三国志》“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国”，《魏略》“其居喪……大體與中國相仿佛也”，扶余的礼仪习俗应该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汉朝制度的熏陶，但是又按《三国志》“在國衣尚白”、“出國則尚繒繡錦罽”，说明扶余对内和对外所用的服装制度有所不同。《三国志》还描述扶余人对于汉朝派来的翻译传话都跪拜臣服、表现得毕恭毕敬，伏地轻声细语。

语言
地圖]]
目前几乎没有关于扶余语的语言学记录。《三国志》称高句丽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与扶余同”，扶余语理论上和高句丽语、沃沮、东濊类似，不同于挹娄的语言（通古斯语系），但目前所见文字只有汉字。；尹铁超、赵志刚则论证扶余语和通古斯语同源。韩国学者李基文则将高句丽语和扶余语归纳为扶余语系，认为其和朝鲜语同源，而美国学者白桂思则认为扶余语系和日语同源。

政治
官制与社会阶级
《三国志》提到扶余“以六畜名官”，又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而《后汉书》也提到了“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高富顺、刘景文认为“以六畜名官”应该表示扶余境内畜牧业比较发达，但是《三国志》却只有四加，缺少了“羊”和“鸡”，单凭文献不能确定扶余国内是否存在“鸡加”和“羊加”。范恩实依照英国神话学家弗雷泽的理论对比早期扶余之王权，国王作为原始社会中超自然神性的承载者，也会为自然灾变负责，国人可能会通过惩治国王来干预自然现象，当国王的神性衰弱后则会处死国王来让神圣之灵魂重生于健康之躯。

与汉朝的交往很可能刺激了王权的膨胀，扶余也在效仿汉朝建立中央集权，逐渐摆脱原始政治。根据《三国志》，扶余王死后需要使用汉朝册封的玉匣下葬，扶余王也借由册封体制巩固了自身王权。结合《后汉书》嗣子尉仇台的记载和《三国志》“無適子，有孽子麻餘”的记载，扶余国至少在120年就建立起王位继承制度，并演化出立嫡原则。王权的增强也体现在军事方面，扶余王室可以调动的军力从111年的七八千，到121年、167年的两万；另一方面，“使者”这类直接听命于王室的私臣出现，其中“大使”位居虽然不是“大加”贵族却可以有相当的权力，证明独立于贵族的行政官僚制度正在形成。然而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扶余的王权在后期还是出现了衰退，“诸加”贵族开始利用“旧扶余俗”选举、杀害扶余王并操弄王室废立。，宣称自己的王室出自北扶余。虽然《三国史记》一再强调高句丽与扶余的亲缘关系，扶余王带素于22年去世后扶余与高句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但是考虑到双方战争中提及的地名不太可能在早期高句丽的活动范围内，带素的事迹很可能反应了扶余国晚期高句丽入侵的历史事实。《三国志》中虽然提到了扶余与高句丽文化上相似，但是并没有提到高句丽王室出自扶余王室，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414年的《好太王碑》和6世纪的《魏书》。这种转变很可能和346年慕容氏俘虏扶余王有关。高句丽在342年占领了扶余国故地，又在410年征服了东扶余；随着大量扶余人加入高句丽并参与政治，高句丽王室为增强王室权威、笼络扶余人心也有动机改造扶余建国的传说。《三国史记》中更加偏向于百济直接起源于高句丽而通过高句丽追溯到扶余，然而至少从百济人的描述来看百济是直接起源自扶余}}娶了公孙度的女儿，在公孙氏的支持下“遂为东夷强国”，最后在建百济国于带方郡故地。半岛学者李丙焘就猜想扶余王“仇台”的“台”应该音同“怡”，“仇台”即韩语的“고이”（转写：koi），正好可以在朝鲜语里对应“古尔”的读音，活跃于3世纪的古尔王在年代上可以和仇台对应，也是韩国学界公认百济实际上的开国君主之一。其次，关于扶余王室如何南下建国也缺乏文献记载，白鸟库吉猜测285年流亡沃沮的东扶余后又南下成立百济，李磊则则提出扶余王室后人在245年跟随王颀南下带方郡与三韩部落交战并最终建国。在另一方面，考古学和语言学显示早期百济和高句丽（而非扶余）的联系极为紧密，因此也有可能是百济为强调自身不同于高句丽的独立起源，而有意托辞于扶余。

君主列表
参考资料
注释
引用
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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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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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