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是英国设在天津的专管租界，拥有较高的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因与天津法租界毗邻位于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天津英租界是近代中国七个在华英租界之一和英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专管租界，也是天津的“九国租界”中设立最早、发展最繁荣的租界。1930年代，英国与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关问题而爆发冲突和外交纠纷，并导致天津英租界危机，史称“天津事件”。

同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的规定，先后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

19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小英格兰主义”，这一思潮主张缩减海外殖民地负担，推动殖民地改革与自治。部分英国民众认为海外租界增加了英国的财政负担，因此要求尽早赋予租界一定的自治权。

1864年，卜鲁斯离任英国驻华公使，由阿礼国接任。1866年，天津颁布《英租界土地章程暨天津英国领事区章程》（），共计23条，内容涵盖租界范围、租地人资格、租地人大会与委员会、选举与投票、捐税与执照等方面。该章程在东亚英系租界的早期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自此之后，东亚地区的英系租界《土地章程》与市政条例逐渐制度化和合法化，相关体系不断完善。

到1867年，英国外交官梅辉立合著的《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一书中记载，天津英租界内已建成多家洋行，并设有英国等国的领事馆，以及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

天津租界的真正大发展始于1870年。当年6月爆发天津教案。愤怒的天津民众杀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焚毁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事件之后，外国侨民普遍认为租界比城内外杂居更为安全，因而纷纷迁入紫竹林一带的英租界，从而带动了该地区的快速发展。当时英租界内已有英商高林洋行、汇丰银行，德商礼和洋行等众多洋行和银行，其中尤以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最为著名。为进一步推动贸易，英租界当局兴建了新式码头，并配备了各类港口设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利用从租界码头征收的码头捐，修建了一条由租界码头通往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之间的交通。此举也使得原位于三岔河口的嘈运码头逐渐衰落，而英租界则成为天津新的航运与贸易中心。随后，天津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世纪70年代初，总额为1000余万海关两，至1889年增至3124万，1894年又升至4427万海关两。天津由此跃升为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天津英租界也成为英国在华专管租界中最为繁荣的一个。租界内相继建成成排的高楼大厦，修筑了维多利亚道等主要道路。

1923年6月，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宣布将北洋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并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短暂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1939年，日军几乎同时对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屿的租界发起进攻。由于天津英租界地处华北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国官方法幣并存有相当数量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而日本将天津英租界作为突破口。英租界当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但因“采取这一行动良心难安，而且将很难向重庆交待。”拒绝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则威胁封锁英租界。卡尔提议由英国、日本、美国各出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未被日本接受。1939年6月14日，日军开始彻底封锁天津英租界与法租界，造成天津英法两租界内正常生活的停顿，以逼迫租界当局交出嫌疑人并要求英国放弃亲华政策，史称“天津英租界危机”或“天津事件”（Tientsin incident）。英国开始考虑对日经济制裁的问题，6月17日，英国宣布，如果天津局势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则英国将采取包括取消日本原享之最惠国待遇、废弃1911年英日条约、对进口日货一律加征重税等报复措施。

日本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外交支持下表示，若英国敢派舰队解除天津英租界封锁，就在歐洲立刻发动战争。7月24日，英国最后对日本作出让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和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议》就解除封锁条件达成一致。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后，1943年1月11日國民政府與英國于重庆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特权条約》，规定中国將收回天津英租界。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国民政府行政院於11月24日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

空间扩张与分区
天津英租界整体由“原订租界地”及三次扩张后获得的租界地（扩充界、南扩充界、推广界）组成，东临海河，北面沿宝土徒道（现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海光寺大道（现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美国对天津美租界的占领意愿不强，但1895年，德国要求在“北由杏花村之下仁记洋行南边道路外起，南至小刘庄之北庄外止，东至河边，西至海大道”的区域划定天津德租界，其中包括美租界的部分地区，引起美国的不满和抗议同年10月23日，由天津海关道发出布告予以承认，原天津美租界区域正式并入天津英租界成为其南扩充界。

选举人制度与选举人大会
天津英租界在划定之初，就引入并施行选举人登记制度。由于有完善的土地登记制度做保障，原订租界工部局早期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亩数为标准确定选举人资格，实现了对选举人的登记。租地人只要达到最低租地标准即在天津英租界内享有选举权。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与天津英租界墙外租界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组织状况与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立之后，也相继成立了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财政处、工程处、警务处、电处务、水道处和卫生医官处等处。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还设有八个市政委员会：电气委员会、医务委员会、自来水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机要会计委员会、学校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义勇队委员会。这八个市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别兼任，董事长兼任各委员会委员。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每年夏季，部分英军会轮换至山海关驻防。1937年2月4日，英国陆军部建议将华北及上海的驻军撤至香港。工部局董事会虽由选举产生，但长期由相对固定的人员担任，对租界内事务形成垄断，破坏了民主自治的原则。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设和开发得到了英国技术、人才和装备支持。另一方面，市政建设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租界内外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须符合其利益诉求，需要有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等机构从中协调推进。1918年，天津英租界合并管理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代理建筑师亨利·麦克卢尔·安德森向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提出统一规划方案，被称作“安德森规划”，英租界工部局在此方案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奠定了天津英租界的空间基础。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第一条马路——维多利亚道 (天津)（今解放北路），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与法租界大法国路合成中街。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块铺设了一条道路，成为天津第一条碎石路，虽然技术并不先进，但与当年一般的土路、炉灰路相比，显然进步了许多。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结合海河清淤工程，对部分泥沼地区进行填筑使之成为城市公园，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园林景观维多利亚公园。1887年6月2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之日，该公园正式开放，故称“维多利亚公园”，在当时有“英国公园”的别称。

此外，英租界内的公园还有皇后花园、久布利公园、义路金花园等。在推广界的地产开发中，各国建筑师投入建筑设计中，造就了现今“五大道”现在“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景观。

天津英租界早有建造水厂的想法，但碍于经费不足而一再搁置。1894年6月，香港爆发霍乱加剧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对饮水卫生状况的担忧。创办人投资19.8万两白银，1898年11月完成铺管工程，次年1月开始投产。后来随着英租界不断扩大，1923年1月，英租界工部局收购了这家自来水厂并改组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处”。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因为安全因素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各类贸易活动在英租界内聚集，促进了英租界的早期发展。同治十一年(1872)三口通商大臣裁撤后，紫竹林港区的外贸与关税完全由英国人控制。

金融业
是天津租界内第一家外资银行]]
天津英租界作为天津银行业的集中地之一不仅聚集着众多的外国银行，也集中了许多的华资银行。在当时各国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贸易发达、经济繁荣，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较其他租界先进，因此，当时的外国银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天津作为京城的门户和北方商贸重镇，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分行，其经理均以总代表的身份常驻天津。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天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天津的业务地位逐渐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所取代。为避免留存于天津英、法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931年前，整个天津海河的驳运事业均有天津英租界的太古洋行所属的天津驳船公司以及大沽轮驳公司两家英国公司垄断，这一局面直至1929年天津金城银行设立的华商天津航业公司在1931年开辟第一条航线才改变，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航运巨擘董浩云最早即在此做学徒进入航运业。

服务于日渐繁荣的对外贸易，除航运驳船业以外，包装业成为英租界里最早出现的外资工业，包装业是与进出口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天津从贸易外国洋行都附设有打包厂，如：高林洋行打包厂、德隆洋行打包厂、世昌洋行打包厂等殷森德按照自己姓氏的中文译音和孟子“利顺以德”的双关，把饭店命名为“利顺德饭店”1918年春，教会学校被移交给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接管，从此学校被称为天津英国文法学校。英租界工部局也同意划定校址，从英租界登记的房地捐税中按每万元抽一角八分的标准拨给建筑费及平时经费，并定名为“天津公学”。

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英租界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形成“政治孤岛”，在客观上阻滞了日军行政权力的直接渗透。随着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西迁后，留守天津的知识分子为抵御日军和汪精卫政权推行的“奴化教育”及意识形态渗透，在英租界内先后筹建了育德学院与私立达仁商学院，吸纳拒不与日伪开展政治合作的留津师生。但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英租界后，相关学校多次被遭日本宪兵查封。

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办在英、法租界并有教会背景。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源自天津英租界并繁荣发展的天津报业在阐发政治主张的基础上，也能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比较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启迪民智，对中国的西学启蒙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1924年，出生于天津英租界的埃里克·利德尔成为第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奥运会金牌得主。其任教于英租界的新学书院，该校因英籍教师较多，其中不乏足球运动员出身的教师，因此较早引入足球等西方体育项目。天津市第一个足球队——辫子足球队就在该校诞生，曾在华北运动会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出生于天津的英租界居民埃里克·利德尔在1924年巴黎举办的第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田径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铜牌。1923年6月，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宣布将北洋政府迁往天津英租界，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及政府所在地并于晚年寓居于此。1937年，循道公会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201、203号）设有圣道堂，但迟至战后租界交还后才完工。

在教会组织方面，自天津英租界开辟以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决定成立直属英国国外布道会和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领导的天津英国教会，该教会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纯英国教会。此后，位于天津英租界的伦敦国外布道会、救世军基督教、安立甘教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相继成立。其中，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安立甘教会就派传教士来天津筹划建立教会之事，并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英租界咪哆士道与马厂道拐角处的一块空地以“名义租金”租给教会，使之在天津英租界占有一块地皮，之后，这块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诸圣堂。与天津日租界相比，由于英租界内没有公开的烟馆、赌场、妓院，相对来说英租界内黑社会的活动较少，犯罪率较低，社会治安较好。

在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当局对倾倒脏土和清扫街道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于英租界各户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设有的木制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当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扫街道并要求住户每日按照规定时间将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车内并让清道夫将公共土车运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粪便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居住于英租界的每户居民必需建立一种经过试验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粪池，并将自家的污水管道与英租界内的下水道连接起来。后来，天津英租界当局决定在租界内停用粪车，户主和地段业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规定修建与化粪池配套的新式卫生的厕所设备。201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市档案馆编纂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史料选编》共3册。

建筑遗存
1949年之后，原天津英租界中的部分房产转为公有，不仅有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进驻作为办公之地，普通居民也通过分配进入原租界建筑内居住，使五大道等原英租界区域的社会结构及功能都有所改变。1970年代后，随着人口密度的急剧增加，五大道等地区居住环境逐渐恶化，原本幽静的西洋建筑逐渐沦为拥挤、混乱的大杂院，大部分经典建筑在几经易主后，虽然变更用途但得到保留，维持着历史原貌，历史形成的街区空间格局和形态基本得到保持。2011年。五大道被天津市规划局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重点开发，但也存在历史遗产为城市开发让位的问题。此外，原属于英租界的泰安道地区和解放北路地区也被列纳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

2013年，原为天津英租界推广界的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筑群中的39处代表性建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天津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聚集的区域。

2015年4月，天津市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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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区域因历史风貌已经成为天津市标志性的旅游景区。

天津英租界遗存中作为旅游景区具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天津市中心五大道区域，指现今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睦南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这五条道路所在的区域，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英租界的高级住宅区。如今作为天津市十四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在成为旅游景点的同时，此处也拥有数量颇为庞大的常住人口，是典型的位于城市中心的人居型文化遗产片区。

1999年，天津市政府开始对五大道地区进行全面整治，将其定位为高级住宅区、高档办公区和文化旅游区，开启了五大道开发利用的历程。

2012年开始，和平区政府从重点围绕民园体育场的更新改造进行了针对性的旅游开发，包括开发五大道历史博物馆、建立“五大道游客服务中心”、开辟观光马车巡游项目、在民园体育场文化中心地下一层开设进口商品免税商场等。在餐饮方面,注重将餐饮与地区小洋楼文化特色相融合，引入了多种风格的餐厅、咖啡厅和酒吧。民园广场等公共空间利用不充分，草坪等区域被隔离，影响了人员流通和客户吸引。作为核心景区，民园广场与周边存在隔离感，缺乏整体性的景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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