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是法国于1861年6月在天津设立的专管租界，为近代中国四个在华法租界之一。其设立与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密切相关，标志着法国在华势力正式进入天津。

天津法租界不仅是九国租界中第二个划定的租界，也是发展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租界的建立使法国在天津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警务权力，设有法籍领事主持的公董局及配套的巡捕房，形成了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城市治理体系。

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天津法租界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如天津教案、老西开事件等。租界内集聚了法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既是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因冲突频发而引起广泛关注。法国在此修建了多座宗教和公共建筑，其中西开教堂最具代表性。

天津法租界内公共建筑密集，商业和金融活动活跃。劝业场、各类银行、旅馆及俱乐部均集中于此，使该租界逐渐发展为天津的近代商业中心之一。因与天津英租界毗邻，并共同位于紫竹林一带，两者又被称为“紫竹林租界”。

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與德國的壓力下，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收回天津法租界。該租界存在八十余年，是外國在中國的最久者。在此期间，它是法国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并对天津城市格局与近代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设立与扩张
设立
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政府为避免英法在天津开设租界，派桂良与花沙纳在天津与联军谈判，并于6月先后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汉口、九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外交官进驻北京，但未涉及在天津开设租界和驻军的要求。清政府加强大沽口防务，外国公使需由北塘登陆换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清军主将僧格林沁因天津城外居民密集，拟在城周修筑土墙，总长约三十五里，后来的墙子河即源于此工事。该防御未能阻止联军，8月24日天津陷落，9月21日通州失守。10月，恭亲王奕訢与英、法换署《天津条约》，并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法国政府派遣哥士耆前往天津勘察租界范围，划定南接英租界、西临海大道、东与北临海河的地段，面积约306亩，作为法租界。1860年12月25日，天津知府石赞清将划界结果禀报总理衙门，称英国所划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给法国三成”。

1861年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哥士耆签署《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明确法租界的地价与地税，确认法国在租界内的管辖权，并将原本的“永租”实质上转化为占领。

界外侵占
位于天津法租界控制的界外侵占区]]
除天津法租界签约划定的区域，法国当局在租界范围之外亦有侵占行为。1900年拓界后，法租界当局觊觎位于墙子河西岸的老西开地区。在法国驻天津领事的授意下，天津天主教会自1913年起在该地修建包括主教府和大教堂在内的教会建筑群。工程于1916年竣工后，法租界当局派出军警进入该地，引发了“老西开事件”。事件发生后，法方停止了对该地区的公开占领，但仍在暗中扩展势力。

自20世纪20年代起，特别是1931年后，老西开地区因邻近天津日租界，局势趋于不稳，当地部分业主为避免冲突，自愿向法租界当局缴纳捐税，以求保护。法租界当局遂在该地设立工部局分局，并实施行政管理，同时进行地形改造和拓展。1935年，张自忠主持天津市政，在该侵占区边缘开辟道路，并派警察驻守，阻止了法租界的进一步扩展。

老西开侵占区的范围为：北起墙子河（今南京路），东至圣鲁易路（今营口道）与英租界接壤，南至西小埝（今新兴路），西至西大捻（今四平西道），面积约500亩，是界外侵占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开辟初期（1861至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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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6月2日，法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在天津的范围：其北邻天津英租界，但位置较英租界更靠近天津城，面积为439亩。

天津法租界刚开辟时，中国对外贸易并不活跃。在1861至1870年间，法租界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当时在天津经营的外国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的宫北大街及天津英租界内的少量住宅

市政设施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

政治
天津法租界的行政体制与天津英租界有所不同。当时法国的行政官员掌握较大的专断权力。主持租界日常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为公议局局长，但天津的法国驻华总领事并无权任免该职，由法国外交部直接派任，并由局长直接指挥警察事务。总体而言，法租界的行政权力集中于领事之手，因此被称为“领事独裁制度”。

法租界的选举人大会既不具备立法权，也无行政监督权，其唯一职能是选举工部局董事。最初，大会可选举全部董事，后来仅能选举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选举完成后，当年的职能即告结束。董事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半数。董事会规模不一，其中天津法租界董事会连同总董（即领事）共九人，为各地法租界中人数最多者。。这些报刊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传播了宗教思想与启蒙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各阶层对“开民智”的认识逐渐增强，天津出现了大量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

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已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报纸种类超过30种，总发行量逾29万份，其中本地发行约18.7万份。若以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估算，平均每2.5人即拥有一份报纸。此外，当时还存在数量众多的各类小报。

文学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

教育
设立在天津法租界的新学书院]]
天津法租界自开辟以来，陆续建立了多所学校，多数由教会创办，既为外籍侨民子弟提供教育，也向华人学生开放。1887年，法国圣母文学会在天津法租界圣路易路（今和平区营口道）建成圣路易学堂。该校为外侨子弟设置，开设法语及西方课程。少年时期的英若诚曾在此就读，其祖父英敛之为《大公报》创始人。1895年，法国修士在紫竹林教堂附近创办法国学堂，采用法国教育体系，教授法语和中文课程，服务于外侨子弟及部分华人学生。1902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博士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创办新学书院，开设英语、法语及西方科学课程，面向中英双语学生。1926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仁慈堂在法租界贝拉扣路（今哈尔滨道182号）建立圣若瑟女校，主要为女性学生设置课程。此外，法租界内还设有其他教育机构，如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中学（原名成美学校），开设英语及西方科学课程，为外籍及华人学生提供教育。

娱乐业
天津法租界的娱乐业在民国时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法租界内的高档酒店，如国民饭店、裕中饭店、DD饭店、交通饭店和惠中饭店，不仅提供住宿服务，也常配套设有餐饮、酒吧和娱乐场所，成为中外商务人士和上流社会聚会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法租界的社交生活还依托各类俱乐部与剧院展开，其中法国俱乐部是法籍侨民和外国人士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而中国大戏院、权仙电戏园等则提供戏曲和电影娱乐，满足华人及外籍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社会
医疗
的马大夫纪念医院]]

天津法租界的医疗事业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而逐步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医疗机构为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

该医院的前身为英国驻天津军队于1861年1月23日在法租界紫竹林一带设立的随军门诊部，主要为驻军及侨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1868年12月1日，该门诊部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接管，更名为“基督教伦敦会医院”，并逐步向中国民众开放，经费主要来源于天津地方官僚、绅商、买办的捐助以及向病人劝募的善款。

1879年，伦敦会派遣英国医生马根济（）任天津院长。在其任内，医院得到扩建与制度化发展。马根济建议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扩充医院设备、扩大业务，并创办西医医学馆以培养中国医生，该建议随后获得采纳。

1880年，伦敦会在法租界海大道建立新院舍，命名为“伦敦会施医院”。此后，天津法租界逐渐形成以传教医院为中心的近代医疗体系。

宗教
天津法租界的宗教活动早期集中于海河沿岸的紫竹林地区。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作为法租界内首座教堂，主要服务于法国驻津领事馆官员、驻军及外籍侨民。该堂具有显著的外交礼仪功能，每逢法国国庆等重大节庆，租界当局均在此举行弥撒仪式，是法租界高层精英的重要社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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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租界向西扩张，教务重心逐渐移至天主教西开总堂。该堂不仅是天主教天津教区的主教座堂，还通过周边设立的法汉中学、圣若瑟女校及教会医院（今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前身）等机构，构建了“教、医、学”一体化的社会网络。每逢圣诞、复活节等重大节日，西开教堂举行的巡游仪式常吸引大量市民观摩，成为近代天津标志性的城市文化景观。

基督新教宗派在法租界内则侧重于社会公益与市民服务。卫理公会维斯理堂地处福煦路与海大道（今滨江道与大沽北路）交口的繁华商圈，其活动具有鲜明的市民化色彩，除日常布道外，亦常举办新式婚礼与文化交流活动。

伦敦会海大道教堂由伦敦传道会创办，依托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作为交通商贸干线的地理优势，吸收了大量职员、商户及外籍雇员参与。该堂积极推广近代教育与慈善理念，通过开办夜校、图书馆及医疗咨询等设施。

现状
天津法租界所在区域，目前共有五片地区被列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劝业场历史文化街区、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赤峰道历史文化街区、承德道历史文化街区和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区域保存了租界时期形成的建筑格局和多样化的近代建筑类型。

其中，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分布有多座近代银行建筑，如盐业银行旧址、天津朝鲜银行大楼、天津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根据《天津市关于深入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的方案》，解放北路沿线两侧区域被划定为“金融历史文化区”，在进行风貌保护的同时，被纳入天津市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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