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十二世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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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十二世与中国包括从1939年到1958年，天主教會与中国的关系。天主教會在1939年承认中国礼仪，在1946年提拔了第一位中国枢机，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害天主教会，在1957年成立独立于聖座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中国礼仪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吸納中国信眾很困难，因为它不承认他们儒家尊重死者家属的习俗。中国人視之為一个傳統的仪式；但对天主教會而言，这是違反天主教教义的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在中国进展甚微。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当选的同年，戏剧性地改变了政策。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應他要求发表新指令，不再认定中国习俗是迷信，而是一种景仰亲属的体面方式，因此允许天主教徒这样做。教宗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处境，1942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首任使节在1943年1月递交国书。 由于教会开始蓬勃发展，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将田耕莘主教提升为枢机主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搁置了这些进展。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自那时起，天主教会转入地下活动。规模大为减小，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会开办有254所孤儿院、196所医院，有81628 个床位。

迫害
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9月通过的宪法保障所有重要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禁止对信徒的歧视，但是，政府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非常敌视宗教，并支持消灭它們。共产党很快就将宗教信仰等同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忠诚，特别敌视它认为在其控制之外的宗教团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教会暂时受到了宽容。在农村地区，迫害始于1950年。从1950年7月23日和1951年2月制定了反对反革命活动的新法律 ，创建了对付“人民公敌”的法律工具。天主教神职人员经历了加大的监管力度。主教和神父被迫从事有辱人格的粗活谋生。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西方人）被指控是外国间谍，准备把这个国家转交给帝国主义势力。这对于罗马天主教徒特别困难，因为教宗被认为是外国势力。

天主教会被认为非常危险，因为它的教阶制度、全国性的网络和阻止政府渗透的能力。国家要求天主教徒全力效忠国家，取代对教宗的效忠；不得选择政治中立

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总主教被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义了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主教们将其解读为敌对的企图：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借口，要求神职人员离开罗马教廷，因此加以抵制。到1953年，许多中外主教和司铎以及教友遭逮捕其中许多人在监狱中死亡。确切数字没有公布。

教宗的回应
庇护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谕《》，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神父，一个国家教会将不再是天主教。他对于自养和自治采取了灵活的立场，指出教会认为传教士和财政援助活动只是作为过渡性的，因此总是优先考虑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但是同时也不应该贬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为是他们资助了传教活动。外国神父将基督的名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作为敌对强国的间谍。 对于自传，教宗同意，讲道和教导的方式应根据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它古老的传统习俗，以便收获更多的果实。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区进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龚品梅，他拒绝支持脱离教廷的三自运动。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7年7月，脱离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因为罗马教廷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和侵略的工具（尽管天主教同时谴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神父和主教要学习漫长的自愿再教育课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来教育信徒。拒绝参加爱国会的神父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其他教区也照样实行：赶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并将他们合法的代理主教关进监狱。庇护十二世表示强烈抗议，发布他的最后一个通谕。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国内教会的命运不为外界所知。

庇护十二世的最后通谕
庇护十二世在通谕《》中，抗议这一新的迫害，这个通谕问道，为什么忠心的好天主教徒会变成分裂的，并得出结论，长达一个月无休止的再教育课程，以及身体和心理矫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许多人在教育营被迫作出“自愿招供”。教宗承认，至少在短期内，教会会面对黑暗。但她继续拥有抗议，祈祷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权力。庇护十二世在他最后的通谕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于罗马教廷者：

庇护十二世关于中国的著作

• 1.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on mission related issues AAS 1939, 269
• 2. Instruction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 concerning Chinese rites AAS 1940, 24
• 3. 一九四五年聖誕廣播詞Christmas Message December 24, 1945, AAS 1946, 15
• 4. Allocution to the new Cardinals February 2, 1946 AAS 1946, 141
• 5. Beatification of twenty-nine Chinese Martyrs, November 27, 1946, AAS 1947, 307
• 6. 教宗勗勉中國苦難教胞通諭 Apostolic Letter Cupimus Imprimis, 1952年1月18日, AAS 1952, 153
• 7. 致中国人民Encyclical Ad Sinarum Gentem, 1954年10月17日, AAS 1955, 5
• 8. Address to Historians August 9, 1955 AAS 1955, 672
• 9. 宗徒之长Encyclical Ad Apostolorum Principis, 1958年6月29日, AAS 1958, 601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 Acta Apostolicae Sedis (AAS), Roma, Vaticano 1922-1960
• Owen Chadwick,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Cold War, London 1993
• Richard Cardinal Cushing, Pope Pius XII, St. Paul Editions, Boston, 1959
• Victor Dammertz OSB, "Ordensgemeinschaften und Säkularinstitute", in Hand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 VII, Herder, Freiburg, 1979, 355-380
• A Galter, Rotbuch der verfolgten Kirchen, Paulus Verlag, Recklinghausen, 1957,
• Alberto Giovanetti, Pio XII parla alla Chiesa del Silenzio, Editrice Ancona, Milano, 1959, German translation, Der Papst spricht zur Kirche des Schweigens, Paulus Verlag, Recklinghausen, 1959
• Herder Korrespondenz Orbis Catholicus, Freiburg, 1946–1961
• Pio XII Discorsi e Radiomessagi, Roma Vaticano, 1939-1959,
• Jan Olav Smit, Pope Pius XII,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