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也被称为柏孜克里克石窟{{efn|或因译法不同而文字不同，如黄文弼著《吐鲁番考古记》中记为柏则克里克。在火焰山及周边分布着近十处石窟寺院，除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外，吐峪沟石窟、胜金口千佛洞、雅尔湖石窟、拜西哈尔石窟等，这些石窟（千佛洞）统称为高昌石窟。

开凿历史
麴氏高昌时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始凿时间约为麴氏高昌时期，但具体时间并无直接记录。20世纪80年代，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在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清理维修时，发掘出建昌五年（559年）《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且对石窟木结构建筑构建进行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为5到6世纪。基于此确定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大致时期。

修凿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包括第9窟、第18窟、第34窟，其中第9窟和第34窟后被重修重绘，仅第18窟还留有早期壁画。壁画颜色主要是石蓝、石绿等冷色。1984年，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80窟的废墟中发现《杨公重修寺院碑》，其中记载了北庭大都护、伊西北庭节度杨袭古在贞元二年到六年（786年到790年）在此兴土木，在窟下造厅、冬厨，以及廊、窟等设施，并在窟下栽种葡萄的事迹。此时期代表洞窟包括第16窟、第69窟等。此时期的洞窟不仅有中心柱窟，还包括大型纵券顶长方形窟。此时的壁画出现了中原地区流行的大型经变画。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创作在此时期到达高峰。

德国人组成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三次前往柏孜克里克，第一次由探险家带队带领东方学者、探险家胡特等人组成的探险队于1902年11月到1903年3月间前往柏孜克里克，此行并未割取壁画。第二次是由探险家勒柯克领队，于1904年11月到1905年12月从柏孜克里克带走大量壁画、文书、雕像、石刻等文物。1905年12月，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在喀什噶尔会合并北上，对库车等地考察后，第三次对吐鲁番进行考察。由勒柯克和格伦威德尔割取的壁画等文物在柏林民族博物馆展出，超过一半的壁画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空袭。如今部分壁画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1950年代初期，由阎文儒、常书鸿等人组成的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新疆境内遗存进行复查或再次发掘。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组成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天山山脉以南的石窟。参与调查的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佛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调查时，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对各洞窟进行测绘、编号，当时有编号的洞窟有57个。此次调查成果以《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为题发表于1962年的期刊《文物》上。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今吐鲁番市文物管理局）清理维修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坍塌损坏的洞窟。并对千佛洞崖前遗址区进行清理，发现部分石窟之间或附近的14个新洞窟，并将新发现的洞窟编号为第58窟到第71窟。又在山崖之下清理出11个洞窟，编号为第72窟到第83窟。此次清理发掘的成果以《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清理简记》为题刊登于1985年的《文物》期刊上。所有洞窟中有40余个有壁画的洞窟，壁画总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昔日寺门开于木头沟西侧的树林中。

第9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9窟，即德系编号第1窟，属于中心柱窟，初开凿于麴氏高昌时期，后经重修重绘。中心柱四壁本有雕像，皆毁，仅存佛背光。正壁台座正面绘有图像《鹿野苑初转法轮》；三身比丘供养人像和三位世俗供养人像分别绘于左右两侧。洞窟从前室到甬道的内外壁绘有千佛图像，前室右侧绘有多排塔中坐佛，左侧残存数排塔中坐佛；右甬道外壁存7排千佛图像，配有回鹘文和汉文榜题，内壁即中心柱右壁的残存佛背光由火焰纹、卷草纹等图案组成，周围绘有数排千佛；左甬道外壁有和右甬道外壁形制类似的前佛，但仅存数量较少。内壁即中心柱左壁除已毁的佛像外，左右两边绘有供养人像；后甬道内外壁绘有菩萨像，在佛龛中有佛像底座，龛内绘数排菩萨造像，皆有头光。第9窟顶部壁画脱落较为严重，仅存宝相花纹为主，装饰垂幔纹的残存。

第15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15窟，即德系编号第4窟，是中心殿堂带回廊（甬道）的洞窟，修凿于10世纪到11世纪，高昌回鹘兴盛时期。洞窟中间是方形殿堂，殿堂后侧修有放置佛像的平台。殿堂门前修有踏步，与回廊相连。回廊围绕于殿堂，正门两侧开有小门。殿堂顶为完全用土坯砌筑而成的圆形穹窿顶，顶部用石绿、红、白等颜色绘制而成，花纹图案以莲花、云头组成的宝相花纹为主，空隙处有流云。顶部和侧壁相交之处有垂幔文图案。殿堂壁画以大悲观音图像为中心，左右为毗沙门天图像。左甬道、右甬道、后甬道顶为纵券顶，内壁连续绘有多幅《佛本行集经变相》，其中现存最完整的佛本行集经变相现位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25×2.15米，原位于后甬道侧壁。第15窟壁画的制作工艺与其他窟的制作工艺略有不同。该窟壁画绘于土坯砌筑的墙上，而非直接在山体上绘画。

出土文物
经过多年的发掘、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有塑像、丝织品、木构件、文书等文物，其中文书有千余残片，内容、题材多样。文书包括近800件汉文文书，回鹘文文书近百件，汉文、回鹘文合璧文书130余件，婆罗米文近30件，另有粟特文文书、西夏文文书等。柏孜克里克出土文书以佛经残片为主，内容上经、律、论、密均有，既包括《大宝积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涅槃经》等，也包括《阿含部》等。出土文书形式包括写本和印本，其中小部分较古老的写本集中于对小乘佛教经典的抄写，剩下大多是对大乘佛教经典的传播，其中对《妙法莲华经》的穿抄多至百余件。除佛经外，也包括摩尼教、道教文书，另外还有少量儒家典籍、史籍等其他文书残片。

艺术特点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多于高昌回鹘时期绘制，此时的壁画不仅继承了唐西州的传统，也将汉传佛教画风和五代宋元时期的新佛教题材、犍陀罗艺术风格中的屈铁盘丝线条、龟兹壁画艺术里的凹凸渲染元素等融入，从而形成的回鹘画风格。

柏孜克里克壁画的回鹘画风格在此时从较为随意的制作转为高度程式化的制作，许多壁画的布置、内容趋同，尤其是程式化的佛本行经变绘制。壁画人物造型端庄挺拔、身材敦实。壁画的制作工艺会用淡墨打底，再敷色填彩，后用蘸朱砂颜料的铁线定稿。壁画大部分以赭色打底，所有洞窟以暖色调为主。因为洞窟空间狭小，透视视差较为强烈，为使得在狭小空间看画人物均称，画像头足比例在绘制时被夸大，腰手的比例被缩小。

保护修复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面对多种不同的危害。其所处崖体曾发生大规模坍塌，坍塌破坏和风蚀导致崖体出现自顶至底的垂直于崖面的裂隙，裂隙可达20厘米。崖体坍塌还导致洞窟附近部分出现悬空，第1窟到第8窟的崖体发育有数条冲沟，冲沟深度最大2米。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因溶盐破坏、沙土和碎石带来的外压力、特殊的洞窟形、地震等自然灾害，而面临着地仗层之间或地仗层与岩面之间出现的空鼓所带来的随时脱落的风险。比如第35窟，地仗空鼓面积达壁画面积的六成左右。另因吐鲁番地区温差大、气候干燥，在软化和快速干燥的过程中颜料层的胶质收缩变形，从而发生壁画起甲。因动植物颜料层含有的有机物可供微生物生长，因此产生的有机酸代谢产物会和含铜或钙颜料发生反应，从而使胶质变质，也会引发颜料层的起甲。如第16窟，壁画起甲面积近24平方米，并伴有壁画的整体脱落。除此之外，酥碱、胶结材料老化等也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石窟和壁画所面临的主要病害。

2010年代初，新疆重点文物保护项目领导小组执行办公室作为建设单位，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新疆文物古迹保护中心作为设计单位，甘肃中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了两期抢险加固工程。两期工程为加固崖体、加固洞窟、减少风险采用锚杆锚固、土坯砌补、裂隙注浆、槽钢支顶、表面防风化加固、危岩清理等多种措施。并修建钢筋混凝土栈道。两期抢险加固工程分别被评为2011年度十大文物维修工程和2013年度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

注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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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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