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面貌

（右）与总统艾森豪威尔（左），1956年。杜勒斯后来被公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的代表人物。]]
新面貌（）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推行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政策旨在平衡美国在冷战中的军事承诺与本国财政承受能力，体现了艾森豪威尔对国防开支的审慎考量。在战略部署上，“新面貌”强调倚重战略核武器，并对常规武装力量进行重组，以期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形成有效威慑，防范其常规或核打击威胁。
历史
的原型机YB-52。]]
从狭义上讲，“新面貌”特指美国1955财年的国防预算，这也是艾森豪威尔亲自领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首次独立编制的国防预算。该预算的制定，源于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11月当选后，与其核心幕僚对美国军事需求展开的全面重新评估。这一政策最终被正式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并于1953年10月30日经艾森豪威尔批准生效。
增加对战术核武器的依赖
谈及战术核武器时，艾森豪威尔曾明确表示：“只要针对纯粹的军事目标，且完全出于军事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像使用子弹或其他武器一样使用它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集中体现了艾森豪威尔在安全规划上寻求“长期可持续”的意愿。他主张将军事戒备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以确保其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相适应。在这一方面，该政策与哈里·S·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9月30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有着显著不同。杜鲁门的顾问们曾预测，苏联的军事实力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友的顶峰。

艾森豪威尔并不认同冷战中存在某个“特别危险”的特定时期，他敦促战略规划者将苏联的威胁视为军事与经济的双重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极力避免让美国陷入“因安全负担过重而导致经济崩溃”的境地。

“”（SADM）计划依托小型便携式核武器，同样契合“新面貌”政策。为此，美国组建了“”。这是一支美国特种突击队，曾在携带真实核武器的秘密演习中接受专门训练。他们的任务本是携带核武器潜入目标区域，实施引爆并撤离；不过，突击队员们往往心知肚明，自己接到的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自杀式任务。
美国政府的宣传战
心理战是一种针对苏联的非暴力对抗手段，深受艾森豪威尔的青睐。其核心目的是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量散布反苏宣传。
大规模报复与新面貌
远程轰炸机都是美国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程轰炸机。第一批型号在“新面貌”计划启动时便投入使用。]]
为控制国防开支，“新面貌”政策在缩减整体军事规模的前提下，将战略重心由常规军事能力转向以战略空军司令部为核心的“空中核打击”能力，并大幅裁减了陆军与海军兵力，同时扩大了本土防空体系。尽管战略空军力量的实际规模低于杜鲁门政府此前的规划，但它仍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并集中体现在“”战略中。这一战略被通俗地概括为“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其初衷既是对敌方的威慑，也是在威慑失效时的一种规模经济手段。

1954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讲，以最绝对的口吻阐述了这一战略。他指出：“地方防御必须辅以大规模报复能力（原文着重强调）的进一步威慑。”杜勒斯进一步表示：

对大规模报复的批评
杜勒斯的言外之意是：无论苏联在何处策动常规军事威胁，美国都准备以直接对苏联本土实施核打击作为回应。然而，包括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内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批评者指出，面对诸如1956年苏联干预匈牙利十月事件这类“非全面性挑战”时，该战略缺乏可信度；而且随着苏联战略实力的不断增强，其仅存的可信度也在不断削弱。此外，从理论上讲，这一战略反而为苏联提供了先发制人、解除美国武装的动机。不过，鉴于匈牙利十月事件本质上属于东方集团内部事务，因此即便抛开核战略不谈，美国是否会采取任何形式的常规军事干预，至今仍是未知数。
“新”新面貌
就在杜勒斯发表演讲仅四个月后，奠边府战役爆发。面对由越南劳动党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即将击败法军的局势，美国拒绝采取行动予以阻止。这一事件充分凸显了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他既要权衡在亚洲的干预力度，又坚决要将美国排除在“热战”之外。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动用空袭进行干预的提议——他认定在奠边府的具体战况下，空袭无法奏效。这促使他转向了第三种选择：即依据“大规模报复”战略，威胁对中国境内的战略目标实施核打击。5月26日，该计划获得批准，但前提是必须得到美国国会及盟国的支持。

然而，这一策略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确保美国的利益。因此，国防规划人员开始着手塑造一种“新”的“新面貌”政策，其特点在于：强调战略上的“充足”而非绝对优势；依靠战术核武器来应对“局部战争”；以及侧重维持常备军而非预备役。尽管该政策的重点依然主要放在核武器上，且核心理由依然是出于经济考量，但美国已开始向后来被称为“”的战略方向转变。

这一新方针体现在1954年12月定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40号文件》（后于1955年1月7日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1号文件》获批）中，该文件明确指出：

据历史学家坎贝尔·克雷格所述：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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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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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uclearfiles.org/menu/key-issues/nuclear-weapons/history/cold-war/strategy/strategy-massive%20retaliation.htm Summary: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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