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与污水处理的发展史（history of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是有关清洁水的供应、污水处理以及个人卫生设施方面的技术与社会演进的历史。水卫生的发展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深受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正如学者指出，水供给和水卫生是「人类与这个星球上大水文循环互动连接最初的交汇点」。水卫生涵盖的核心领域包括清洁水的供应、污水处理、以及沐浴和水冲厕所设施的进步。从人类最早的定居聚落开始，供水与污水处理就是维持聚居的前提条件，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亚于生产力革命的重要意义。位于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发现了两条用树皮铺衬的石制水槽，将淡水引入并将废水排出，是已知最早的室内排水设施之一。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约在公元前4000年于尼普尔的贝尔神庙中使用了陶制排水管。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500年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许多城市中，街道上已有大量排水沟。
印度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代表了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最高水平。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城市，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水井，几乎每户住宅都配有沐浴平台和厕所，通过砖砌的覆盖式排水渠连接至城市主干排水系统。这些排水系统的质量和规划水平表明古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政府具有高效的市政管理能力，将城市卫生列为优先事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克诺索斯王宫（约公元前2000—前1400年）展示了同时期欧洲最发达的卫生设施。考古学家在克诺索斯等遗址中发现逾千个配有独立浴室和水冲厕所的房间，完善的供水和雨水排放系统，以及可能是公元前16世纪的冲水厕所。河南（距今约4000年）发现了陶质排水管道，是中国古代排水实践的重要实证。始建于约公元前600年的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 Maxima）是罗马城的主要排水干渠，至今仍在发挥功能。罗马帝国疆域内遍布公共浴场，其中卡拉卡拉浴场可同时容纳约1600人。沐浴不仅仅是为了洁净身躯，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时尚，罗马人甚至将沐浴设施纳入军营标准配置，认为洁净的身体是战斗力的体现。
现代水处理技术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1804年，苏格兰佩斯利的约翰·吉布（John Gibb）首次使用砂滤池净化供水。1829年，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在伦敦切尔西水厂建立了首个市政砂滤系统。1852年，英国通过《大都会水法案》（Metropolis Water Act），强制要求伦敦所有供水进行过滤。
公共卫生认知与当代挑战
1854年绘制的霍乱地图，标明了苏豪区的霍乱死亡病例和水泵位置]]
供水与污水处理的历史演进始终伴随着对疾病传播途径认知的深化。在很长时期内，瘴气论（miasma theory）主导了人们对疾病成因的理解。虽然17世纪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和罗伯特·胡克就已用显微镜观察到了水中的微小生物，但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从统计和流行病学上建立水污染与疾病之间的确切联系。
1854年，英国医生约翰·斯诺通过对伦敦苏豪区宽街霍乱疫情的调查，绘制了著名的霍乱地图，将病例分布与各水泵相关联，有力证明霍乱通过受污染的饮用水传播而非瘴气。斯诺说服当局拆除宽街水泵手柄后，疫情迅速消退。汉堡—阿尔托纳的1892年「自然实验」（同一河流、一个过滤一个未过滤的不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清洁供水对公共卫生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将安全的供水和污水处理列为基本公共服务。美国的研究定量表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给排水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全因死亡率降低了约一半，婴儿死亡率和肺结核死亡率的下降尤为显著。2015年，联合国将「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列为（SDG 6）。
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取得了巨大进步，供水与污水处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面临重大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联合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全球约有22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其中约18亿人的饮用水受到粪便污染。全球所产生的污水中有约80%未经任何处理即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水生态系统。加强水卫生体系建设、提高供水和污水处理水平，依然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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