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人类南向扩散（），又称大沿海迁徙（Great Coastal Migration）或快速沿海定居（Rapid Coastal Settlement），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沿南部沿海路线从非洲之角经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向东南亚和大洋洲迁徙的假说。该扩散可能早在距今约8.6万年前的老挝谭巴岭遗址即已发生，其后的扩散群体最终占据了东亚、太平洋岛屿和美洲。
南部沿海迁徙路线的提出得益于对潮间带资源利用能力的发展——采集双壳类、腹足类、棘皮动物和藻类等多功能生计策略。在厄立特里亚的阿卜杜尔遗址发现了约12.5万年前古礁石中夹杂的石英和黑曜石工具与贝壳类遗存，印证了早期人类在潮间带觅食的行为。遗传学证据显示，走出非洲的奠基者群体可能仅有约150至1,000人，来自非洲境内总数约2,000至5,000人的源种群。
遗传学证据
南部路线的遗传学证据主要来自线粒体DNA（mtDNA）和Y染色体的谱系地理分布。Macaulay等（2005）通过对完整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发现，非非洲人群中最常见的mtDNA单倍群M和单倍群N起源于约6万至5万年前的非洲，其“星状”拓扑结构表明沿线海路线的一次快速单次沿海定居事件。
Vallini等（2022）和Yang（2022）的研究表明，所有东亚、大洋洲和美洲人群的共同祖先可追溯至经由南部路线扩散的古代东欧亚核心人群（Ancient East Eurasians）。该人群在南亚迅速分化，产生了东亚人、巴布亚人、安达曼人和古代南印度人的祖先谱系。
然而，Groucutt等（2015）指出，mtDNA谱系树并非人口迁徙历史的直接反映——非洲祖先与亚欧祖先之间的基因流动可能在南向扩散开始之前及之后长期存在，因此L3单倍群的年代（约7.9万至6万年前）并不必然等于走出非洲的上限。
考古学与化石证据
南部路线考古学证据包括对沿海资源的利用。厄立特里亚阿卜杜尔遗址的古礁石中发现了约12.5万年前的石器工具（石英、黑曜石等）与贝壳化石混杂的堆积，这是人类利用潮间带资源的最早直接证据之一。
在东南亚方向，最新的突破来自老挝谭巴岭遗址（Tam Pà Ling）。Freidline等（2023）报道了新发现的额骨（TPL 6）和胫骨（TPL 7）化石，通过光释光测年、铀系测年和铀系-ESR联合测年构建了覆盖约8.6万年的沉积序列。研究发现，智人于7.0±0.3万年前（TPL 6）至7.7±0.9万年前（TPL 7）已出现在东南亚大陆。几何形态测量分析表明TPL 6的面部形态纤细，更接近后来的人类群体而非由当地直立人演化而来，支持早期移民的南向扩散假说。
其他重要的早期智人遗址包括：浙江的福岩洞（12万至8万年前），广西智人洞（11.6万至10.6万年前），苏门答腊的Lida Ajer（7.3万至6.3万年前）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瓦莱克遗址和菲律宾的（约6.7万年前或更早）。澳大利亚的
显示人类至少在6.5万年前已到达莎湖陆棚。
路线与环境背景
南部扩散路线的主要景观包括沿海平原和陆桥。末次冰期期间，海平面比现代低约100米，暴露了巽他古陆（连接东南亚大陆与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的大陆架）和莎湖陆棚（连接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这大大缩短了从东南亚到海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航程距离，使早期人类能够相对容易地跨越海峡到达大洋洲。
Groucutt等（2015）的综合模型指出，人类迁出非洲的路线并非单一的沿海路线，而是与MIS 5（约13万至7.5万年前）的湿润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古水系（河流网络）和古湖泊在撒哈拉-阿拉伯干旱带中形成了重要的“绿色走廊”。阿拉伯半岛的杰贝尔法亚遗址和阿曼的努比亚复合体遗址均支持人类在MIS 5时期经阿拉伯南部的内陆走廊扩散。这些环境条件使通常干旱的区域转变为稀树草原和灌木地，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淡水、猎物和加工石材等关键资源。
扩散模式之争
关于南向扩散的时间存在两种主要假说。早期扩散假说主张在MIS 5（约13万至7.5万年前）已有现代人沿南部路线分布，以老挝谭巴岭（8.6万年前）和阿拉伯半岛努比亚技术扩散为依据。晚期扩散假说则认为，所有非非洲现代人的主要遗传祖先均来自约6万至5万年前的一次单次扩散：mtDNA L3单倍群和Y染色体FT谱系的共祖年代对此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持。
Groucutt等（2015）指出，早期扩散与晚期扩散并非互斥，而可能代表了多层结构：早期群体在小范围内扩散但遗传贡献甚微，而后被约5万年前的一次大规模成功扩散所覆盖。非洲与亚欧祖先在MIS 5期间的“分化伴随基因流”模型（divergence with gene flow）为这种复合叙事提供了机制，既能容纳化石和考古证据表明的早期到达，也能与遗传学数据的单次主要信号相一致。
参见
- 早期人類走出非洲
- 早期人类迁徙
- 人类单地起源说
- 巽他古陆
参考文献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