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女权主义涂鸦，2006年]]
在俄罗斯，女权主义起源于18世纪，受西欧启蒙时代的影响，大多局限于贵族阶层。在整个19世纪，女权主义的思想仍然与革命政治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后，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女权主义者将关注点从慈善活动转向在农民和工厂工人中开展劳动组织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女权主义通过游说获得了选举权，同时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平等地位也得到推进。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的关注重点因不同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而有所差异。
1991年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女权主义圈子，但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女权主义”一词仍然带有负面含义。在21世纪，一些俄罗斯女权主义者，例如如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再次与反政府运动结盟。2012年，她们发起反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示威活动，此事导致一名代表俄罗斯正教会的律师将女权主义称作不可饶恕的重罪。
起源
18世纪
俄罗斯女权主义起源于18世纪，受到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法国大革命中女性作为民主与自由象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随后的19世纪，一些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普希金和亚历山大·赫尔岑，都对女性在社会中权力与独立性的增强持积极态度，并支持日益增长的性别平等诉求。
在俄罗斯贵族社会中，给予女性的更大自由促成了“强势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的出现，其中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玛丽亚·纳雷什金娜（Maria Naryshkina）以及玛丽亚·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a Razumovskaya）等标志性人物。同时，女性也开始在文学领域与男性竞争，俄罗斯女性作家、诗人和回忆录作者的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
19世纪
18世纪，彼得大帝放宽了对女性教育和个人自由的限制，创造了一个新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阶层，如娜塔莉亚·舍列梅捷娃公主。她于1767年完成的《札记》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部女性自传。 在19世纪，舍列梅捷娃成为“十二月党人女性”（Decembrist women）之一，这些女性是十二月党人的女性亲属。十二月党人中的男性是一群贵族革命者，他们在1825年被判定策划推翻尼古拉一世，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尽管这些男性亲属的妻子、姐妹和母亲与他们持有相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但由于她们是女性，因此未被以叛国罪起诉。然而，包括舍列梅捷娃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公主在内的11位女性，仍然选择陪同丈夫、兄弟或儿子前往西伯利亚劳改营。虽然她们在大众文化中被视为英雄，但“十二月党人女性”本人通常强调她们的行为只是出于家庭责任。在西伯利亚期间，她们不仅照顾自己的亲人，也照顾其他囚犯，并建立了图书馆、诊所等机构，还组织讲座与音乐会。
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十二月党人女性”的谦逊奉献精神，被用来与18世纪女性贵族的权谋与享乐生活形成对比，例如叶卡捷琳娜大帝。在这种叙述中，她的“过度与奢侈”被视为女性解放过快可能带来的危险。 尽管这些“十二月党人女性”并未明确提出女权主义议程，但她们的形象在后来的世代中被俄罗斯女权主义者所引用，作为重要的精神象征。这些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关注，也往往与更广泛的革命政治理想相联系。
“三巨头”的努力
，俄罗斯妇女互助慈善协会联合创始人]]
19世纪末，其他贵族女性开始逐渐脱离精致的社交生活，转而投身女权改革。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贵族家庭、嫁给高级官员的安娜·巴甫洛夫娜·菲洛索福娃。她将精力投入到多种社会团体与慈善事业中，致力于改善俄罗斯社会中贫困与弱势群体的状况，其中也包括女性群体。她与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娜杰日达·斯塔索娃以及叶夫根尼娅·康拉迪（Evgenia Konradi）共同向沙皇游说，要求为女性设立并资助高等教育课程。菲洛索福娃也是俄罗斯妇女互助慈善协会的创始成员，并参与组织1908年的全国妇女大会。斯塔索娃、特鲁布尼科娃和安娜·菲洛索福娃成为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被同时代的人称为“三巨头”。 这三个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推进妇女事业，领导了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女权运动。
1859年，三巨头与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圣彼得堡市民廉价住宿和其他福利协会。 该组织有两个派别，“德国党派”和“俄罗斯党派”，他们的首选方法不同。 然而，社会上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存在广泛反对意见，其中包括国民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Dmitry Tolstoy）。同时，国家还规定了较为优厚的产假制度，并建立了全国性的托育中心网络。该国的首部宪法也确认了女性的平等权利。
尽管主流苏联意识形态强调完全的性别平等，且许多苏联女性拥有工作和高等学历，但她们并未广泛参与核心政治角色与权力机构。官方宣传虽然准确指出，在最高苏维埃中任职的女性人数超过许多民主国家议会中女性代表的总和，但在苏联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政治局中，终其历史只有两名女性成员：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以及在苏联最后一年任职的加琳娜·谢苗诺娃（Galina Semyonova）。
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已成为美国公众话语中的主流概念，但在苏联却没有形成类似的运动。这一现象出现在女性仍然面临收入不平等，以及承担显著更多家庭无偿劳动的背景之下。 此外，社会规范中也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前《纽约时报》驻俄记者（Hedrick Smith）指出：“一个男人可以在外拈花惹草、饮酒，甚至对工作漫不经心，这通常会被原谅；但如果一个女人这样做，她就会被批评对婚姻和工作不认真。” 在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前不久，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一封致国家领导层的公开信中提到女性在苏联社会中承担沉重体力劳动的现象，并写道：“面对我们女性肩扛石块铺路的情景，怎能不感到羞愧与怜悯？”
史密斯写道，他所采访的许多女性抱怨说，她们所谓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被剥削，因为经济条件迫使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同时仍然承担家庭内部的家务责任，因此普遍感到疲惫不堪。他还指出，与西方女性不同，苏联女性往往将“解放”的理想理解为减少工作负担、拥有更多留在家中的机会。 他讲述了一个流行的笑话：
此外，苏联女权主义者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娃（Ekaterina Alexandrova）在其文章《为什么苏联女性想要结婚》中写道：
性别歧视态度在整个苏联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 男性领导层往往不认真对待女性及其观点，并将她们排除在许多讨论之外。然而，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也发现，苏联女性往往并不将自身的不平等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开放主义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
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实行了开放政策，使苏联（Soviet Union）的言论与组织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开放政策引发了女性在政治行动、学术研究以及艺术与商业领域活动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女性也意识到新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困境方面可能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在苏联时期，公民可以通过共产党体系提出投诉并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机制，但在后苏联时期，这类国家层面的申诉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女性开始自发建立资源共享与情感支持网络，这些网络在一些情况下逐渐发展为。
在开放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女性知识分子中的女权主义圈子开始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主要文化中心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俄罗斯女性并不愿意用“女权主义者”来形容自己，因为她们认为这一词汇在俄罗斯历史语境中长期带有负面含义，尤其在革命之后，它常被等同于一种只关注事业、忽视家庭的“无产阶级女性”形象。 因此，90年代的俄罗斯女性行动通常并非以明确的女权主义立场展开，而是更偏向通过各种现实可行的方式改善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女性社群，它们帮助许多女性在追求工作机会、平等待遇以及政治表达方面获得了更强的自我支持与行动能力。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在1990年代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给女性带来了尤为突出的经济困境。尽管许多女性仍然在职场工作，但她们同时也被社会期待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在苏联时期，职业女性通常享有较为完善的就业福利，例如较长的育儿假，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重组，获取日常生活物资变得更加耗时，家庭劳动负担也显著加重。与此同时，女性福利在劳动力市场中反而使其对雇主的吸引力下降。在私有化过程中，许多企业裁撤女性员工。尽管20世纪80年代约90%的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但到1991年，女性占俄罗斯失业人口的70%至80%。在90年代，女性能够获得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低薪行业，而且许多职位明确要求“仅限年轻、外貌吸引人的女性应聘”。即便女性受雇，其工资也通常显著低于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
21世纪
的成员，一个女权主义的俄罗斯朋克摇滚乐队]]
2003年，圣彼得堡43%的地方行政人员是女性。
2012年，女权主义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表演了宣传噱头，以表达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并受到了俄罗斯正教会和普京政府的批评。2012年3月，该团体三名成员因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进行针对普京的“朋克祈祷”表演而被以流氓罪逮捕。在审判过程中，她们公开谈及自身的女权主义身份，并表示这一立场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并不矛盾。然而，代表教会的律师拉里萨·帕夫洛娃（Larisa Pavlova）则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现实”，并将女权主义称为“致命的罪恶”。
2022年，女权主义反战抵抗发布宣言，正式启动其活动，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 并在国际妇女节组织成员在苏联战争纪念碑前象征性献花的行动。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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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女性主义政治家
- – 俄罗斯女权主义作家和杂志编辑。
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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