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之一。 与唐朝（618年－907年）较强的自上而下命令经济相比，宋朝（960年－1279年）更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其国民收入增长到约为12世纪欧洲的三倍。 宋朝长期面临外敌入侵和边境压力，1127年失去对华北的控制，并于1279年灭亡；但这一时期同时出现了城市扩张、区域专业化和全国性市场的发展。人口与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技术创新也更加活跃，例如活字印刷术、水稻及其他商业作物良种、火药、水力机械钟、以煤炭作为工业燃料、铁钢生产改进以及更有效率的运河船闸等。当时中国钢铁产量约达10万吨，并出现了人口以百万计的大城市。
宋代参与全球市场的商业活动显著增加。商人投资海船，贸易航线远至东非港口。此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即印刷纸币（参见交子、关子、会子），并大规模流通。统一的税制以及道路、运河构成的高效贸易路线，促成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区域专业化提高了经济效率和生产率。虽然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建立在日益扩大的商业基础上的税收仍能补充国库，并进一步推动货币经济。 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展开争论。皇帝与政府仍对经济负有责任，但总体上比早期王朝提出的直接控制要求更少。不过，政府仍继续对某些制成品和市场商品实施专卖，以增加收入并保障帝国安全所必需的资源，例如茶、盐以及火药的化学原料。
这些变化使一些历史学家把宋代中国称为比西欧突破早几个世纪的“近世早期”经济。然而，许多成果在随后的元朝和明朝中丧失；这些王朝以自上而下的命令型政策取代了宋代更重市场机制的做法。
农业
宋代耕地面积大幅扩张。政府鼓励人们垦荒并投入耕种，凡开垦新地并缴纳赋税者，均可永久占有新土地。在这一政策下，宋代耕地估计曾达到7.2亿亩（约4800万公顷）的高峰，后来的明清两代也未能超过这一数值。
这一时期，农田灌溉也受到大力推动。著名政治家和经济思想家王安石于1069年颁布农田水利法令，鼓励扩展中国的灌溉体系。到1076年，已完成约10,800项灌溉工程，灌溉公私田地3600多万亩。 重要水利工程包括疏浚北方黄河，以及在太湖流域经营人工淤田。受这些政策影响，中国粮食产量增加至三倍。 宋代农业产量约为每亩2石粮食，而西汉早期约为1石，晚唐约为1.5石。
宋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农具、种子和肥料的改进为标志。宋人继承了唐代《耒耜经》中记载的犁具革新，该书说明了这些农具在江南的使用情况。 宋代在唐代曲辕铁犁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并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垦荒的钢制犁。这种荒地犁并非铁制，而是以更坚硬的钢制造，犁刃较短但更厚，尤其适合切断淮河流域湿地中的芦苇和根系。宋代还发明了便于拔秧的“秧马”，用枣木和泡桐木制成。宋代农场利用竹制水车，借助河流动力把水提升至农田灌溉。
水车直径约30尺，轮缘上固定十根竹制水筒。有些农民甚至使用三级水车，把水提升到30尺以上的高度。
这一时期，高产的占城稻、朝鲜黄稻、印度青豌豆和中东西瓜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农产品种类。宋代农民强调夜土作为肥料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施用夜土可把贫瘠荒地转变为肥沃农田。陈旉在1149年的《农书》中写道：“田地耕种三五年后便会耗竭”的俗语并不正确；如果经常添入新土并以夜土养护，土地反而会更加肥沃。
经济作物
宋代见证了茶、糖、桑树和靛蓝等商业性经济作物的迅速扩张。
茶在宋代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其他六项为米、盐、酱、油、醋和炭。茶馆成为城市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由于饮茶流行，宋代茶园面积较唐代扩大三倍。中亚人的外部消费也推动了茶园商业化，尤其是在四川。1104年以前，边境贸易占四川茶贸易的三分之一。 根据1162年的一次调查，茶园分布于66个州的244个县。 宋代生产多种茶品，其中产自江西饶州的最贵品种每斤（0.59千克）售价500文，而最便宜的茶仅售37文。
茶树种植位于中国南方开发的前沿地带，因为内陆崎岖山谷不适合稻作。福建等地在宋初仅生产约23万千克茶，到1084年已增至190万千克。多数茶园由农村家庭经营，但一些大型私营和官营茶园雇用多达100名工人。与盐业一样，茶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但茶园种植本身并未形成专卖。尽管如此，茶叶生产高度集中。除四川外，1162年仅五个州就占总产量的55%。 北苑茶园是福建的御用茶园，为朝廷生产四十多种贡茶。贡茶只采摘嫩叶尖端，经加工后压成茶饼，并压印龙纹，称为“龙团”或“龙茶饼”。
棉花由海南传入中原。人们采摘棉花，去籽后用竹弓弹松，再纺成纱并织成称为“吉贝”的布。 海南生产的吉贝种类很多，幅面较宽，常染成鲜艳颜色；两幅可缝成床单，四幅可缝成帘幕。 麻也被广泛种植并制成纺织品。苏州洞庭山地区的独立桑园十分兴盛，桑农并不以耕田为生，而是种桑养蚕以收获丝绸。
甘蔗最早在战国时期出现于中国。宋代太湖流域以甘蔗种植著名。宋代作者王灼在1154年的《糖霜谱》中详细描述甘蔗种植和用甘蔗制作糖霜的方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制糖技术的专书。
随着城市发展，高价值菜园在郊区兴起。在中国南方，平均一亩水田可供养一人；北方约三亩供养一人；而一亩菜园可供养三人。
组织、投资与贸易
商业化
虽然大型官营产业和大型私营企业主导了宋代城市中国的市场体系，但在大城市郊区和乡村，仍有大量小型私营企业和创业者借助当时的经济繁荣而兴旺。宋代甚至存在规模可观的黑市；女真人征服华北并建立金朝后，黑市反而有所扩大。例如约1160年，每年约有七万至八万头牛被走私交易。 地方家庭经营的成功小窑场和陶器店数量很多，此外还有榨油坊、酿酒作坊和小型地方造纸业等。
向市场出售大量农业剩余的农村家庭，不仅能够购买更多木炭、茶、油和酒，还能积累足够资金，建立副业生产以创造更多财富。 除必要粮食外，农户常生产酒、木炭、纸张、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并通过经纪人出售。
服饰方面，富人和精英穿着丝袍，穷人则穿麻布和苎麻布；到晚宋，棉布服装也开始使用。 他写道，旧式拖船过坝方式使每艘船的载货量限于300石米（约17吨）；引入船闸后，载400石（约22吨）的船只即可使用。}}
同样，在开封一座祆教寺庙附近、马行街一带的“娱乐区”中，他写道：
开封店主很少有时间在家用餐，因此常外出到餐馆、寺庙和食摊用饭。 餐馆生意因这种新顾客群而繁荣；面向地方风味的餐馆则吸引那些来自异地的商人和官员。 剧场业的成功又带动了城市饮食业。 除饮食外，市场上鹰隼商、珍贵绘画商，以及出售丝绸布匹、珍珠饰品、玉器、犀角、金银、发饰、梳子、帽子、头巾和香料的店铺也十分兴盛。
政府专卖与私人商业
在某些地区允许竞争性产业繁荣，而在另一些领域设立严格官营和专卖生产、贸易，这种安排并不限于铁业。 宋初，政府支持东部各省和首都开封的竞争性丝织厂和锦缎作坊。 四川茶叶专卖是国家购买青海马匹以供宋军骑兵使用的主要收入来源。 王安石对私营盐业生产和贸易的限制，甚至受到苏轼名诗批评；随着朝廷中反对派得势或失势，王安石变法也反复被废止和恢复。 对私人企业而言，奢侈品贸易和专业化区域生产仍可获得巨大利润。例如河北南部深州饶阳县的丝织生产者，尤其以为宋帝和首都高级官员制作丝质头饰而闻名。
对外贸易
与东南太平洋地区、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和东非等地的海上贸易，对商人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虽然沿大运河、长江及其支流湖泊和其他运河体系的大规模贸易，压倒了海外贸易的商业收益， 宋代仍有许多大型海港支撑经济，例如泉州、福州、广州和厦门。这些港口如今通过运河、湖泊和河流交通与腹地相连，成为销售内地经济作物的大型市场中心。 中国对东印度群岛奢侈品和香料的高需求，推动了中国海上贸易发展。 随着海上贸易地位提升，加之福建人口迅速增加，福建造船业同采矿业一起急剧扩大。 从阿拉伯地区输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沉香、珊瑚、玛瑙、玳瑁、栀子和玫瑰。三佛齐和药材来自爪哇，木香来自佛罗安（今瓜拉勿浪），棉布和棉纱来自麻逸，人参、银、铜和水银来自高丽。
尽管杭州设置了消防站和大型消防队，火灾仍威胁着城市及其各类商业。 为保护库存并向商人和店主出租安全储藏空间，杭州富户、宫廷宦官和皇后在东北城墙附近兴建大型仓库。这些仓库四面环水，并由雇佣夜巡者严密看守。 造船业为许多熟练工匠创造就业机会；随着越来越多家庭拥有购买船只并投资海外商业的资本，船员也获得许多就业机会。 外国人和海外商人也从中国内部影响经济。例如，许多穆斯林来到宋朝中国，不仅从事贸易，而且支配进出口行业，有些还成为经济管理官员。 对中国海商而言，远赴埃及等海外贸易据点和港口仍伴随风险。 为降低海外贸易亏损风险，投资者通常谨慎地把资金分散投向多艘船，每艘船又有多名投资者。
一位观察者认为同乡的海外投资会造成铜钱外流。他写道：“沿海居民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密切，或因同乡，或因私人交情……他们把钱交给商人带上船，用来购买并运回外国货物。他们投资十贯至百贯，常获数百倍利润。”
朱彧《萍洲可谈》（1119年）描述了海船、商人和船员的组织、航海实践以及政府标准：
据一位1274年的杭州居民记载，商船大小不一。大型船为5000料，可容纳多达600名乘客；中型船为1000至2000料，可载300名乘客；小型船被称为“钻风”，可载百人。
到中国的外国旅行者常评论中国的经济力量。后来的穆斯林摩洛哥柏柏尔旅行者伊本·白图泰（1304年－1377年）记录了他在欧亚世界各地的旅行经历，其中包括最东端的中国。他描写中国大船有豪华船舱和大厅，以及中国船员和船长的生活之后写道：“中国居民中有些人拥有许多船只，并派代理人乘船前往外国。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人。”
俸禄与收入
富有地主通常仍是能够把儿子教育到最高程度的人。任何地方县邑中，少数显赫家族会因子弟远赴外地求学并被任命为国家大臣而获得全国性声望；但在分割继承制度下，向下流动始终是问题。袁采（1140年－1190年）在12世纪晚期提出增加家产的方法，认为获得优厚官俸的人不应把收入换成金银，而应通过投资让其增值：
财政官员沈括（1031年－1095年）也持同样看法。他在1077年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解中说：
相当多研究集中于宋代生活水平。经济史家程民生的一项近年研究估计，宋代下层劳动者平均收入为每日100文，约为估计维持生计水平每日20文的五倍，对前工业经济而言相当高。程氏还估计，当时人均粮食和丝绸消费量分别约为每日8斤（每斤约400克）和每年2匹。
封桩库
宋太祖设立封桩库，作为积累资金的储备库，目标是通过购买或军事行动收复燕云十六州。
钢铁工业
伴随纸币广泛印刷而来的，是可称为中国早期工业革命开端的现象。历史学家罗伯特·哈特维尔估计，806年至1078年间，人均铁产量增加六倍；到1078年，中国每年生产铁约1.27亿千克（12.5万吨）。 不过，历史学家唐纳德·瓦格纳质疑哈特维尔估计这些数字的方法（即使用宋代税收和配额记录），并认为铁税总额只能粗略反映政府对铁的总消费。 即便考虑瓦格纳的保留意见，最低估计仍显示宋代年铁产量比唐代高出数倍。
在使用水轮驱动大型鼓风箱的冶炼过程中，需要大量木炭，导致华北广泛森林砍伐。 铁也是盐和铜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制造材料。 这也扩展到对外贸易；南宋时期，中国海外海上活动高度活跃，对外贸易大幅扩大。
通过宋帝国地方行政官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大量书面奏报，历史学者得以拼合出宋代中国铁业规模与范围的大致图景。著名清官包青天（999年－1062年）曾写到同州府韩城一带的铁业；该地位于今天陕西东部，沿黄河分布，冶铁户由政府监管人员监督。 他写道，当地有700户从事冶铁，其中200户获得了较充分的政府支持，例如木炭供应和熟练工匠；这些冶铁户则自行雇佣当地非熟练劳力。 其结果是利润增加，铁价下降，产量也上升：1040年代陕西每年生产铁10万斤（60吨），到1110年代增至每年60万斤（360吨），这又受到1112年陕西采矿业复兴的推动。 虽然陕西冶铁者由政府管理并获得供给，但也有许多由富裕家族经营和拥有的独立冶炼场。 1078年，著名宋代诗人和政治家苏轼（1037年－1101年）任徐州知州时写道，他所辖地区的利国监有36座由不同地方家族经营的冶炼场，每座冶炼场雇佣数百名工人采矿、生产木炭和冶炼铁。
火药生产
宋代从中国各省开采资源，涉及大量有组织的劳力和官僚管理。中国人称为“矾液”的硫，从黄铁矿中提取，既用于医药，也用于制造火药。 其方法是焙烧黄铁矿，使硫化物转化为氧化物；矿石与煤饼一起堆入陶制炉中，炉上设有类似蒸馏头的装置，把硫以蒸气形式导出，随后凝固并结晶。 1345年编成的《宋史》记载，唐宋时期硫的主要产地是晋州这一次级行政区，即今山西南部临汾一带。 派驻当地的官员负责其工业加工和销售；仅996年至997年间，制造并分配的硫就达405,000斤（约200吨）。 宋朝设有大型制造厂，专门生产使用火药的“火器”，例如和。在与蒙古人交战期间，1259年官员李曾伯在《可斋杂稿·续稿后》中写道，青州城每月制造一千至两千枚坚固铁壳炸弹，并一次向襄阳和郢州发送一万至两万枚此类炸弹。 储存火药和武器的主要军械库之一位于未央宫，该处于1280年意外失火，并发生巨大爆炸。
商业创新
铜资源与存款凭证
纸币发展的根源可追溯到更早的唐朝（618年－907年）。当时政府禁止以成匹丝绸作为货币，因而增加了铜钱作为货币的使用。 到1085年，铜钱年产量已从1080年的58.6亿枚增至60亿枚；相比之下，唐朝繁盛的天宝年间（742年－755年）每年只铸造3.27亿枚，汉代前118年至5年间每年仅铸造2.2亿枚。 中国经济扩张程度前所未有：997年的铸币产量每年仅8亿枚。 仅1120年，宋政府就征得1800万盎司白银税收。
许多9世纪唐代商人为了避免每次交易携带大量铜钱的重量和体积，开始使用存款铺开出的交易凭证；货物或钱此前存放在这些铺户中。 自10世纪起，宋初政府开始发行自己的存款凭证，但这主要限于其专卖盐业和盐贸易。
尽管到1085年铜钱产量已大幅扩大，1078年至1085年间仍有约50座铜矿关闭。 北宋中国平均发现的铜矿数量虽多于此前唐代，但南宋时期情况逆转，到1165年，已开采铜矿急剧减少并趋于枯竭。 虽然11世纪末铜钱相当充足，但王安石以税钱代替徭役，并由政府接管农业金融贷款之后，人们需要寻找更多现金，推高了铜钱价格，使其变得短缺。 更糟的是，大量政府发行的铜钱通过国际贸易流出中国，而辽朝和西夏也积极用本国铁钱交换宋代铜钱。 1103年的一道诏令显示，宋政府对铁钱流入辽朝变得谨慎，要求在冶炼过程中把铁与锡合金化，从而使辽人无法熔毁铁钱制造铁制武器。
宋政府试图禁止在边境地区和海港使用铜钱，但宋朝发行的铜钱仍在辽、西夏、日本和东南亚经济中广泛流通。 976年，发行货币中铜钱所占比例为65%；1135年以后，这一比例显著降至54%，这是政府试图降低铜币成色或减少铜币依赖的措施。 到1120年代，中央政府正式介入，发行自己的国家纸币，并采用雕版印刷。 1101年，宋徽宗决定减少纸张贡额，因为它给当地民众造成沉重负担。 然而，政府仍需要大量纸制品来制作兑换凭证和国家新发行的纸币。仅为印刷纸币，宋廷便在徽州、成都、杭州和安岐等地设立多处官营工场。 1265年至1274年间，地域限制发生变化，晚期南宋政府最终发行全国标准纸币，其广泛流通由金银储备支持。 战争结束后，纸币币值趋于稳定。 随后的元、
股份合资公司
商人阶层比以往更加成熟、受尊重并有组织。他们的财富常可匹敌管理政府事务的士大夫官员。他们在多个领域有所创新，创造了把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合伙组织和股份公司。大城市商人按经营商品组织成行会，向批发商和店主定价。行会首领在政府征用物资或评估税收时，充当商人代表。
唐代已经发展出“合本”，即最早的一种股份合资形式，由主动经营者与被动投资者组成。到宋代，这扩展为“斗纽”，即由若干股东出资、由“经商”管理的资金池；这些经商者使用投资者资金经营业务。由专门作为经商的商人构成的阶层逐渐形成。投资者报酬依据利润分成，从而降低个别商人的风险和利息负担。
数学家和学者秦九韶（约1202年－1261年）曾写过一道题，反映这类公司的基本性质。他设想四方合伙投资424,000贯钱，参与东南亚贸易。每一方投入贵金属，可能是银、金，或盐、纸、度牒等商品；其中度牒涉及免税权益。各方投资额差异很大，可能相差八倍。谁能成为投资者，或许受到社会地位和家族关系影响；但每人按原始投资比例获得利润份额。
参见
- 经济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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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经济
- 清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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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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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http://www.chinaknowledge.de/History/Song/song-econ.html ChinaKnowledge.de：宋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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