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是一場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由國共兩黨領導，在香港、廣東等地發生的大規模、長時間的罷工、杯葛、抵制和封锁行動，雖然廣州國民政府和國共兩黨封鎖針對的目標主要是英屬香港，但與香港關係密切的葡屬澳門也成為封鎖目標，並對澳門經濟、社會產生影響。中共和廣州大元帥府政權（後廣州國民政府）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澳门港口，形成了东起深圳、西至前山的珠江沿岸封锁线。省港罷工糾察隊严密驻防各海口，稽查運往境外的粮食和货物，並指其為“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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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办的《工人之路》報導《交通斷絕中之澳門現狀》]]
1924年，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展，廣州革命政府與蘇聯合作，並採取更加積極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其中與英國矛盾最為突出。葡萄牙則與英國有特殊的同盟關係。1924年4月16日，香港总督司徒拔偕夫人乘英舰正式访问澳门，會見总督罗德礼，港督表示如果澳门受到广州方面“入侵”，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5月21日，澳督罗德礼前往香港回访。8月9日，广东大元帥府致函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指責反對廣州政府的“造反者”在澳门运作着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包括陈炯明政府的高官。廣州革命政府要求葡方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并引渡他们，遭到拒絕。
1924年10月，葡萄牙里斯本方面致函澳门总督罗德礼，要求其“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葡萄牙認為“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同月，國共兩黨鎮壓了廣州商團事變，大量难民因此涌入澳门，令澳门人口上升至19萬人。
另外，在國共合作開展前後，中國共產黨也重視在港澳地區開展工作，當時中共已經在澳門建立黨組織中共澳門特別支部，由廣東省委領導，成員曾發展到數十人。
過程
1925年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事件爆發，開啟了省港大罷工的序幕。6月初，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達（Félix Borges Medeiros da Horta，又譯费力什·奥尔塔）通知澳门代总督广州局势告急，要求派遣（又譯“卑地利亞”號）到广州沙面一带保护当地葡萄牙侨民。澳门政府立即将柯達的要求向里斯本转达，“祖国”号於是启航到广州珠江河畔。巧柯達指示艦長比瓦尔支援法国军舰时，並提到了葡萄牙与英国和法国的一戰战时联盟，“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佛兰德斯土地上用鲜血缔结的盟约再添一笔”。6月9日和10日，毗鄰澳門的中山《中山仁言報》刊登了中山農民協會、国民党中山支部和中山工人代表会等國共組織的电报，声援当时上海的反帝集会。
1925年6月17日，应澳门署理总督山度士的要求，“祖国”号及一连葡屬莫桑比克士兵到澳门加强防守。里斯本殖民部指示澳门必须确保葡萄牙在华政策，同时与英国行动保持一致。6月19日，澳门代总督山度士向殖民地部通报指来自中国北方的“煽动者”“迄今为止尚未在广州和香港煽动罢工”，但警告“如果他们最终得逞，澳门将遭受损失”。
6月23日，廣州六二三事件爆發。葡萄牙“祖国”号被廣州國共兩黨指責參與了戰事和“屠殺”，葡萄牙方面則否認。24日，山度士在致殖民地部的电报中表达担忧，称“虽然澳门目前仍保持平静，但工人仍然面临罢工的压力，因为那些煽动者誓言要为1922年的耻辱进行报复”。山度士認爲“工人们仍然缺乏罢工的决心”，澳葡政府认为罢工迫在眉睫。“祖国”号炮舰舰长热罗尼莫·毕瓦尔（Jerónimo Bivar）和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達在事後很快通知澳门政府，并请求澳门代总督山度士派军舰协助防守。6月25日和26日，柯達两次致信山度士，分别请求他向领事馆运送食品，并要求“祖國”号进入战备状态，懇求山度士不要在“如此黑暗、悲惨的情况下”抛弃廣州方面。葡萄牙殖民部也很快作出回应，致电询问澳门的物资供应是否充裕，要其随时准备风潮蔓延。尽管柯達如此请求，山度士在与行政局協商后，澳门行政局（Conselho Executivo）要求把仍在广州协防的“祖国”号炮舰撤回澳门，理由是该炮舰对澳门防务至关重要。葡萄牙殖民部也積極布防，增派一连莫桑比克土著士兵加强陆军，也可以在局势危急的时刻协助英军防守。葡萄牙外交部也試探法国、美国的態度，即会否在澳门遭广州政府袭击时出兵相助，却没有收到明确的回复）佐证其说法。此外，廣州方面柯达误读了山度士此前要求召回“祖国号”的电报，将其理解为请求广州方面增派援兵。山度士得知刚刚返回澳门的“祖国号”上搭载了63名来自葡萄牙廣州领事馆的白俄卫兵，斥责柯达“重大失误”。他担忧中国方面会把这一举动视为葡萄牙为加强澳门防务而采取的挑衅甚至侵略行为，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山度士認爲若允许白俄卫兵留在澳门，會加深澳門華人的猜疑；若派炮艇将其送回广州，又可能引发中方对里斯本的抗议，甚至被用作反葡宣传的借口；即便改用快艇护送，也担心途中会遭到中方射击，导致船只被击沉。廣州領事柯达則指责山度士胆怯，他认为六二三事件中“祖国号”在激战之际未向英法盟友提供火力支援，反而选择撤离，因此無法期待英法在关键时刻出手援助澳葡当局？柯达也認爲省港大罷工已不只是中英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所有白人国家”之间的对抗，“如果西方列强在对华冲突中获胜，葡萄牙若袖手旁观，将来在战后的谈判中又如何争取自身利益？”山度士没有采纳柯达的意见，並在7月1日致电殖民地部时强调，广州外交部的前山特使已表明葡萄牙不必为六二三事件负责。山度士判断广州政府此举意在将英国、日本和法国單獨孤立起来。總體而言，澳門山度士和祖國號艦長比瓦尔采取了更为克制谨慎的态度，廣州領事柯達主张对國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還曾在7月16日就山度士对葡萄牙外交部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抗议。
8月，與中共和蘇聯關係良好的國民黨左派要人廖仲愷遇刺。国民党澳门支部降半旗悼念廖。澳门警察則下令降旗。澳門支部常务委员李君达对此认为无理干预，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诉。當時，奉命增援澳门的巡洋舰抵达澳門，其舰长表示其迅速准备迎击来自前山方向的中方侵擾，即当时封锁港澳的工糾部队。
1925年10月，接任總督。據記載澳门市面虽然平静无事，但因罢工风潮生意极为冷淡。省港罢工委员会对澳门实施封锁沉重打击了澳门商业，其中银号、烟馆和摊馆所受影响最大，即澳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的行业。卢廉若的宝行、高可宁的富衡、李林初的宝荣、萧瀛洲的宝裕等数家“向称资本雄厚”的银号亦“几近倒闭”。有报章称：“澳门自受封锁后，生意一落千丈，商店源源倒闭，几成荒岛，群拟迁往中山县属香洲埠照常营业，以维血本”，由於封锁，从广东入口澳门的粮食日少，物价上涨，澳门出现华人逃亡潮，“迁徙者已有三成之多，以致一至入黑，街上行人绝迹”。
1925年10月22日，支持陳炯明，反對廣州政府的香山民團頭目袁带乘海军兵舰赴澳門，澳门政府鸣炮20余响，以示欢迎。其时，袁带率领军队共数百名，抵达鸡颈洋面。袁军劫走停泊于湾仔海面的中共纠察大队长冯剑光所租商轮“智德”号及船上第8支队守轮队员2名。其他人获悉后，纷纷前往前山躲避，随之第5、7、12等三支队亦暂时移入前山，请该处驻防国民革命军加以保护。10月23日省港罢工会交通部主任谭海珊带领部员赴前山办理交通事宜，澳門警厅梁茂率同袁带軍400余人將其围困。譚最後逃離，随即向罢工会备案，要求将梁茂通缉。12月，澳門爆發霍亂，令市面更為混亂，「商店紛紛遷往香洲埠營業」。
1926年
澳门的贸易总额从1925年的4574.0萬澳门元下降到1926年的3891.3萬澳门元，萎缩了近15%。澳門感受到罢工的影响，國共媒体对澳门当局日益增长的敌意，加上罢工带来的经济打击，迫使澳门葡属政府重新评估應對策略。
隨後衝突升級，纠察队受阻后，退至一些柱状掩体后方并开始向葡萄牙士兵射击。其中一名葡軍士兵头部中弹受伤。随后更多葡军赶到，双方一度互相交火。70多名工纠队依托关外的坟地和山丘作掩护攻擊葡軍，双方发生冲突和交火，葡方出动铁甲车、机关枪與纠察队互射。在关闸方面人员的劝阻下，葡兵携武器撤回澳门境内。据报道共有三名葡萄牙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其中头部中弹者伤势最为严重。一名舢板船夫在事件中身亡，一名路过的妇女腿部轻伤。事件发生后，工糾隊第五大队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澳门政府立刻停火，并提出抗议。广州国民政府交涉员傅秉常也随即向澳门方面表达不满。为声援省港大罢工，國共澳门組織开始酝酿罢工行动。但關於港英當局是否確實派兵到澳門增援，有研究的學者表示未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相关文件佐證。
當時，柯天泰、冯自由、陈廉伯、陈恭绶、陈廉仲、蔡乡林、谢圣三、吴荣国、李国光等在孙传芳等人的支持下在澳门组织“反共大同盟”，並聯合廣東境内的民軍和軍人。國民黨指其聯合湾仔商团戴丽达、杨于廷、戴镜波、李炽南等“意图不逞”。国民党澳门支部委员陈邦铠建议“在本澳用本党办法，阻止澳门反共大同盟”。
6月2日，葡語《祖国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中文《澳门时报》的新闻报道，指前山的糾察隊阻止澳门的棺材被运出關閘安葬，称“这种暴力行为必将招致天怒、人愤、圣人恼怒、邪灵憎恨”。《祖国报》也曾提议建立一所中葡合办的幼儿园，使葡萄牙儿童“自然而然地学习汉语和汉语”，并“从一开始就培养两个民族必须始终维系的友谊，通过共同生活加深彼此的感情，最终达到兄弟之爱的神圣境界”。
6月7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之路特号》登載《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援助澳门华人被逐处境的宣言》，指“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國同胞”被逐“两村二百余间篷户”，要求“援助澳门被驱逐的同胞，夺回澳门，打倒葡帝国主义！打倒世界帝国主义！”該聲明認爲“以此情形，葡帝國主義之侵略我國主權，實較英美帝國主義而過之，如此明目張膽佔我土地，驅我同胞，在葡帝國主義已無復我國國權之存在矣！”。
當時，澳门的国民党领导人被澳门政府驱逐或监管，前山纠察队在海上被葡萄牙軍舰壓制監視，而关闸及码头又有澳门和香港的援軍把守。澳门政府逮捕了多名鼓動罢工的領導者，中葡双方展开谈判。最后葡澳方面同意释放被捕者，葡方也派军舰摧毁中方在关闸外中立地兴建的据点。罢工者以关闸为据点进攻澳门的计划落空。
6月10日，澳督马嘉礼宣布戒严，下令“所有一切大小兵舰，均临时划出防线，距离兵舰二十英丈以外，方准各船只行驶，倘一入防线，即被扣留，或鸣炮轰击”。6月24日晚，葡萄牙卫兵在降半旗时再次遭到工纠队的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葡萄牙国旗被子弹击穿三处，葡萄牙卫兵还鸣枪示警。6月下旬，省港罢工委员会试图组织送水工罢工以切断澳门的饮用水供应，迫使澳门当局在数日内做出妥协。澳门当局则加强了陆海军事行动，“以示其打击纠察队员的决心” 。
澳门华人商界赞同马嘉礼处理危机的方式。1926年7月上半月，澳门华人商界（包括中华总商会、鏡湖医院和渔业工会）以富商卢廉若為代表多次致电里斯本请愿，请求延长马嘉礼的澳门总督任期。然而，里斯本并未同意他们的请求。7月22日，马嘉礼总督卸任，新澳门总督巴波沙到任前，罏些喇海军少将署理总督。罏些喇决定通知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希望改善澳门与广州政治经济关系，言归于好。
4月15日，廣州四一五事變爆發，廣州包括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內的中共各機構遭到國民黨反共右派的搜捕和破壞，其人員紛紛撤往港澳等地。5月5日，港督金文泰的报告称澳门有“共产党的活动中心”（皇冠酒店），並指其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联系。金文泰指有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等人，澳门港口为武器的转运提供了方便，澳门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讯。
国民党于1927年6月召开了澳门支部代表大会，代表著清黨之後國民黨和葡澳的關係改善。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爆發，当时澳督巴波沙正访问香港，巴波沙與金文泰積極與李濟深聯絡，希望幫助其鎮壓共產黨。巴波沙也希望李济深幫助压制中澳边境和湾仔岛上的“红色”示威者。
另見
- 省港大罷工
- 捷成事件
- 一二三事件
- 港澳關係
- 英葡同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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