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澤爾·賀爾·張伯倫（，1850年10月18日－1935年2月15日），英國日本學家，是明治時代的外國學者之一。他曾任教於日本海軍兵學校與東京帝國大學，對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語言（包括日本語、琉球語與愛努語）、文學與文化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其著作《日本事物誌》（Things Japanese）和《古事記》的完整英譯本，至今仍是日本學領域的里程碑式作品。他在翻譯《古事記》時，運用現代西方語言學與文獻學方法，對日本的古代史與神話提出批判性的科學見解，挑戰了當時的主流史觀。
張伯倫的學術態度極為複雜，體現了深刻的雙重性。一方面，他以嚴厲的歐洲中心主義視角審視日本，在其著作《日本事物誌》中稱日本文學「平淡無味」，音樂「令人惱火」，並宣稱「古日本已死」，該書便是其「墓誌銘」。1911年，他發表文章《一種新宗教的發明》，尖銳地批判武士道是近代日本為國家宣傳而「發明」的虛構概念。
另一方面，張伯倫又深度沉浸於日本文化之中。他師從前幕臣學習古典，並拜女詩人橘東世子為師學習和歌，取號「王堂」積極創作。他對能劇抱有濃厚興趣，其研究不僅得益於好友暨外交官薩道義贈與的百餘冊謠本，更將這份學術遺產傳承給他的學生佐佐木信綱。此外，其胞弟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是著名的親德種族理論家，兄弟二人在思想上的巨大反差也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對照研究。
生平
早期生活與家庭背景
巴澤爾·賀爾·張伯倫於1850年10月18日出生於英國南岸的南海城，家世顯赫，與海軍淵源深厚。其父為海軍少將，外祖父則是海軍上校兼探險作家，賀曾於1816年對朝鮮半島西海岸及琉球群島進行探險測繪。
在日執教與研究
抵達日本後，張伯倫首先居住於東京芝的青龍寺，並拜當時的舊幕臣、和學者荒木蕃為師，學習日語與日本古典文學。在此期間，他先後師從前幕臣荒木滋與鈴木庸正學習日語及古典文學，後又拜入和歌詩人橘東世子門下，深度融入日本的文人圈。1886年（明治19年），張伯倫轉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講授日本語學與博言學（語言學），培養了上田萬年、等一代語言學大師。
在此期間，他還曾前往北海道，在傳教士家中旅居，從事愛努語和琉球語的研究。
《日本古典詩歌》與浦島傳說
張伯倫的學術生涯中，對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佔有核心地位。其1880年出版的《日本古典詩歌》是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之一。然而，在該書的序論中，他對日本文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其普遍缺乏獨創性，多為模仿中國文學的產物，此觀點展現了他早期研究中帶有批判性的學者眼光}}〈詠水江浦島子之歌〉（；水江浦島子為浦島太郎的原型）的翻譯尤為引人注目。與前人、英國外交官的直譯不同，張伯倫的翻譯刻意強化了詩歌敘事者的主觀視角，使用「我佇立」（I stand）、「我沉思」（I muse）等第一人稱表述，突顯了一位凝視著古老傳說的「現代」觀看者。這種詮釋方式，被認為與張伯倫自身作為一位身處異鄉、回望日本古代的學者心境產生了強烈共鳴。
對武士道的批判
隨著日俄戰爭後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日本之魂》一書在西方廣為流傳，「武士道」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徵。對此，張伯倫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由於他的《日本事物誌》初版（1890年）中並未包含「武士道」這一詞條——當時該詞彙尚未普及——他對這一概念的突然盛行抱持高度懷疑。1911年，即將離開日本之際，張伯倫發表了題為《一種新宗教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的評論文章。他直指「武士道」是「近年來由日本當局為宣傳而創造的虛構之物」，並諷刺地寫道，這種宣傳聲稱「日本民族因其統治者的神性，而擁有一種名為『武士道』的高尚騎士精神，此乃劣等國家所無」。他認為，這是明治政府為了塑造現代國民國家神話而「發明」的傳統。與他同時代的詩人也呼應了此觀點，稱武士道是「英國人的發現，或更準確地說，是英國人的創造」，在新渡戶的書問世之初，日本國內也視之為「一種虛構」，直到西方人為了解釋日本的勝利才將其信以為真。在1911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張伯倫形容小泉八雲天性敏感、憂鬱且缺乏幽默感，但同時也對其文學才華給予極高讚譽，認為他的書信甚至比其出版作品更為出色，預言他將作為書信文學大師名垂青史。張伯倫曾給予小泉八雲一句的建議：「務必盡快寫下你的第一印象……它們是短暫易逝的，一旦褪去，永不復返；而在這個國家你所感受到的所有奇特感覺中，沒有什麼比這最初的印象更迷人了。」。
參見
- 小泉八雲
- 薩道義
- 新渡戶稻造
- 上田萬年
*
- 古事記
- 御雇外國人
- 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
備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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