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美国物理学家、数学生物学家、马萨诸塞州科学历史学及哲学教授，主要研究现代生物学的历史与哲学，以及性别与科学问题，于1978年提出“性别与科学”一词，有可能是该词汇最早的使用者，提出看似理性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实则存在主观和性别化的倾向。此外她还广泛研究了科学语言在科学史中的作用，以及生物学与物理学的交叉，亦有研究数学生物学，其中以对形态发生的研究较为突出。
凯勒在职业生涯中出版过逾70部著作，其中尤以1983年的的《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和198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的《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最为知名。她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项，包括古根海姆奖、麦克阿瑟奖等，还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内外大学的八个荣誉博士学位。
早年生活与教育
凯勒于1936年3月20日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的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并在该区的长大，父亲在曼哈顿经营一家熟食店，母亲则体弱多病，反过来需要孩子照顾。凯勒小时候本来对科学毫无兴趣，而是在从姐姐口中听说“无意识”后，开始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并在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后选择心理学。后来她又在学习微积分后对数学产生兴趣，当时她的数学老师是巴涅希·霍夫曼，曾经与爱因斯坦共事，在他的引导下，加上凯勒通过总结她读过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书籍，终于在作文课拿到好成绩后，她又决定转向物理学。
凯勒起初心仪俄亥俄州的和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但因为交通费用太高，加之哥哥的朋友利奧·西拉德与布兰代斯大学有关系，遂选择了更近的布兰代斯大学。她先是选了一门的物理课程，在读到大四时又开始研究物理学家理查德·費曼，开始对理论物理产生兴趣。1957年，凯勒从布兰代斯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她获国家科学基金会发放助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1959年和1963年，她分别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凯勒从哈佛大学开始逐渐面对性别歧视，当时她是哈佛大学仅有的三名女性研究生之一，被视为异类且经常成为教授的调侃对象，还多次被指控剽窃。两年后，凯勒的哥哥搬到冷泉港，由于有空床，凯勒有机会前往当地度夏。她当时一度想重回心理分析学，但通过哥哥的介绍，她接触到了分子生物学，其后在回到哈佛大学后决定以生物学为论文主题。
研究及执教生涯
在冷泉港期间，凯勒曾与富蘭克林·史達合作开展噬菌体实验，其后和馬修·梅瑟生合作，又在沃特·吉爾伯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
1963年，凯勒进入纽约大学教授夜校课程。同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物理学，并为未来的丈夫約瑟夫·凱勒担任研究助理。此后她开始进入数学生物学，并与数学家合作，研究了有些单细胞阿米巴虫在环境困难时可以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多细胞生物，却没有任何一个细胞负责调控这种转变的原因。
1965年，凯勒参与了一场名为“Women and the Scientific Profession”的会议，会上，爱利克·埃里克森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提出科学界应吸纳更多女性，因为“特有的女性天才”能为科学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凯勒因此首次接触女性主義。
此后凯勒一直试图平衡学者和母亲的身份，从事了一些短期和兼职工作，直到1972年，她加入了新设立的一个跨学科分支项目担任研究助理，并开设了一个女性与科学的课程。在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凯勒意外发现女性退出科学的速度非常快。1974年，凯勒教授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场女性课程。不久后她被邀请发表一系列演讲，但后来发现自己连续多场演讲都未触及自己是女性的问题，遂在最后分享了自己的以上发现。1977年，她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生院女性待遇的文章，被一名女性读者建议写点关于玉米研究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东西，于是她在1978年和1979年对麦克林托克进行了采访，最终写成传记《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成为第一个为麦克林托克撰写传记的人。
1982年至1987年间，凯勒在东北大学担任数学和人文科学教授。她还曾在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马里兰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7年至1988年，凯勒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1988年至1992年间，凯勒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主攻修辞学、历史学和妇女研究。1991年至1992年间，凯勒进入斯坦福大学，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凯勒曾三次以访问研究员、学者和教授的身份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累计时间近七年。她的兄弟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生物学教授，莫里斯的儿子乔纳森（Jonathan）也在该校担任政治学副教授。1992年，凯勒正式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团队，担任科学论教授，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2004年至2005年，凯勒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任职，并继续进行自己的发展心理学研究。
2005年，凯勒被指定为布莱斯·帕斯卡讲座主讲人。2006年及2007年，凯勒分别被选为美國哲學學會和美国文理科学院成员。此外她还曾在《》《》等多家杂志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2000年代起，凯勒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并与怀疑论者进行沟通，期间还和菲利普·基彻合著了《The Seasons Alter: How to Save Our Planet in Six Acts》。
2016年1月至3月，凯勒再次到斯坦福大学，参加科学历史学与哲学研究项目。
学术观点
凯勒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是或者至少不单纯是科学界相对缺少女性，而是女性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智力和创造性工作中都相对缺席。因此不应仅限于单纯呼吁“增加女性数量”，而应该思考科学本身与性别观念的内在联系。在政治、商业等许多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中，女性缺席往往被归因于外部障碍或社会偏见，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等“硬科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核心方法论和价值观本身素来被系统地与“男性气质”划上等号。在为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创作的传记中，凯勒特别指出了麦克林托克并未采用当时主流的还原论方法，而是以整体性、直觉性的方式与研究对象互动，与它们建立情感与认知的深度联系，甚至将植株视为“合作者”，借此说明科学实践可以包容直觉、共情等传统上的“女性气质”，而非仅依赖“男性化”的理性与客观分离，而这些特质都是人类的特质，不应贴上性别标签。针对当时流行的“女性科学天赋先天不足”的立场，凯勒通过指出基因并非单独作用予以反驳。她认为基因表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其他基因、细胞环境、生物体整体状态及外部环境的复杂调控，从生到死始终都在与环境进行互动，因此以“出生”作为分界线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她还表示，性别并非由生物学本质决定，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而科学也是研究者在认知、情感与社会力量交织中构建的，认为“性别与科学无关”是一种误区。
凯勒同时也与当时许多后现代的科学批评者不同，她认为克服科学界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可能的。此外她还认为，关于人类特质主要是由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环境决定的长期辩论看似是一场永恒的争论，但其实不过是查尔斯·达尔文、法蘭西斯·高爾頓、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等人出于政治动机发明的。达尔文与高尔顿等人出身富裕阶层，且持有帝国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他们主张“特质主要由遗传决定”，是为了否定社会改革的有效性；而孔德与马克思等思想家致力于批判旧秩序、推动社会革命，他们主张“环境决定论”，又反过来是为了论证社会变革的紧迫性。
凯勒认为科学中的女性主义议题可追溯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她引用了罗伯特·波义耳提出的观点，即自然并非过往公认的“人类的父母”，真正应该感谢的对象是设计自然的上帝，男性应该代表上帝去质疑、理解和支配自然。对此，凯勒指出一旦自然显现出可疑的特质，就被人为赋予了阴性特质。另外，她提出群体遗传学和数学生态学这两个演化生物学领域深受男性化的公共领域和女性化的私人领域这一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她认为将原子化个体视为自然界的基本组成单位导致群体遗传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有性生殖，弄得好像个体能够自我复制，从而实际上忽视了性别差异的复杂性、交配的偶然性以及受精过程，并将此假设类比于西方主流政治经济理论中的“启发式个体”。
但凯勒关于科学与性别的理论也被等部分学者认为忽略了文化与历史时期等外部因素的多样性，例如欧洲第一批获得高级大学学位的女性几乎全部集中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部分原因，应该是当时这些领域比人文学科更欢迎女性；此外凯勒的部分观点还被认为可能产生副作用，特别是过分强调传统科学的“男性特质”，很有可能会吓退想进入科学领域的女性或成为排斥女性的借口，因此仍然应当先考虑提高女性比例。而除此之外，数学物理学家、前会长和以及性别研究学者等人，均对凯勒的性别理论持批评态度。
对于科学中的隐喻学，凯勒认为，它是一种认知和交流的工具，能够用来用已知来面对未知，并产生更深刻的认知，其价值在于既包含相似性，也包含差异性，从而拥有一种“既是又不是”（例如基因是一本书，但又不是一本书）的不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有可能成为思维定势，阻碍科学家对新事物和危险的观察。她在2005年提出应该为生命科学构建“一个更合适的语言框架”，抛弃过往将生命物化、简化为机器的旧隐喻方法，转而发展出一套能够描述动态、关系和过程的新语言体系。她还探索了科学理论与语言、技术、心理、政治及其他“外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经常剖析科学史上的具体事件或发展轨迹来展开这些探讨。
针对模型，凯勒认为其不仅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而在数学生物学中，模型可以同时成为“行动指南”和“思考工具”，并结合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和南希·卡特莱特的观点，指出“什么算作科学解释”这一问题无法用单一答案来回答，科学实践天然存在的“解释风格的多样性”，表明需要找到一种“解释多元论”。她又认为不能将物理学简单地视为所有科学的基础，生物学，尤其是发育生物学，就通常基于理论和数学模型。
在其著作《The Century of the Gene》中，凯勒提出“基因”这一概念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完成之际，虽然因为其是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单元而获得空前高涨的公众知名度和科学影响力，但在实验室研究中，经典的、决定论的“基因”概念（即一个基因直接、唯一地决定一个性状）已经无法解释复杂的生命现象，作为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核心概念正在瓦解，同时也很难分离出一个物理实体来实现“基因”这个名词所承载的功能。但她承认“基因讨论”仍会持续，原因是科学家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工具来交流和工作，并且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术语的缺陷，但公众则容易形成基因决定论的简化印象。另外她还认为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可以相互交流，互惠互利，甚至可以相互学习，而这种交流可以以理性的论点交换形式进行，而不是相互强加，甚至是指责欺诈。
奖项与荣誉
1986年，凯勒获得颁发“杰出出版奖”。
1991年，凯勒前往曼荷莲学院发表毕业典礼演讲，并获得学院授予的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1992年6月，包括凯勒在内的33人获得芝加哥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麦克阿瑟奖，奖金33.5万美元。此次获奖的人里面，女性有17人，是奖项自1981年成立以来首次女性得奖者数量超过男性。凯勒表示奖金部分将用于自己的研究，另一部分想用来帮助其他“在学术界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的跨学科学者”。
1993年，凯勒获阿姆斯特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1996年，她凭借在性别与科学研究领域的贡献，被瑞典部长评为“对瑞典的大学有重要启发”，并与瑞典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共同获得吕勒奥理工大学的荣誉理工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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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凯勒获得古根海姆奖。2001年，凯勒赴維思大學发表毕业典礼演讲，并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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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凯勒获得达特茅斯学院颁发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11年，她被《科学》期刊收录进名人堂。同年，她又获得科学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y of Science）颁发约翰·贝尔纳奖。2018年，凯勒成为丹·大卫奖得主。
个人生活
凯勒的父母均未上过高中，但凯勒一辈三人均进入了学术领域，除了兄弟莫里斯以外，她的妹妹也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政治学院工作，并且还是一名社运人士，关注社会福利、工人阶级运动、民主实践、扩大投票权等议题。
凯勒曾加入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教授协会（Faculty For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的咨询委员会。在获得丹·大卫奖后，她把奖金捐给了卜采萊姆、、等人权组织。
凯勒于1976年与丈夫离婚，此后单独抚养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分别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和一名大学教师。在获得的麦克阿瑟奖奖金中，她用部分在科德角买了一套房，并且拥有一艘皮划艇用于游玩大西洋。
2023年9月22日，凯勒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养护中心去世，家属未有公布死因。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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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菲利普·基彻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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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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