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尼子

公孙尼子又称公孙尼，中国先秦时期见于古籍著录的儒家人物。关于其生平传世文献记载极少，《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公孙尼子》一卷。后世因其书列于儒家类，且与《礼记·乐记》的作者问题密切相关，故历来多将其视为孔门人物或孔门后学。关于公孙尼是否即孔子弟子公孙龙（字子石）、其生活时代究竟在孔子弟子之列还是“七十子后学”之间，以及《礼记·乐记》是否出于其手，学界长期存在分歧。

公孙尼子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与经学史上受到持续关注，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古籍目录中曾有《公孙尼子》一书著录，但原书早佚，今仅存散见于类书、注书中的佚文。其二，《乐记》作者与成书问题自古至今争论不休，而“《乐记》取《公孙尼子》”与“《乐记》为公孙尼子次撰”之说，使公孙尼子成为这一争论的中心人物。其三，现代学者又将公孙尼子与先秦儒家乐论、“性情气”思想及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作者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从而使其在先秦儒家思想史中的位置愈益受到重视。不过，这一“公孙尼即公孙龙”之说并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可。张晶在综述各家意见后指出，就现有材料而言，较稳妥的表述仍是公孙尼其人为孔门人物或孔门后学，一说为孔子弟子，一说为七十子之弟子。虽说前者更胜一筹，但尚不能确证。但另一方面，《隋书·音乐志》又引沈约奏答称“《乐记》取《公孙尼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更有“《乐记》，公孙尼子次撰也”之说。由此，公孙尼与《乐记》的关系，自古便有“作者”“取材来源”“思想基础”诸说。

“公孙尼子作《乐记》”说
近现代以来，郭沫若对“公孙尼子作《乐记》”一说影响尤大。此后，周柱铨、金钟、吕骥、周来祥等文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战国说”，认为《乐记》基本形成于先秦，或其主要部分出于公孙尼。张晶在研究史综述中指出，现代《乐记》作者问题大致可分为“战国说”“西汉说”与“成于众手说”三大主流观点，其中“战国说”即主张《乐记》与公孙尼关系最为密切。

这一派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公孙尼子》佚文与今本《礼记·乐记》的文字重合。田君列举《初学记》所引《公孙尼子》“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与今本《乐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相合；又举《意林》引《公孙尼子》“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与今本《乐记》相关文字几乎一致。她据此认为，沈约“《乐记》取《公孙尼子》”并非全无根据，在公孙尼子原书佚失的情况下，虽未可遽断今本《乐记》即由公孙尼编定，但公孙尼至少与古本《乐记》的形成关系甚密，为古本《乐记》的成书提供了思想基础。

“刘德作《乐记》”说
与“战国说”相对立的是“西汉说”，以蔡仲德为代表。蔡仲德强调，《汉书·艺文志》既明确记有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而刘向、班固既见《乐记》又见《公孙尼子》，却并未直接说《乐记》出于公孙尼，则后世据沈约、张守节之说断定《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证据并不充分。

蔡仲德进一步提出四点结论：其一，《乐记》的成书年代不在先秦、战国初，而在西汉武帝时代；其二，《乐记》的作者不是战国初儒家公孙尼子，也不是所谓“西汉杂家公孙尼”，而是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其三，刘德作《乐记》时广泛采用了《周官》及诸子论乐文字，其中有些采自《公孙尼子》，但更多采自《荀子·乐论》等；其四，今存《礼记·乐记》十一篇系后来编入《礼记》并流传至今的部分，与刘向所校《乐记》、王禹所献《乐记》并非同一本。

周来祥则从中国古典美学与古典文艺理论史的角度，强调《乐记》的重要地位，认为其以音乐为核心而兼及人的情感、道德、秩序与教化，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的重要奠基性文献之一。

养生思想
除乐论与性情思想外，张晶还指出，公孙尼佚文中包含一定养生思想，其影响并不限于儒家礼乐论范围，而曾对后世相关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由于《公孙尼子》佚文有限，现代研究对这一部分的重构相对谨慎，通常仅将其视为公孙尼思想面向之一，而少作过度申发。

总体而言，公孙尼子虽不如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者那样拥有完整传世著作与清晰生平，但正因其著作亡佚、文献零散，又与《乐记》、孔门乐教、早期儒家性情思想及郭店出土文献的多重问题交错相连，故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反而形成了持续而集中的讨论对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