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羅素·洛厄爾

詹姆斯·羅素·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1819年2月22日－1891年8月12日）是一位美國浪漫主義、評論家、編輯與外交官。他與（Fireside Poets）齊名，這是一群來自的作家，也是首批與英國詩人受歡迎程度不相上下的。這些作家通常在詩歌中使用傳統的編排形式與韻律，使其非常適合家庭在爐火旁聚會時朗誦與欣賞。

儘管洛威爾當時有著愛搗蛋的聲名，他仍於1838年從哈佛學院畢業，並隨後在哈佛法學院獲得了法律學位。他於1841年出版了首部詩集，並於1844年與結婚。這對夫婦育有數名子女，但其中只有一人活到了成年。

洛威爾後來投身於美國廢奴運動。他利用詩歌表達其反奴隸制度的立場，並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擔任一份廢奴主義報紙的編輯。遷回劍橋後，洛威爾參與創辦了雜誌《開拓者》（The Pioneer），但該刊物僅發行三期便告停刊。1848年，他出版了長篇諷刺詩《》（A Fable for Critics），對當代的評論家與詩人進行了諷刺，這使他聲名大噪。同年，他出版了《比格洛書簡》（The Biglow Papers），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名氣。在他的文學生涯中，他陸續出版了多部詩集與隨筆集。

瑪麗亞於1853年逝世；1854年，洛威爾接受了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的職位。在1856年正式就任教職前，他曾前往歐洲遊歷，並於不久後的1857年與法蘭西絲·鄧洛普（Frances Dunlap）結婚。同年，洛威爾亦出任了《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編輯。他在哈佛大學持續任教長達二十年。

二十年後，他獲得了首個政治任命，出任駐西班牙王國的公使。

隨後，他被任命為駐聖詹姆斯朝廷（即英國）的大使。他的晚年歲月在出生地劍橋的同一座莊園中度過，並於1891年在那裡逝世。

洛威爾認為，詩人承擔著社會預言者與評論家的重要角色。他利用詩歌推動社會改革，特別是在廢奴運動方面。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對反奴隸制度事業的投入程度有所動搖，對非裔美國人的看法亦然。他試圖在角色的對白中模仿真實的（Yankee accent），這在《比格洛書簡》（The Biglow Papers）中尤為明顯。這種對方言的描繪，以及他的多部諷刺作品，啟發了包括馬克·吐溫與H·L·孟肯在內的後世作家。

傳記
早年生活
劍橋的出生地及長期住所——（Elmwood）]]
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出生於1819年2月22日。他是的第八代成員，該家族是1639年定居於麻薩諸塞州紐伯里的珀西瓦爾·洛威爾（Percival Lowle）的後裔。他的父親是牧師，曾於愛丁堡研讀神學，後來在波士頓的一家一位論派教堂擔任牧師（基督教教內否定三位一體論的正確性和否認耶穌有神性的派別）；母親是哈麗特·布拉克特·斯彭斯·洛威爾（Harriett Brackett Spence Lowell）。在詹姆斯出生時，他的家族在劍橋擁有一座名為（Elmwood）的大型宅邸。

他在六名子女中排行最小；他的兄弟姊妹分別是查爾斯、麗貝卡、、威廉與。洛威爾的母親從小就培養他對文學的鑑賞力，特別是在詩歌、謠曲以及來自她家鄉奧克尼的傳說方面。

1834年，年僅15歲的洛威爾進入哈佛學院就讀，但他並非一名好學生，且經常惹上麻煩。在大二那年，他缺席了14次必修的教堂禮拜和56次課程。

在大學最後一年，他寫道：「大一期間，我無所事事；大二期間，我無所事事；大三期間，我無所事事；而大四至今，在大學學業上我也同樣無所事事。」
I was as great an ass as ever brayed & thought it singing.）

在大學本科期間，洛威爾是（Hasty Pudding）的成員，並擔任過秘書與詩人。在哈佛就讀期間，他與同樣愛惹麻煩的同學結為終身摯友。

洛威爾獲選為1838年畢業班的班級詩人，且依照傳統，被要求在1838年7月17日畢業典禮前一天的「班級日」（Class Day 這是哈佛等大學傳統上在畢業典禮前，由畢業生自行舉辦的慶祝活動。）朗誦一首原創詩作。在康科德逗留期間，他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結為好友，並結識了其他的成員。他的畢業班之詩對當時代的社會運動進行了諷刺，廢奴主義者、湯瑪斯·卡萊爾、愛默生以及超驗主義者皆在被嘲諷之列。

畢業後，洛威爾對於職業選擇感到迷惘，他在經商、、醫學與法律之間猶疑不決。他最終於1840年進入哈佛法學院就讀，並在兩年後。然而，在研讀法律期間，他持續向各類雜誌投稿詩歌與散文。這段時期他自承情緒低落，且經常產生自殺念頭。他曾向朋友透露，自己在20歲時曾將一把扣上扳機的手槍抵住前額，考慮過結束生命。

婚姻與家庭
1839年底，洛威爾透過哈佛同學威廉的介紹結識了其胞妹，兩人隨後於1840年秋季訂婚。瑪麗亞的父親阿比雅·懷特（Abijah White）是來自沃特敦的富商，他堅持要求洛威爾必須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才能結婚。

1844年12月26日，兩人終於正式完婚，就在婚禮前不久，新郎剛出版了散文集《舊詩人對話錄》（Conversations on Some of the Old Poets）。一位朋友形容他們的關係是「真實婚姻的典範（The very picture of a True Marriage）」。洛威爾本人則深信她是由「一半的塵世與超過一半的天堂」（Made up half of earth and more than half of Heaven）所組成的。詹姆斯此前曾表達過反奴隸制的立場，但瑪麗亞督促他進行更積極的表態與參與。他的第二部詩集《雜詩集》（Miscellaneous Poems）便表達了這些反奴隸制思想，該書發行的1,500本銷量極佳。

瑪麗亞的健康狀況不佳，這對夫婦在婚後不久便搬到了費城，認為那裡的空氣可能有利於她的肺部康復。 1845年春天，洛威爾夫婦回到劍橋，定居於榆樹莊園。他們育有四名子女，但其中只有一人（出生於1847年的梅貝爾）活過了嬰兒期。長女布蘭奇（Blanche）出生於1845年12月31日，但僅活了15個月；次女羅絲（Rose）出生於1849年，也僅存活了幾個月；唯一的兒子華特（Walter）出生於1850年，卻在1852年夭折。

幾乎所有孩子的夭折對洛威爾打擊極大。他對長女去世的哀慟尤其體現在他的詩作〈第一場雪〉（The First Snowfall，1847年）之中。他再次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並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他想到了「我的剃刀，我的喉嚨，還有我這一個傻瓜和這一個懦夫，竟然沒有一了百了。」為了尋求生計，他受到啟發並付出新的努力，與好友羅伯特·卡特（Robert Carter）共同創辦了文學期刊《開拓者》（The Pioneer）。洛威爾曾寫道，這份刊物「為讀者大眾中聰慧且具反思能力的部分，提供一個理性的替代選擇，以取代那些眾多熱門雜誌每月傾倒給他們、如稀釋三次的垃圾般的無聊愛情故事與速寫。」該期刊的首期收錄了艾德加·愛倫·坡名作〈告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的首發。就在首期發行後不久，洛威爾在紐約治療眼疾，而在他缺席期間，卡特對雜誌的管理不善。並為《》撰寫了一系列關於「美國反奴隸制度」的文章，不過該系列在1846年5月刊出四篇後，便遭編輯停更。洛威爾當時是匿名發表這些文章，因為他認為如果讀者不知道作者是一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這些文章的影響力會更大。

1848年春天，他與紐約的《國家反奴隸標準報》（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建立聯繫，同意每週提供一首詩或一篇散文。僅一年後，報社便要求他將投稿頻率減半，以便為另一位作家兼改革家的作品騰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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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ble for Critics）是洛威爾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於1848年匿名出版。這部諷刺詩大獲好評，首批3,000本迅速售罄。在書中，他對同代的詩人與評論家進行了善意的調侃，但並非所有當事人都對此感到愉快。艾德加·愛倫·坡在書中被形容為既是天才，卻又有「徹頭徹尾的五分之二胡說八道」（Two-fifths sheer fudge）；坡隨後在《》上評論了這部作品，稱其「『鬆散』——無論是細節還是整體都構思不周且執行力薄弱……我們對他發表如此粗糙的作品感到有些驚訝。（"'loose'—ill-conceived and feebly executed, as well in detail as in general ... we confess some surprise at his putting forth so unpolished a performance.）」儘管洛威爾當時經濟拮据，他仍將這本書獲得的所有利潤（雖然金額相對較小）贈予了他的紐約好友。首批1,500本在週內便銷售一空，並很快發行了第二版——儘管洛威爾本人並未從中獲利，因為他必須自行吸收該書的成本。這部作品呈現了三個主要人物，每位角色都代表了美國生活的不同層面，並在對白中使用道地的美國方言。在文字表象之下，《比格洛書簡》亦是對美墨戰爭以及對戰爭本身的公開譴責。

"is a private tutor. We have no fellow-scholars, and must lay our lessons to heart alone."

這些個人變故加上1850年妥協案的局勢，促使洛威爾接受了威廉·韋特莫爾·斯托里的邀請，前往義大利度過冬天。

為了支付旅費，洛威爾賣掉了榆樹莊園周邊的土地，並打算隨時間推移陸續賣出更多土地以補貼收入，最終在原有的土地中賣掉了25英畝。然而，華特在羅馬因霍亂突然夭折；1852年10月，洛威爾夫婦帶著女兒梅貝爾返回美國。洛威爾在多本雜誌上發表了他的旅行回憶錄，其中許多文章在多年後被收錄為《爐邊隨筆》（Fireside Travels，1867年）。此外，他也為一套「英國詩人」系列叢書編輯了多卷本並撰寫傳記略傳。

他的妻子瑪麗亞多年來健康狀況持續不佳，1853年春天病情惡化，並於10月27日死於結核病。 1855年，洛威爾主持出版了妻子的詩集紀念冊，僅印行五十本供私人傳閱。但當時在榆樹莊園的生活卻因父親晚年失聰，以及姊姊麗貝卡日益惡化的精神狀態（她有時會整整一週不發一語）而變得更加艱難。他再次將自己與外界隔絕，在榆樹莊園過著隱居生活，那一時期的私人日記中隨處可見他妻子名字的首字母。例如，他在1854年3月10日寫道：「內外皆暗。M.L. M.L. M.L.」
（外在與內心皆是一片黑暗。瑪麗亞·洛厄爾。瑪麗亞·洛厄爾。瑪麗亞·洛厄爾。）
"Dark without & within. M.L. M.L. M.L."
他的好友兼鄰居朗費羅形容此時的洛威爾「孤寂且淒涼」（lonely and desolate）。

教授職位與第二次婚姻
在堂兄的邀請下，詹姆斯·羅素·洛威爾獲邀在聲名卓著的洛威爾學院（Lowell Institute）進行講座。有人推測，這份機會是基於家族關係而提供的，旨在「幫助他走出憂鬱症」（bring him out of his depression）。洛威爾選擇以「英國詩人」為題，他告訴好友布里格斯，他要向那些已故詩人復仇：

「以報復大眾不允許活人躋身其中所受到的傷害」。

他的第一場演講主題是約翰·彌爾頓，現場座無虛席甚至門票超賣；洛威爾不得不於次日下午加場演出。此前從未在公開場合演說過的洛威爾，因這些講座贏得了讚譽。表示，他認為平時表現「任性」（perverse）的洛威爾，竟能：
「違背自己的衝動與才華，堅持保持嚴肅」。

該職位的職責在朗費羅之後有所改變；洛威爾不再直接教授語言，而是負責監督學部，並每年就自選主題開設兩門講座課程。洛威爾接受了這項任命，但附帶了一項「海外留學一年」的條款（with the proviso that he should have a year of study abroad）。他於該年6月4日啟程，將女兒梅貝爾交由一位名為法蘭西絲·鄧洛普（Frances Dunlap）的家庭教師照顧。在其教授任期接近尾聲時，時任哈佛校長查爾斯·威廉·艾略特指出，洛威爾似乎「並無教學的天賦」（no natural inclination）；洛威爾本人亦表示認同，但他仍在這個崗位上留任了二十年。

他專注於文學教學而非語源學，希望學生能學會欣賞詩歌的聲音、節奏與流動感，而非僅僅鑽研詞彙的技巧。他曾如此總結自己的教學方法：

「真正的學問不在於知曉事物的存在，而在於理解其意義；它不在於記憶，而在於判斷。」

"True scholarship consists in knowing not what things exists, but what they mean; it is not memory but judgment."

這段期間，洛威爾仍沉浸在喪妻之痛中，他刻意避開榆樹莊園，轉而居住在劍橋的柯克蘭街（Kirkland Street），該地區被稱為「教授巷」（Professors' Row）。他與女兒梅貝爾及家庭教師法蘭西絲·鄧洛普在那裡一直居住到1861年1月。

在妻子瑪麗亞·懷特去世後，洛威爾曾打算終身不再娶。然而在1857年，他與法蘭西絲·鄧洛普（Frances Dunlap）訂婚，這讓他的朋友們大感意外，因為許多人形容她「相貌平平且不具吸引力」（simple and unattractive）。鄧洛普是前緬因州州長的姪女，她曾是洛威爾元配的好友，家族早年富有，但後來「家道中落」（fallen into reduced circumstances）。洛威爾曾如此寫道：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舉動；只要『我』對此深信不疑，我就能耐心地等待朋友們認同我的那一天。」

1861年1月，洛威爾的父親因心臟病去世，這促使洛威爾帶著家人搬回了榆樹莊園。正如他在寫給好友布里格斯的信中所述：

「我回到了我最愛的地方。我坐在舊閣樓裡，坐在舊書桌前，抽著我的舊煙斗……我開始覺得自己比這十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像過去的那個我了。」

"I am back again to the place I love best. I am sitting in my old garret, at my old desk, smoking my old pipe ... I begin to feel more like my old self than I have these ten years."

此後不久，在1861年5月，當接任編輯時，洛威爾離開了《大西洋月刊》；兩年前，該雜誌已由以10,000美元的價格收購。洛威爾於1861年1月搬回了榆樹莊園，但他與雜誌的新東家保持著「友好關係」（amicable relationship），並在餘生中持續投稿詩歌與散文。洛威爾為該雜誌撰寫的評論涵蓋了當時種類繁多的新出版文學作品，儘管這時期他創作的詩歌數量有所減少。

他在《北美評論》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對剛去世不久的亨利·戴維·梭羅之生平與作品進行了「尖酸刻薄的評論」（an acerbic review）。這篇名為〈致各方人士的信〉（Letters to Various Persons）的文章，導致了長達數十年之久、對梭羅持蔑視態度的「批評界共識」（critical consensus of disdain）。

早在1845年，洛威爾就曾預言關於奴隸制的爭端將導致戰爭；當1860年代南北戰爭爆發時，洛威爾利用他在《評論》雜誌的地位，讚揚亞伯拉罕·林肯及其維護聯邦統一的努力。

"If the destruction of slavery is to be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shall we regret it? If it be needful to the successful prosecution of the war, shall anyone oppose it?"

他對內戰的關注激發他創作了《比格洛書簡》（The Biglow Papers）的第二系列，

在林肯遇刺案後不久，洛威爾受邀在哈佛大學發表一首詩，以紀念在戰爭中陣亡的校友。這首名為《》（Commemoration Ode）的詩作讓他寢食難安，但在經過連續48小時的瘋狂創作（writing binge）後，他於1865年7月21日如期發表。

洛威爾原本對自己的表現寄予厚望，但當天其他顯赫人物（如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與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所發表的演說與作品使他顯得黯然失色。他寫道：

「我沒有取得預想中的成功，並且為自己再次受誘惑而自以為能寫出『詩』感到羞愧——這十二年來，我本已相當程度地擺脫了這種幻覺。」

"I did not make the hit I expected", he wrote, "and am ashamed at having been tempted again to think I could write poetry, a delusion from which I have been tolerably free these dozen years."

儘管洛威爾對自己評價甚低，但朋友們與其他詩人紛紛致信向他祝賀。愛默生稱讚詩中具有「崇高的思想與情操」（high thought & sentiment），而則注意到其「宏偉的基調」（grandeur of tone）。洛威爾後來又增加了一個獻給林肯的轉折章節（strophe）以擴充全詩。洛威爾是所謂「但丁俱樂部」（Dante Club）的核心成員之一，其他成員還包括威廉·迪安·豪威爾斯、查爾斯·艾略特·諾頓以及其他不定期造訪的賓客。

1867年1月24日，洛威爾在好友兼出版商納撒尼爾·帕克·威利斯的葬禮上擔任扶靈者後不久，決定再次出版自己的詩集。《柳樹下及其他詩作》（Under the Willows and Other Poems）於1869年面世，

洛威爾打算再次前往歐洲旅行。為了籌措資金，他賣掉了更多榆樹莊園的土地，並將房子租給了；此時，洛威爾的女兒梅貝爾已與丈夫搬進了新家，伯內特是來自麻薩諸塞州紹斯伯勒一位成功的商人兼農場主之子。

洛威爾在向哈佛大學請假後，與妻子於1872年7月8日啟程。他們造訪了英國、巴黎、瑞士與義大利。在海外期間，他獲頒了牛津大學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隨後又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名譽學位。他們於1874年夏天回到美國。

海斯贏得了提名，並最終當選總統。1877年5月，身為《比格洛書簡》仰慕者的海斯總統，派遣威廉·迪安·豪威爾斯帶著一張親筆便條拜訪洛威爾，表示願意提供駐奧匈帝國或俄羅斯帝國的公使職位；洛威爾婉拒了這兩個提議，但提到自己對西班牙文學深感興趣。

洛威爾隨後獲邀並接受了出任西班牙宮廷特命全權的職位，年薪為12,000美元。

西班牙媒體將他稱為「何塞·比格洛」（José Bighlow）。洛威爾對其政治角色準備充分，他受過法律訓練，且具備閱讀多種語言的能力。然而，他在西班牙期間感到社交困難，並透過向美國的政治上司發送幽默的公文（dispatches）來自我解悶，其中許多公文後來被彙整並於1899年以《西班牙印象》（Impressions of Spain）為名在他死後出版。

1878年底，當西班牙皇家學院（Spanish Academy）選出洛威爾為通訊院士後，他的社交生活得到了改善，這也使他能參與編纂一部新的詞典。

1880年1月，洛威爾獲悉自己被任命為駐英國公使；事實上，這項提名早在1879年6月就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了。他獲得了17,500美元的年薪，外加約3,500美元的開支補貼。

在擔任此職期間，他處理了一起關於進口疑似染病牲畜的案件，並提出了早於《》的相關建議。

維多利亞女王曾評論道，她從未見過哪位公使能像洛威爾先生那樣「引起如此大的興趣，並贏得如此多的尊重」（created so much interest and won so much regard）。儘管妻子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洛威爾仍持續擔任此職，直到1885年春天切斯特·艾倫·阿瑟總統任期結束為止。

洛威爾因其作品而在英國早已享有盛名；在留英期間，他與同僚作家亨利·詹姆斯結為好友，後者形容他具有「鮮明的美國特質」（conspicuously American）。洛威爾深受歡迎，以至於在被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召回後，牛津大學曾向他提供教授職位，但他婉拒了這項邀請。他於1883年當選為美國哲學學會會員。

他的第二任妻子法蘭西絲於1885年2月19日去世，當時他們仍身在英國。

晚年與逝世
的詹姆斯·羅素·洛威爾之墓]]
他在1885年6月回到美國，居住在麻薩諸塞州紹斯伯勒（Southboro），與女兒及其丈夫同住。隨後他在波士頓與姐姐共度了一段時光，直到1889年11月才搬回榆樹莊園。此時，他的大多數好友——包括昆西、朗費羅、丹納與愛默生——均已離世，這使他深陷憂鬱，甚至「再次考慮自殺」（contemplating suicide again）。

洛威爾在1880年代的部分時間裡致力於發表各類演說，而他最後出版的作品大多為評論集，包括《政治論文集》（Political Essays），以及1888年出版的詩集《三色堇與芸香》（Heartsease and Rue）。當他於1889年秋天回到美國時，他與梅貝爾一起搬回了榆樹莊園，而梅貝爾的丈夫當時則在紐約與紐澤西為客戶工作。

那一年，洛威爾在喬治·華盛頓就職百週年紀念典禮上發表了演說。同樣在該年，波士頓的《評論家》（Critic）雜誌在洛威爾七十歲壽辰之際出版了特刊，刊登了好友們對他的回憶與懷念，撰稿人包括前總統海斯與本傑明·哈里森、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以及丁尼生勳爵阿佛烈與弗朗西斯·帕克曼。 1891年8月12日，他在榆樹莊園逝世。

在舉行完追思儀式後，他被安葬在奧本山公墓。在他去世後，諾頓擔任了他的，並出版了數部洛威爾的作品集及其書信錄。

寫作風格與文學理論
在職業生涯初期，詹姆斯·羅素·洛威爾的寫作受到史威登堡主義的影響——這是一種由伊曼紐·史威登堡創立、注入了唯靈論色彩的基督教形式。這導致朗費羅的妻子法蘭西絲曾提到，洛威爾「長期以來一直有看見靈體的習慣」。當受到「內在光芒」（inner light）啟發時，他創作詩歌的速度極快，但他無法依要求按部就班地寫作。

他認同19世紀普遍的觀念，即詩人是先知；但他更進一步，將宗教、自然與詩歌以及社會改革聯繫在一起。

與包括「青年美國」成員在內的許多同時代人不同，洛威爾並不主張創造一種新的國家文學。相反地，他呼籲一種不論國家、階級（caste）或種族的「自然文學」（natural literature），並警告不要陷入「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因為那可能會「推遲大同世界的希望」（put farther off the hope of one great brotherhood）。}}

身為一名語言學學者，洛威爾是的創始人之一。他將這股熱情傾注於他的部分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比格洛書簡》（The Biglow Papers）；在書中，他呈現了19世紀早期的鄉村「」方言（Yankee dialect），並完整保留了非標準的在地語法與「擬音拼寫」（quasi-phonetic spelling）

"few American writers or speakers wield their native language with the directness, precision, and force that are common as the day in the mother country" (i.e. England).

儘管這種對方言的精確呈現帶有刻意的幽默色彩，但在美國文學史中卻是開創性的工作。例如，洛威爾筆下的角色荷西·比格洛（Hosea Biglow）曾運用「眼目方言」（eye dialect）來傳遞深刻的道德與政治訊息。說道：

Ef / an' / dror 對應 "If / and / draw"。捕捉了當時新英格蘭鄉村將 "draw" 結尾音圓滑化的特點。

Feller 對應 "fellow"，展現了農民草根特質。

Guv'ment / aint：這類縮寫與非標準語法（aint 代替 isn't）突顯了說話者是一名未受學院教育但富有常識的農民。

傳遞了「個人良知高於國家法律」的核心思想。即便士兵是受政府指令作戰，但在上帝（或道德）面前，殺人者仍需承擔個人罪責。這種「個人責任大於國家命令」的觀點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洛威爾被視為「」之一。這群來自1840年代新英格蘭地區的作家，在全美都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其作品經常在家庭聚會的壁爐旁被大聲朗誦。除了洛威爾外，該群體的主要人物還包括朗費羅、霍姆斯、約翰·格林里夫·惠蒂埃以及。

信仰
洛威爾是一位廢奴主義者，但他對非裔美國人的看法卻搖擺不定。他主張，卻又指出他們的投票能力可能會帶來麻煩。即便如此，他仍寫道：「我們相信白人憑藉其智力與傳統優勢，將保有足夠的影響力，以防止新秩序產生任何嚴重的危害。」
"We believe the white race, by their intellectual and traditional superiority, will retain sufficient ascendancy to prevent any serious mischief from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他曾寫道，自由民是「骯髒、懶惰且滿口謊言的」（dirty, lazy & lying）。甚至在與廢奴主義者瑪麗亞·懷特結婚前，洛威爾就曾寫道：「在現存的所有政黨中，廢奴主義者是我唯一同情的人。」（The abolitionists are the only ones with whom I sympathize of the present extant parties.）

婚後起初，洛威爾並不認同妻子對這項事業的熱忱，但最終還是被捲入了其中。這對夫婦經常資助逃亡奴隸，即便在他們自身經濟狀況並不寬裕時也是如此，特別是當有人請求資助以贖回配偶或孩子時。

即便如此，他並不總是完全認同該運動的追隨者。他說，這些人中的大多數：
{{blockquote|text=「對待觀念的方式就像無知的人對待櫻桃一樣。他們認為除非連同果核一起吞下，否則就是不健康的。」

無論是洛威爾的政敵還是友人，都對他在奴隸制問題上「搖擺不定」（vacillating）的興趣提出質疑。廢奴主義者指責他試圖退出該運動，是因為他與哈佛大學及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文化的關聯：

洛威爾還參與了其他改革運動。他敦促改善工廠工人的待遇、反對死刑，並支持。他的好友朗費羅特別擔心他對禁酒的狂熱（fanaticism），憂慮洛威爾會要求他銷毀自家的酒窖。

然而，隨著他聲名大噪（notoriety），他在社交圈和俱樂部中變得受歡迎，並且在遠離妻子時喝得相當兇。每當他喝酒時，情緒就會劇烈波動：

評價與遺產
1849年，洛威爾曾如此自評：

詩人沃爾特·惠特曼評論道：

同為爐邊詩人的約翰·格林里夫·惠蒂埃則對洛威爾讚譽有加，他創作了兩首詩向其致敬，並稱他為「我們的新忒奧克里托斯」（our new Theocritus），以及「我們當中最堅毅且最有男子氣概的作家之一——一位敢於為不被大眾接受的真相直言不諱的共和主義詩人」。

英國作家將洛威爾譽為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blockquote|text=「希臘有她的阿里斯托芬；羅馬有她的尤維納利斯；西班牙有過米格爾·德·塞萬提斯；法國有她的弗朗索瓦·拉伯雷、莫里哀與伏爾泰；德國有她的讓·保羅與海因里希·海涅；英國有她的喬納森·斯威夫特與威廉·梅克比斯·薩克萊；而美國，則擁有了洛威爾。」

當時的評論家兼編輯寫道：

則認為洛威爾與威廉·莎士比亞及約翰·彌爾頓等其他詩人過於相似。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指出，儘管洛威爾擁有卓越的技巧，但他的詩作：

甚至連他的好友也質疑洛威爾的能力，稱他「非常聰明、有趣且幽默……但歸根結底，他不過是個玩票者（trifler）。」到了20世紀，詩人對洛威爾嗤之以鼻，寫道：

詩人艾米·洛威爾在她1922年的詩作《評論寓言》（A Critical Fable）中，將她的親戚詹姆斯·羅素·洛威爾寫入其中，該詩標題顯然是在嘲諷洛威爾的《給評論家的寓言》。在詩中，一個虛構版本的洛威爾表示，他不相信女性在藝術上能與男性平等，且「兩性不能被歸類為對等存在」。

現代文學評論家范·威克·布魯克（Van Wyck Brooks）寫道，洛威爾的詩作並不耐讀：
{{blockquote|text=「一個人即使讀了五遍，轉頭還是會忘記它們，就好像這些優美的詩句是寫在水上一般。」

儘管如此，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仍於1969年設立了一個以洛威爾命名的獎項（James Russell Lowell Prize），每年頒發給「傑出的文學或語言學研究、重要著作的評論版本或評論性傳記」。

洛威爾的詩作《》（"The Present Crisis"）是他在南北戰爭爆發前，針對奴隸制引發的國家危機所創作的早期作品。這首詩對現代民權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刊物《》（The Crisis）便是以這首詩命名的；此外，馬丁·路德·金也經常在演說與講道中引用這首詩。

這首詩也是聖詩《》（"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的靈感來源。美國作曲家則在其歌曲《從緊閉的窗戶》（"From the Close Shut Window"）中引用了洛威爾的文字。

作品選集
詩集

《一年的生命》（A Year's Life，1841年）
《》（A Fable for Critics，1848年）
《三色堇與芸香》（Heartsease and Rue，1888年）

散文與論文集

《與幾位古詩人的對話》（Conversations on Some of the Old Poets，1844年）
《爐邊遊記》（Fireside Travels，1864年）
《書海徜徉》（Among My Books，1870年）
《我的書齋之窗》（My Study Windows，1871年）
《書海徜徉：第二輯》（Among My Books，1876年）
《民主及其他演說》（Democracy and Other Addresses，1886年）
《政治論文集》（Political Essays，1888年）

參見

《》（Il pesceballo，洛威爾創作的一部歌劇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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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ickerbocker）
羅伯特·洛威爾（美國著名詩人，詹姆斯·羅素·洛威爾的後裔）

註釋
參考來源

Duberman, Martin. James Russell Lowel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6.
Heymann, C. David. American Aristocracy: The Lives and Times of James Russell, Amy, and Robert Lowell.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80.
Lupack, Alan and Barbara Tepa Lupack.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0859915434/page/10/mode/2up King Arthur in America]. Cambridge: D. S. Brewer, 1999.
Nelson, Randy F.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Letters. Los Altos, California: William Kaufmann, Inc., 1981.
Sullivan, Wilson. New England Men of Letter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Wagenknecht, Edward. James Russell Lowell: Portrait of a Many-Sided 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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