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托夫特（，娘家姓丹尼爾（Denyer），1703年2月21日受洗－1763年1月），又作「Tofts」，為一名來自薩里郡戈達爾明的英格蘭女性。1726年，她因欺騙多名醫師，使其誤信自己曾產下兔子，而成為備受爭議的人物。
1726年，托夫特懷孕後流產；據稱她此前目睹兔子而產生強烈執念。此後，她聲稱陸續產下各種動物組織，引起當地外科醫師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注意並前往調查。霍華德接生並取得多塊動物組織，隨即通報其他知名醫師，事件因此引起英王喬治一世之王室御醫關注。聖安德烈認定托夫特的情況屬實，但國王另派外科醫師西里亞庫斯·阿勒斯（Cyriacus Ahlers）調查，後者始終持懷疑態度。
隨著事件傳播，托夫特被帶往倫敦接受更嚴密的觀察；在高度監督下，她未再「產下」任何兔子，最終坦承此事為騙局，且由其家人協助策劃。她其後因詐欺行為遭監禁。
此事件引發廣泛嘲諷，在醫學界造成震動，並損及數名知名外科醫師的聲譽。事件亦多次成為諷刺題材，其中包括圖像諷刺畫家與社會評論家威廉·贺加斯的作品；他尤其批判醫學界的輕信與缺乏批判精神。托夫特最終未被起訴，獲釋後返回家鄉。此醜聞對公眾對醫學專業的信任造成長遠影響，也加深當時社會對醫師專業能力與倫理的質疑。
經過
此事件最早於1726年10月下旬進入公眾視野，相關報導開始傳至倫敦。1726年11月19日，《》刊登一篇報導：
這名被稱為「貧困婦女」的女子為托夫特，當時約二十四至二十五歲。她於1703年2月21日受洗，登記名為瑪麗·丹尼爾（Mary Denyer），為約翰·丹尼爾與珍·丹尼爾之女。1720年，她與約書亞·托夫特（Joshua Toft）結婚；其夫為一名製衣工。兩人育有三名子女：瑪麗、安妮與詹姆斯。
作為18世紀英格蘭的農村貧民，托夫特於1726年再次懷孕後，仍須從事田間勞動。懷孕初期，她即抱怨出現劇烈疼痛，並於8月初數塊肉狀物，其中一塊「大如她的手臂」。此情況可能源於發育中的胎盤異常，導致胚胎停止發育，並排出血塊與組織。
1726年9月27日，托夫特開始分娩。鄰居受邀前來協助，並目睹她產出數塊動物組織。該鄰居隨後將這些組織展示給托夫特的母親及其婆婆安·托夫特（Ann Toft）。當時的記述稱，安·托夫特為當地的；然而，她既未登記於，亦未列名於獲主教執照的女性名冊。
有觀點認為，安·托夫特因育有十二名子女，憑藉自身經驗，非正式地協助當地貧困婦女分娩。她其後將這些肉塊送交居於吉爾福德、擁有三十年經驗的男性助產士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起初，霍華德否定托夫特產下動物組織的說法；然而翌日，儘管心存疑慮，他仍前往探視。安·托夫特向其展示更多於前一晚排出的組織，但霍華德檢查瑪麗本人時未發現異狀。不久後，瑪麗再度進入產程，似乎又產出更多動物部位，霍華德遂返回並持續調查。
根據一則日期為1726年11月9日的當代記錄，接下來幾天內，他接生了「三隻虎斑色貓的腿，以及一隻兔子的腿；其內臟如同貓的腸胃，其中還包含三段鰻魚的脊椎骨……這些貓的腳被認為源於她喜愛一隻夜間睡在床上的貓，而在想像中形成。」托夫特其後似乎再度病倒，並於數日內排出更多兔子的組織。
霍華德為向達弗南特通報案件進展所撰寫的部分書信，引起自1723年起擔任英國王室外科醫師的瑞士人注意。斯特·安德烈最終在其小冊子《A short narrative of an extraordinary delivery of rabbets》（1727）中，詳述其中一封信的內容：
調查
至11月中旬，英國王室對此事的關注顯著提升，遂派遣斯特·安德烈（St. André）與威爾斯親王的秘書前往調查。兩人於1726年11月15日抵達後，由霍華德帶領探視托夫特；數小時內，她即「產下」一具兔子軀幹。當晚，他們再度返回，發現托夫特出現劇烈的。進一步檢查後，斯特·安德烈先取出一些兔皮，數分鐘後又接生出一顆兔頭。兩人在檢視這些排出的組織時注意到，其中部分形狀類似貓的身體部位。
對此案深感興趣的國王隨後派遣外科醫師前往吉爾福德。阿勒斯於1726年11月20日抵達，並發現托夫特並無懷孕跡象。他可能早已懷疑此事為騙局，並觀察到托夫特似乎刻意將膝蓋與大腿併攏，彷彿試圖防止某物「掉落」。他亦對霍華德的行為產生懷疑，因這名男性助產士不允許他協助接生兔子——儘管阿勒斯並非助產士，且在先前一次嘗試中據稱曾令托夫特承受相當大的痛苦。
深信此事為騙局的阿勒斯對相關人員謊稱自己相信托夫特的說法，隨後藉故返回倫敦，並攜帶部分兔子樣本同行。經進一步檢驗後，他據稱發現樣本上有人工切割的痕跡，並在其排泄物中發現稻草與穀粒碎片。1726年11月21日，阿勒斯向國王稟報調查結果，並隨後告知「數名地位顯赫的重要人士」。翌日，霍華德致信阿勒斯，要求歸還其樣本。
抵達後，他們會見霍華德，後者告知斯特·安德烈，托夫特又產下兩隻兔子。她隨後排出數塊被認為是胎盤的組織，但此時已病情嚴重，並持續感到腹部右側疼痛。為先發制人回應阿勒斯的指控，斯特·安德烈蒐集多名證人的宣誓書，實質上對阿勒斯的誠信提出質疑，並於1726年11月26日在國王面前進行一次解剖示範，以支持托夫特的說法。根據其小冊子記載，無論是斯特·安德烈或莫利紐，當時均未懷疑存在任何欺詐行為。
國王隨後命令斯特·安德烈返回吉爾福德，並將托夫特帶往倫敦以便進一步調查。同行者包括知名的；他於1721年獲封，並為之次子。
檢驗
的《Cunicularii, or The Wise Men of Godliman in Consultation》（1726）。 聖安德烈將托夫特（圖中標示為 F）描述為「體質健康而強健、身形嬌小、膚色白皙；性情極為愚鈍而陰鬱；既不識字也不會書寫」，並將其丈夫（E）描述為「居於戈德利曼的貧窮製衣工，與其育有三名子女」。 圖中地面可見多隻幼兔。]]
隨著故事在報紙發展初期被大量刊載，此事迅速成為全國性的轟動新聞；儘管部分出版物對其真實性抱持懷疑態度，《諾里奇公報》（Norwich Gazette）甚至僅將其視為女性間的流言蜚語。兔肉燉菜與悶煮野兔一度自餐桌上消失；儘管情節聽來難以置信，仍有許多醫師認為有必要親自前往檢視托夫特。
政治作家約翰·赫維後來在致友人亨利·福克斯（Henry Fox）的書信中描述道：
在斯特·安德烈的嚴密控制下，托夫特接受多位知名醫師與外科醫師的檢視，其中包括。莫布雷在《The Female Physician》一書中提出，女性可能產下一種他稱為的生物。他是的支持者，此為當時廣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受孕與懷孕可能受到母親所夢見或目睹事物的影響。他並警告孕婦，若過於親近家中寵物，可能導致子女外貌與該寵物相似。據報導，莫布雷樂於前來觀察托夫特，因其案例似乎印證了其理論。
相較之下，男性助產士與曼寧漢一樣，認定此事為騙局；儘管斯特·安德烈多次邀請，他仍刻意保持距離。道格拉斯是當時英國最受尊敬的解剖學家之一，亦為知名男性助產士；反觀斯特·安德烈，常被視為僅因能使用國王的母語德語，方得以進入宮廷。因此，斯特·安德烈迫切希望二人參與檢驗。喬治一世即位後，輝格黨成為主導政治勢力，而曼寧漢與道格拉斯的輝格黨背景與醫學聲望，或可提升斯特·安德烈作為醫師與自然哲學家的地位。
在持續且嚴密的監督下，托夫特多次進入產程，但均未產出任何結果。
坦白
騙局於不到一週後、即1726年12月4日被揭穿。自行展開調查，發現在此前一個月中，托夫特的丈夫約書亞持續購買幼兔。確信已掌握足夠證據後，他在致醫師汉斯·斯隆爵士的信中寫道，此事「幾乎已令整個英格蘭陷入恐慌」，並表示不久後將公開其調查結果。
同日，澡堂旅館的一名搬運工托馬斯·霍華德（Thomas Howard）向治安法官爵士供認，稱其曾受托夫特的妯娌瑪格麗特（Margaret）賄賂，將一隻兔子偷偷帶入托夫特的房間。被捕並接受訊問時，瑪麗否認相關指控；而瑪格麗特在道格拉斯的審訊下，則聲稱她取得兔子僅為食用之用。
{{Quote|我告訴姊妹，我已派人去取一隻兔子，並請她交給搬運工帶走；她照辦了，並說她寧願出一千英鎊，也不願讓此事被人知曉。|瑪麗·托夫特在曼寧漢與道格拉斯的再次施壓下（實際記錄供詞者為後者），她於1726年12月8日再度供認，並於12月9日作出第三次供述，隨後被押送至，並依爱德华三世時期法令，被控為「卑劣的騙徒與詐欺者」。
在較早、未公開的供詞中，她將整起事件歸咎於多名他人，從其婆婆至約翰·霍華德皆在其列。她亦聲稱，一名女子曾教導她如何將兔子置入體內，並保證此舉可使她「終生不虞匱乏」。
《》報導指出，1727年1月7日，她於威斯敏斯特出庭，罪名為「假稱自己分娩多起駭人怪胎的可憎騙徒」。托夫特始終態度強硬，拒絕進一步陳述；《》於1726年12月24日報導稱：「已就相關人員盤問護士，但她要麼對詐騙一無所知，要麼不願透露所知；無論如何，皆無法自其口中取得任何資訊，其堅決態度令旁人震驚。」
後續
1727年1月7日，約翰·霍華德與瑪麗·托夫特一同出庭；霍華德被處以800英鎊罰款（約合今日£）。其後，他返回薩里郡繼續行醫，並於1755年去世。
托夫特一家未從此事中獲得任何經濟利益，她隨後返回薩里郡。1728年2月（登記為1727年舊曆），她誕下一女伊麗莎白；教區登記簿中註明其為她「假稱兔子繁殖事件後的第一名子女」。
其後生平所知不多。1740年，她因收受贓物短暫再度入獄。1763年去世，其訃聞與貴族並列刊登於倫敦報紙。她於1763年1月13日葬於戈德爾明。]]
該事件被罗伯特·沃波尔的政敵援引為時代的象徵，認為當時社會貪婪、腐敗且充滿欺瞞。一名作者在致威爾斯親王情婦的書信中暗示，此事具有政治預兆意涵，象徵親王之父即將辭世。1727年1月7日，《》以諷刺筆法評論此案，多次影射政治變遷，並將該事件比擬為1641年議會開始對查理一世發動革命的歷史時刻。
此一醜聞亦為格拉勃街作家提供了數月之久的創作素材，他們大量產出小冊子、、單頁印刷品與歌謠。透過《St. André's Miscarriage》（1727）與《The anatomist dissected: or the man-midwife finely brought to bed》（1727）等出版物，諷刺作家嘲弄男助產士的客觀性；而對托夫特照護醫師的批評者，則藉由性雙關語與暗示，質疑其操守並削弱其專業形象。
此案亦引發對英格蘭是否真為「開明」國家的質疑，伏爾泰在其短文《Singularités de la nature》中引用此事，藉以說明新教的英格蘭社會仍深受無知教會的影響。
遺產
托夫特亦未能倖免於諷刺作家的抨擊，其作品多聚焦於性暗示。部分作者利用18世紀對兔子足跡的俗稱「prick」，另一些作品則帶有色彩。然而，《Much Ado about Nothing; or, A Plain Refutation of All that Has Been Written or Said Concerning the Rabbit-Woman of Godalming》（1727）被視為針對托夫特最為尖銳的諷刺之一。該文本假託為「Merry Tuft」的自白，並聲稱全文「……以她自己的文體與拼寫」書寫。
該作嘲弄其文盲身分，並透過大量猥褻暗示影射其放蕩行為，例如：「I wos a Wuman as had grate nattural parts, and a large Capassiti, and kapible of being kunserned in depe Kuntrivansis。」該文本亦譏諷多名涉案醫師，反映出當時諷刺作家普遍將托夫特描繪為一名軟弱的女性，並認為她在「罪責者」之中所涉最少（不論其實際責任）。此一詮釋與醜聞揭露前對她的形象形成對比，亦可視為一種徹底削弱其能動性的敘事策略。
此觀點亦反映於該事件最著名的諷刺作品之一亚历山大·蒲柏與匿名創作的諷刺歌謠《The Discovery; or, The Squire Turn'd Ferret》。 該作於1726年出版，矛頭指向塞繆爾·莫利紐，並以「hare」與「hair」、「money」與「conney」押韻。歌謠開頭如下：
2019年，德克斯特·帕默（Dexter Palmer）出版小說《Mary Toft; or the Rabbit Queen》，書中描寫托夫特遭其丈夫虐待。 另一部小說《瑪麗與兔子之夢》（Mary and the Rabbit Dream）由諾埃米·基什－迪亞基（Noémi Kiss-Deáki）撰寫，於2024年出版，同樣以虛構方式描繪托夫特的人生。 書中將托夫特刻畫為一名在困境中掙扎的絕望女性。《旁觀者》的一名撰稿人形容這些作品顯示出：「托夫特那怪誕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吸引著我們。」
參考來源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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