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芬德利·諾蘭

詹姆斯·芬德利·諾蘭（，1915年9月5日—1983年6月17日）是一位美國婦產科醫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曼哈頓計劃中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醫療部門的負責人。1945年7月，他負責将「小男孩原子彈」的高濃縮鈾核心部件從洛斯阿拉莫斯护送至天寧島，此原子弹随后在广岛投放並爆炸。

早年生活
詹姆斯·芬德利·諾蘭於1915年9月5日出生在伊利諾州芝加哥，是約瑟夫·諾蘭（Joseph Nolan）與伯妮絲·諾蘭（Bernice Nolan）三個兒子中最年幼的。他的兩位兄長後來都投身軍旅。他曾就讀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並在那裡結識了安·勞里（Ann Lawry），兩人於1936年8月結婚。他進入密蘇里大學，於1935年畢業，隨後進入，並於1938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他的第一個孩子詹姆斯·勞里·諾蘭（James Lawry Nolan）出生。

諾蘭在聖路易斯地區的醫院完成了一年的外科，以及三年的產科學與婦科學住院訓練。1942年，他成為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員，從事以放射治療對抗的研究。在此期間，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申請加入服役。

曼哈頓計劃
招募
1943年2月，諾蘭接到醫學院同學的電話。亨佩爾曼後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師從研究放射學，並被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Y計劃）主任羅伯特·歐本海默選中，領導該地的衛生小組。亨佩爾曼隨後邀請諾蘭負責Y計劃的醫療事務。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歐本海默會面後，諾蘭接受了正式邀請。1943年3月，諾蘭與亨佩爾曼前往洛斯阿拉莫斯（Y站點）。短暫訪問後，他們各自返家接來家人，數週後在洛斯阿拉莫斯安頓下來。

1943年6月，諾蘭被任命為醫療兵團的。 因此，他需向基地指揮官負責，而基地指揮官則直接向曼哈頓計劃總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報告。 他的軍階使他能夠利用軍事補給渠道，並促進了洛斯阿拉莫斯與約外的新墨西哥州聖塔菲陸軍之間的聯繫。 亨佩爾曼則維持平民身份。兩人分工合作，亨佩爾曼負責技術區的健康與安全，而諾蘭則管理基地醫院並處理其他醫療事務。 然而，這種分工並非絕對，亨佩爾曼有時也會協助諾蘭，尤其是在實驗室初建時期。

醫院
諾蘭的醫院最初僅是一個設有五張病床的醫務室，位於對岸，與技術區相對。 為充實醫院人力，諾蘭從聖路易斯招募了兩名兒科護士——哈麗特·彼得森（Harriet Peterson）和薩拉·道森（Sara Dawson）。此後，聖路易斯成為醫院醫護人員的主要招募地。 1943年7月，另一位醫生，兒科醫師亨利·L·巴尼特（Henry L. Barnett），以及第三位護士瑪格麗特·肖普（Margaret Schoppe）也相繼到來。這兩位醫生和三位護士構成了醫院最初的醫療團隊，但完整的設備在數月後才運抵。此外，洛斯阿拉莫斯還有一個由J·J·霍洛維茨（J. J. Horowitz）負責的三床陸軍醫務室。病情嚴重的軍方病患會被送往布倫斯總醫院。所有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均可享受免費醫療服務，隨著人口增長，醫院於1944年進行了擴建。

洛斯阿拉莫斯居民的平均年齡約為25歲，正值許多夫婦生兒育女的年紀。到戰爭結束時，已有超過200名嬰兒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生。由於Y站點是秘密軍事基地，他們的出生證明上記載的出生地點為「聖塔菲郵政信箱1663號」。大多數嬰兒由諾蘭親自接生，包括他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女兒林恩（Lynne），她出生於1943年8月16日。原本安排由亨佩爾曼接生，但在最後一刻諾蘭決定自己動手。（據說亨佩爾曼在嘗試接生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時暈倒了，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新媽媽旁邊的床上。） 每當半夜需要接生時，邁倫·威格爾（Myron Weigle）中士會開救護車去接諾蘭。 最受矚目的新生兒是1944年12月7日出生的托妮·歐本海默（Toni Oppenheimer），她是實驗室主任的女兒。為了方便眾多前來祝賀的人，醫生們在嬰兒床上方掛了一個寫著「歐本海默」的牌子。

隨著洛斯阿拉莫斯人口激增，已晉升為的諾蘭在1944年6月建議將醫務室擴建為一個擁有60張床位的駐地醫院。格羅夫斯批准將其擴建至54張床位，工程於1944年秋季完成。由於戰爭後期已無法招募到平民員工，所需的額外人員只能從中抽調。 1944年1月，內科專家保羅·O·哈格曼（Paul O. Hageman）接替了霍洛維茨的職位；1944年下半年，耳鼻喉科專家傑克·E·布魯克斯（Jack E. Brookes）和普通外科專家阿爾弗雷德·M·拉奇（Alfred M. Large）也相繼到來。這三人都畢業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此外，到1945年夏天，醫護團隊中還有九名畢業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護理學院的護士，總人數超過100人。 諾蘭的職責範圍不僅限於醫院，還包括照顧用於安全巡邏的15隻警衛犬和134匹馬的獸醫。

三位一體核試驗
亨佩爾曼小組的工作量同樣日益增加，尤其是在1944年2月鈽開始運抵洛斯阿拉莫斯之後。 1945年2月，諾蘭被邀請擔任衛生小組的備任組長，而巴尼特則接替他成為醫院的外科主任。然而，諾蘭的主要職責是負責三位一體核試驗的健康與安全事務。 諾蘭後來回憶道：

1945年6月17日，諾蘭前往位於田納西州橡樹嶺克林頓工程師工程的曼哈頓區總部，親手將衛生小組關於健康與安全措施的建議書交給了肯尼斯·尼科爾斯和。諾蘭發現格羅夫斯對此並不樂於採納，擔心某些措施會危及安全，但格羅夫斯還是允許醫生們推行這項健康與安全計劃。 不過，格羅夫斯確實與秘密安排，以便在必要時疏散全州。

阿爾伯塔計劃
諾蘭未能親眼目睹三位一體核試驗。格羅夫斯選擇了諾蘭和少校——一位剛從歐洲執行阿爾索斯任務（圍捕德國科學家）歸來的格羅夫斯幕僚——共同護送構成「小男孩」原子彈砲彈部分的環。 諾蘭的妻子安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勞里和林恩搬到了洛杉磯，在諾蘭海外期間與安的妹妹簡·雷諾茲（Jane Reynolds）同住。 為了表彰諾蘭從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的服役貢獻，他被授予功績勳章。

諾蘭和福爾曼於1945年7月14日，即核試驗前兩天，離開了洛斯阿拉莫斯。鈾被裝在一輛黑色卡車中，由七輛汽車護送前往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諾蘭和福爾曼乘坐的車輛遭遇了一次，但除此之外一切順利。鈾與諾蘭和福爾曼一同從飛往舊金山附近的，再由另一支公路車隊送往，並裝載到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上。他們偽裝成的軍官，但船員很快發現諾蘭對火砲一無所知。艦船於7月26日抵達天寧島，諾蘭在那裡見到了，後者告知他三位一體核試驗成功的消息。兩天後，由、克勞德·C·皮爾斯（Claude C. Pierce）少校和護送的炸彈靶丸也空運抵達。 不久後，印第安納波利斯號被一艘日本潛艇擊沉，安一度擔心諾蘭隨船沉沒，直到開始收到來自天寧島的信件才放下心來。

成員合影。諾蘭位於從前數第二排最右側。]]
在1945年8月6日「艾諾拉·蓋號」執行廣島任務前不久，諾蘭指示應急人員，若飛機在起飛時墜毀，在他發出安全信號前，任何人不得靠近殘骸。機組人員執行任務歸來後，諾蘭為他們進行了徹底的體檢，並用蓋革計數器對他們進行檢測。他特別擔心那兩位忘記攜帶或佩戴所配發護目鏡的機組人員的視力。諾蘭向投彈手少校保證，他的生殖器官沒有受到任何損傷。

8月9日長崎遭轟炸後，諾蘭與德·席爾瓦、菲利普·莫里森和開始籌劃對破壞情況進行科學、軍事和醫學調查。格羅夫斯批准了這項任務，並指派和曼哈頓區醫療部門負責人領導。諾蘭和巴尼特被選中隨行，但身為平民的亨佩爾曼則未被納入。 諾蘭乘飛機抵達日本，於9月5日在厚木海軍飛行場降落。包括諾蘭和華倫在內的一支隊伍於四天後抵達廣島。 他們於9月15日返回東京，然後於9月19日飛往長崎，一直待到10月8日。他們於10月12日乘坐曼哈頓區的「綠色大黃蜂號」（Green Hornet）飛機離開日本，正好趕在一場之前，並於10月14日抵達舊金山，與妻兒團聚。

十字路口行動
諾蘭與家人返回洛斯阿拉莫斯，接替亨佩爾曼擔任衛生小組負責人。與亨佩爾曼一樣，他以平民身份履行此職。 1946年5月21日，路易斯·斯洛廷因臨界事故而犧牲，諾蘭和華倫都曾參與救治斯洛廷及其他受害者。但在斯洛廷去世前幾天，諾蘭和華倫已動身前往馬紹爾群島，參加在比基尼環礁舉行的十字路口行動核試驗系列。 諾蘭於5月27日離開洛斯阿拉莫斯，次日登上號醫療船。 他發現海軍為了證明核武器並未使戰艦過時，表現得相當不合作。在7月1日的「Able」試驗後，諾蘭在接近號潛艇時，觀察到他的蓋革計數器指數爆表，但在與美國海軍部長詹姆士·福萊斯特的談話中試圖淡化此事。諾蘭是試驗後首批登上紐約號戰艦的人之一，並判定其在放射性方面是安全的。然而，該艦在隨後的貝克試驗（Baker test）中受到嚴重污染，被認為無法挽救。

晚年生活
十字路口行動試驗結束後，諾蘭回到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擔任婦產科助理教授，並重新開始他對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治療癌症的研究，主要使用鈷-60和金-198。 1948年4月和5月，他以健康與安全顧問的身份參與了在埃內韋塔克環礁舉行的砂岩行动核試驗系列。之後，他永久遷居洛杉磯。他於1971年當選為主席，並於1970年至1971年擔任主席。

諾蘭的妻子安於1978年去世。次年，他與簡·戴維斯·蘭姆（Jane Davis Lamb）結婚，她曾與安和諾蘭一同就讀於約翰·巴勒斯學校。他於1982年從南加州癌症中心辭職，與簡搬到加利福尼亞州拉古納希爾斯的一個退休村，並於1983年6月17日因動脈粥樣硬化去世。西部婦科腫瘤學家協會設立年度「詹姆斯·F·諾蘭獎」（James F. Nolan Award）以紀念他。

註腳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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