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法移民

在美國,非法移民(),又稱無証移民()、未授權移民(),通常指未經授權便進入或留在美國境內的外國人,包括非法越境者與以合法簽證、或入境後逾期居留者。管制非法移民的法律基礎主要來自《移民與國籍法》,並由國土安全部下的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及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負責邊境管理、內部執法與身份審理。非法移民的形成機制牽涉多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團聚、工作機會、地區政治或治安不穩,以及美國簽證制度本身的限制。

自21世紀初以來,美國非法移民的規模與構成呈現持續變化。邊境非法越境者人數在2000年後明顯下降,相較之下,逾期居留成為2007年至2018年間非法移民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非法移民的人口結構上,墨西哥移民的所佔比例逐年下降,至2022年約為三成七。同時,薩爾瓦多、印度、危地馬拉與洪都拉斯等國逐漸成為主要來源。截至2023年,美國無證移民人口的估計值約在 1,370萬至1,400萬人之間,不同研究機構的數據略有差異,但均顯示近年規模處於歷史高位。

非法移民議題在美國政治與法律層面具有高度爭議性,並與邊境管制、簽證制度、庇護規範、勞動需求、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部分觀點強調,違法越境或逾期居留削弱移民制度的正當程序,並可能造成執法與行政系統的壓力。另有觀點擔憂非法移民可能對公共資源、勞動市場及社會融合構成負擔,庇護城市政策亦可能阻礙聯邦執法行動並縱容犯罪。相對地,多項研究顯示,非法移民的犯罪率未必高於本土出生人口,庇護城市採取不以移民身份為主要執法依據的政策後,並未導致犯罪率顯著上升或下降,整體上沒有統計上的顯著變化。

在經濟方面,多項研究顯示,非法移民透過提供勞動力、參與消費及擴大生產規模而促進美國整體經濟活動。他們在農業、建築、餐飲與服務等產業占有重要比例,並對商品與服務價格形成下行效果。許多無證移民仍需繳納聯邦層級的薪資稅和所得稅(部分透過ITIN申報),他們在消費時與其他居民一樣需要支付州與地方銷售稅。部分研究認為,他們的稅收貢獻在某些情況下超過可直接計算的公共支出,若將此群體合法化,經濟模型普遍預測其所得與消費能力將提高,並帶動國內生產總值上升。

概念界定
美國非法移民概念涵蓋未經授權而在美國境內居留的外國人,其核心法律基礎來自《》(INA)。在美國法律語境和官方文件中,常使用「無證移民」()或「未授權移民」()稱呼此群體,意指其不具備有效的移民或非移民身分,也未持有使其得以合法留居的文件。「非法移民」()並非正式法律分類,而是政策研究、人口統計與社會科學文獻中常用的一種描述性術語,旨在描述居留狀態而非對個人作出法律或道德價值判斷。

美國非法移民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條途徑。第一類為違法入境(Unlawful Entry),包括未經檢查或未獲准入境而跨越邊境進入美國領土。第二類為逾期滯留(Visa Overstays),即以合法簽證、假釋或臨時保護身份入境後,在期限屆滿或違反相關身分規定時失去合法居留資格。以國際留學生常用的F-1簽證為例,持證人必須遵守特定規定才能維持合法身份,若未維持最低註冊要求或從事未經授權的工作,其身分即不再有效,從合法居留轉變為未授權居留(unlawful presence),身份失效後在部分情況下可申請「身份恢復」(reinstatement),但需符合嚴格條件。

無證移民在法律上屬無資格在境內居留者。他們通常無法取得,也缺乏直接通往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的途徑,因此其身分變動必須依賴特定法定制度,例如庇護程序、特殊假釋措施或其他由國會制定的個別法規。

在美國建國初期,人口的跨境遷徙近乎不受政府干預。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入境者僅需能負擔,抵港後即可自由上岸。聯邦政府在此階段並未建立全面的移民管制體制,與今日的簽證制度或邊境管制並無可比性。1855年成立於紐約的克林頓城堡作為移民接待中心,其主要功能為行政登記與簡單檢疫,並非進行刑事或安全審查,也未嚴格記錄入境人口,同時也維持了對亞洲移民的既有限制,標誌著美國移民制度從開放轉向選擇性接受。1924年的《移民法令》確立嚴格的年度移民上限與族裔配額制度,其設計目的在於維持美國人口的既有族裔組成。布拉塞羅計畫始於1942年,為解決戰時農業勞動力短缺而引入臨時墨西哥勞工。該計畫雖然在勞工保障等方面甚具爭議,但在二十餘年間形成跨境勞動的制度化途徑,使大量墨西哥勞工得以循合法程序從事季節性工作。1964年該計畫正式終結後,美國並未建立新的制度以回應農業與相關產業持續存在的勞動力需求,使得原本依賴此制度的雇主與勞工紛紛轉向非正式途徑。雖然跨境勞動需求並未消失,但法律上已不再提供進入美國的渠道,導致原本合法循環移動的模式轉化為非法入境乃至非法居留。同時,非法入境與無證居留人口在美國境內逐漸增加,引發國會與行政部門對現行制度是否足以應對的討論。1981年,聯邦政府委託的「移民與難民政策特別委員會」(The Select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olicy)提出建議,將非法移民問題界定為結構性勞動與邊境管理議題,促成國會後續對雇主、邊境與合法化政策的立法討論。法案通過時,美國境內估計有約300至500萬無證移民,立法者期望透過同時結合合法化與執法手段,建立新的治理模式。

法律要求所有僱主以確認員工的合法工作資格,並對明知僱用無合法資格者的雇主施加民事與刑事責任。同時,國會提高邊境巡邏隊與勞工部的預算,以擴大南部邊境與工作場所的執法能力。該法案的另一核心是被廣稱“列根大赦”的合法化措施。凡能證明自1982年1月1日以前即在美國連續居住的無證移民,可於1987年至1988年的一年申請期間內提出合法化申請,提交居住、工作、指紋與體檢等證明文件。另一方面,季節性農業工人若能證明至少90日農業工作經驗亦可取得永久居民身分。該法案最終使約270至300萬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合法化政策。相較於1990年約350萬人的估算值,十年間增加了約500萬人,顯示1990年代每年平均淨增加約50萬人,這一增幅遠超過1990年代前所政府和學界普遍使用的估算標準,與過去普遍認為至2000年美國無證移民約為500至600萬、每年增加約20至30萬人的共識大幅不符。200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當年美國人口達2億8140萬,比預估值多出500至700萬。普查結果使學界與政府重新評估1990年代非法移民流入規模,並確認過往對移民流入的估算存在系統性低估。

統計數據顯示,墨西哥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仍是這個時期無證移民的主要來源。墨西哥約占總數的55%,達470萬;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約占22%,主要包括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秘魯、哥倫比亞與多明尼加共和國,接近200萬,使拉美地區總計占約四分之三。亞洲的無證移民約逾100萬人,來源主要與合法移民的主要輸出國一致,包括印度、中國、韓國與菲律賓。

2006年,美國國會由共和黨控制,布殊政府將全面移民改革列為政策優先事項,主張結合加強邊境安全與為部分無證移民提供合法身分途徑。當年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提出各自版本的改革方案,但兩院立場差異較大。眾議院偏重執法措施,而參議院計畫涵蓋臨時工人制度與合法化途徑,使協調前景面臨限制。參議院辯論中,程序性分歧阻礙法案推進。布殊政府認為民主黨領袖哈利·里德未協助推動議程,而民主黨則指責共和黨內部分裂導致無法取得足夠票數。實際上,改革受阻源於兩黨在議程安排上的分歧,以及共和黨內對合法化措施的不同觀點,使總統難以整合黨內立場進行跨黨協商。最終,法案未能通過終止辯論程序,也未進入兩院協商階段,於會期結束時終止。

2006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奪回兩院多數地位。而在中期選舉前夕,《》獲得國會通過,法案授權在美墨邊境修建約1126公里的圍欄或阻隔設施,並增加移動圍欄、檢查站與照明設備。此外,國土安全部獲准使用更多監視科技,包括攝影機、無人機與人造衛星技術,以提升邊境偵測能力。該法案成為布殊政府與國會在選舉前推動邊境安全的主要立法成果之一。這些措施獲得多數共和黨議員支持,而部分民主黨議員則批評其在全面改革未果的情況下僅屬象徵性措施。

2007年,美國國會再次討論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當時由參議院提出「」(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 of 2007),並由兩黨議員共同推動。主要內容包括加強邊境執法,增加邊境巡邏人員、強化技術監控、擴建圍欄等。建立更嚴格的僱主驗證制度()、改革臨時外國工人簽證計畫,以及提出允許部分無證移民在繳納罰款、通過背景審查並滿足居留條件後,申請合法身份,最終可能獲得永久居留。媒體與公眾對此的關注使得預期效應出現,短期內非法移民流入量上升,被研究者稱為「大赦高峰」(amnesty hump)現象。然而,該法案在參議院遭遇強烈反對,尤其是對「合法化」部分的爭議,最終未能通過。

奧巴馬任期內的非法移民措施
2009年,奧巴馬政府將全面移民改革視為政策優先事項,支持為部分無合法身分的移民建立合法化途徑,同時強化邊境執法。然而,國會兩黨在是否提供身分調整途徑、邊境安全投入與臨時外國工人制度等議題上分歧嚴重,使首任期內的立法進程停滯。第二任期中,跨黨派「八人小組」在2013年提出的《》獲得參議院通過,但眾議院未予審議,使立法途徑難以推進。在立法受阻的背景下,成為奧巴馬政府移民政策調整的重要方式。2012年,國土安全部發布「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DACA)政策,使符合條件、在童年時進入美國且無重大犯罪紀錄的個人得以暫緩遣返並取得工作許可。2014年11月,行政部門進一步宣布擴大該計劃並推出「」(DAPA),試圖為部分家庭提供免遭遣返的暫時救濟。此舉在多州引發法律訴訟,聯邦法院裁定暫停執行,並於 2016年由最高法院以四比四的僵局維持下級法院裁決,使行政措施無法推行。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另一項重要現象是2011年至2016年期間中美洲未成年無人陪伴之非法入境人數大幅增加。美國邊境巡邏隊在此期間逮捕來自薩爾瓦多、洪都拉斯與危地馬拉的17萬餘名未成年非法入境者。2008年《》規定,對非鄰國未成年者須啟動更完整的保護程序,使迅速遣返變得困難,並增加聯邦政府的安置與程序負擔。2014年,面對該群體人數激增造成的,行政部門向國會請求緊急撥款,並啟動跨部門協調以處理大量案件。學術研究指出,這波激增主要由原籍國暴力上升、家庭團聚因素、貧困與走私網絡活動所推動。研究普遍認為,DACA計劃本身並未造成未成年者大幅增加,反而是原籍國治安惡化與走私者散播的錯誤訊息對人口流動趨勢有較大影響。

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的非法移民措施
唐納德·特朗普於2017年就任後,主張透過行政命令、強化邊境執法與調整移民法庭程序等方式,重新塑造美國移民管控政策。在國家安全議題被提升為主要政策框架下,行政部門於2017年初,發布第13769號行政命令,限制七個穆斯林多數國家的居民入境。第一版與第二版命令因憲法與程序性爭議遭聯邦法院阻擋,最終第三版經由司法部調整後於2018年獲得最高法院支持。此政策成為特朗普政府以國土安全名義調整移民入境審查的重要象徵。

美墨邊境牆建設是特朗普另一項主要的邊界管制政策。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主張由墨西哥負擔建牆成本,但墨西哥政府明確拒絕,最終建牆經費以聯邦預算與行政部門重新分配的軍事資金為主。在爭取建牆款項的過程中,行政部門要求國會提供57億美元預算,引發2018年底至2019年初長達35天的聯邦政府停擺。在非法移民流動趨勢方面,2017年的非法越境逮捕數字降至近數十年最低。研究與新聞機構普遍認為,政策訊號與邊境執法強化影響了部分移民的風險評估。然而,自2018年起,來自中美洲的無證移民再次增加,有別於以往單身成年男性為主,這波浪潮主要是家庭與未成年人。遞解出境方面,特朗普政府的遞解數量高於前任奧巴馬政府的後期,但仍低於奧巴馬政府初期高峰。2017年度遞解逾22萬人,2018年逾25萬人;前三年累計約80萬人,任期四年内總數略低於100萬人。

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的「零容忍政策」是此時期最具爭議的執法措施之一。該政策要求對未經入境許可跨境者一律採取刑事起訴,使得攜帶兒童的家庭在成年人進入刑事程序後被分離,兒童被移送至安置設施或其他家庭成員。此政策在法律、人權與宗教團體間引發強烈反應,最終行政部門於同年6月停止執行,並在隨後面對聯邦法院的監督與家庭團聚要求。

拜登任期內的非法移民措施
拜登政府上任後,首要政策之一是推翻或終止若干特朗普時期的措施,包括又稱移民保護協議的「」(Remain in Mexico)與以公共衛生名義實施的第42條驅逐令(Title 42),但這些嘗試均受到州政府或司法程序干預,致使政策走向多次變動。第42條驅逐令自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被啟動,用以快速驅逐在邊境被發現的偷渡者,較少啟動傳統庇護程序;拜登政府雖多次表示希望結束該作法,但在調整配套措施前亦擴大適用範圍以包含更多國籍的入境者。最終,第42條驅逐令在2023年5月正式停止。官方與研究機構的統計顯示,自2020年起至2023年中,依第42條驅逐令進行的驅逐次數以百萬計;在驅逐令實施期間,重複遭遇者(repeat encounters)比率大幅上升,代表許多人多次嘗試越境並被驅逐後再次嘗試。

受到驅逐令終止與疫情結束的影響,邊境遭遇數目持續上升。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2023財政年度報告近250萬次的邊境遭遇紀錄,並在同年12月錄得單月逾302,000次的歷史最高紀錄。研究與分析指出,這些遭遇包含大量重複越境或累犯事件,故不能以遭遇次數直接等同於獨立個體數量。自2021年以後,來自中美洲北部的無人陪伴未成年人和移民家庭比例急劇上升,許多非法入境的移民來自西半球其他地區甚至更遠的地方,他們往往尋求在美國獲得庇護。在2020財政年度,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以外地區的移民僅佔非法入境人數的12%,而到了2023財政年度這一比例已上升至51%,首次超過半數。國籍的多元化給國土安全部帶來了新挑戰,因為部門資源不足而無法迅速處理庇護案件,而且許多國家的國民無法或難以遣返。

面對巨大的輿論與政治壓力,拜登政府自2022年秋開始調整策略,並推出鼓勵合法入境、抑制非法越境的措施。同年10月,允許在海外的委內瑞拉人若具美國擔保人並能自付機票,即可申請人道假釋,並同步將第42條驅逐令擴大適用於將委內瑞拉人遣返至墨西哥。2023年1月,此機制擴大至古巴、海地與尼加拉瓜籍人士,形成「」(CHNV Humanitarian Parole),每月最多允許三萬人以人道假釋入境,美墨也同意相應接收部分被遣返者。至2024年10月,經該途徑入境者近53.2萬人。這些合法入境途徑同時伴隨更嚴格的邊境執法,大幅限制了尋求庇護的途徑。2023年5月,在終止第42條驅逐令後,拜登政府頒布了「規避合法途徑」(Circumvention of Lawful Pathways)規則,規定除無人陪伴兒童外,未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登記且以非正規方式抵達邊境者被推定為不符合庇護資格,除非其曾在第三國申請庇護遭拒,且僅有有限例外可推翻此推定。2024年6月,拜登政府再以「邊境安全規則」(Securing the Border rule)進一步限制庇護受理,若南部邊境前28日每天發生至少1500起非法入境事件,即暫停受理庇護。

隨著邊境合法入境途徑的擴大,美國社會承受移民的壓力亦日益增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25年發布的修正估算,2023年的無證移民總量估計達到約1,400萬的歷史新高。移民在城市街頭或政府庇護設施中的景象引發公眾輿論轉向,兩黨均施加壓力,而拜登政府可運用的政策工具則十分有限。國會雖每年為「庇護與服務計畫」(Shelter and Services Program)編列數以億計美元的預算,但仍遠不足以彌補各州、市與非政府組織的實際支出。與安置海外難民不同,邊境入境者缺乏全國性分配體系。德州邊境城市(如埃爾帕索、伊格爾帕斯)因大量移民抵達而不堪負荷,州長格雷格·阿博特認為聯邦政府未能有效管控邊境,於是自2022年起推行「移民巴士轉送計畫」,將逾10萬名移民以未預先通知方式經巴士運送至民主黨主導的庇護城市,例如紐約、芝加哥、丹佛與華盛頓特區,造成當地收容和安置的緊急壓力,使其呼籲聯邦政府介入並提供資金與協調機制。

作為回應,拜登政府擴大(TPS)並加速工作許可審批進度,使移民得以更快取得合法就業資格。2023年9月,美國向47.2萬委內瑞拉人提供TPS。在拜登任期内共有約170萬各個國籍的無證移民獲得TPS資格,截至2024年9月仍有約110萬人持有此受保護身分。移民局亦加速審批流程,並將部分類別的工作許可有效期由兩年延長至五年,使庇護申請人的工作許可最短可於兩週內核發。然而,這些為阿富汗、烏克蘭、古巴、海地、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等國設置的人道假釋途徑,使數十萬人抵達美國但處於無通往永久居留途徑的「灰色身分」。截至2024年底約有340萬人持有各種臨時保護身份(包括DACA等),而國土安全部和人道援助機構亦面臨極大壓力。最終在2024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不再延長CHNV假釋計劃,令許多人面臨失去工作許可與遭遣返的風險。

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的非法移民措施
2025年,特朗普開始第二任期後,聯邦政府全面重塑移民政策,核心圍繞邊境控制、庇護制度限制、假釋政策收緊、地方執法授權擴張,以及大規模遣返行動。2025年1月20日,白宮發佈第10888號公告《確保各州免受入侵》(Guaranteeing the States Protection Against Invasion),以《美國憲法》第四條第四節保障各州免受「入侵」為依據,將南部邊境移民流動界定為影響國家安全的侵入行為。公告要求暫停所有被視為參與「入侵」之人士的入境,並限制已在境內的相關人士援引庇護等法定救濟制度。公告同時授權國土安全部透過擴大使用快速遞解程序加速遣返,範圍包括在境內停留不足兩年的無證移民。然而,聯邦地區法院於2025年7月裁定總統無權創建替代性移民制度,認為公告逾越行政權限。裁決暫緩生效,以待政府上訴。

特朗普就任後立即恢復「」政策(MPP),要求所有在南部邊境尋求庇護的人士於墨西哥等待庇護審理。此措施延續第一次任期政策,目的在於減少入境後的庇護流程壓力。同時,政府終止CBP One手機應用程式,使此一原先提供庇護面談與入境檢查預約的機制即時停止運作,並取消既有預約,官方理由為防止不具入境資格者利用該系統取得美國境內審理機會。同時,特朗普發佈了第10886號公告《宣布美國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United States),允許聯邦政府動用軍事預算與調派軍事資源,停止所有非法移民入境。政府據此展開邊境屏障新建與加固工程,並增設拘留設施。公告亦撤銷前任政府中止築牆經費的命令。同時,行政命令要求聯邦航空管理局與聯邦通訊委員會放寬部分規制,使國土安全部得以更有效偵測無人機等可能威脅。

此外,特朗普還發佈了第14165號行政命令《確保邊界安全》(Securing Our Borders),終止多項依國籍設立的類別性假釋計畫,包括針對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委內瑞拉等國的CHNV假釋途徑,並要求往後假釋申請採取逐個個案審查,僅限於緊急人道需要或對美國具有重大利益者,此舉造成已在計畫下居留或預期申請者的身份前景不確定。行政命令並要求全面採取拘留優先的執法模式,替代既有的「拘捕後釋放」(catch and release)制度。無證移民在等候遞解程序期間須接受拘留,並可能面臨刑事指控。行政命令要求將快速遞解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在境內停留不足兩年、且無法證明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此舉大幅提升執法效率,但也縮減了移民獲得完整移民法院程序審查的機會。同時,行政命令要求追究協助無證移民在美停留者的法律責任,擴大移民執法的觸及範圍。第14159號行政命令《保護美國人民免遭入侵》(Protec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gainst Invasion)則授權州與地方官員協助執行聯邦移民法,包括拘捕可被遞解之人士,該命令也設定對不配合的地方政府採取扣留部分聯邦經費與啟動法律行動的機制。此舉強化了聯邦政府向地方移民政策施加壓力的能力,但同時引發聯邦制下權力分配的法律爭議。

特朗普政府任命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湯姆‧霍曼為「邊境事務主管」,並啟動全國性執法行動。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多個都城市展開突擊拘捕行動,並取消過往限制在受「敏感地點政策」保護的地點,如學校與宗教場所執法的政策。司法部於2025年3月發布指令,允許執法人員在特定情況下進入移民住所而不需取得法院搜查令,隨後引發法律界與民權團體的挑戰。

参见

  • 美國人口
  • 移民美國
  • 美加邊界
  • 美墨邊境危機

參考文獻
延伸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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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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