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條政基

九條政基（，、文安二年五月七日－永正十三年四月四日），為活躍於室町時代至戰國時代初期的公家，曾任從一位、關白、左大臣及准三宮等職。

因家領經營所致的利害衝突，政基與其子共謀，殺害家司，釀成前所未有之事件，因而遭受處分。其後，政基前往家領所在的和泉國（今大阪府泉佐野市），親自執行莊園之直接管理（）。其於此期間所撰日記《政基公旅引付》，以生動描繪16世紀初畿內村落的社會實態而聞名於世。

生平
九條家繼承
文安二年（1445年）五月七日，九條政基作為關白・九條滿家之次男誕生，其母為之女，幼名茶茶丸。由於政基為滿家晚年所生之子，因此關於由何人繼承家督一事遂引發爭議。

文安五年（1448年）十月，身體欠安的滿家召來身在大和國的弟弟，詢問其關於九條家下任家督繼承人之選擇：究竟應由其嫡子、然因病弱而至28歲仍未元服的之10歲嫡嗣若君（），或其親生之4歲幼子茶茶丸繼承家督。經覺深思後建議，可先由10歲之若君承襲家督，日後再令其將家督讓與茶茶丸。滿家聞之甚為欣然，遂依其所言，以10歲若君為養子並使之繼承家督。至於加々丸，則出家為僧。

長祿三年（1459年）三月二十三日，15歲的茶茶丸行元服之禮，並改名為政基。其中「政」字乃奉時任將軍足利義政之偏諱而得。同日，政基被敘任為從四位下、右少將。

寬正元年（1460年）正月，政基獲敘從三位，同年（1460年）六月又被任命為權中納言。

寬正二年（1461年）八月，政基獲任權大納言；至寬正三年（1462年）正月，則被敘任為從二位。

其時，九條家家督之位仍由滿家之孫、亦即政基之甥政忠所繼承，但於此時期，二人之間圍繞家督繼承權爆發爭端。其間，政基之母方伯父為擁立政基而四處奔走，政忠則因憎恨此舉，甚至圖謀暗殺在治。然而此事最終傳至將軍義政耳中，最終在寬正六年（1465年），政忠被迫隱居，由政基繼任九條家家督。

與政忠的對立
然而，政忠的隱居並未使九條家家督爭端終結，政基與政忠之間的對立仍持續存在。

應仁二年（1468年）正月，24歲的政基被敘為正二位、任右大臣；文明七年（1475年）三月升任左大臣。

文明八年（1476年）正月，32歲的政基被敘為從一位、任關白。另一方面，對政基繼承家督有功的在治，則作為九條家之執事（家禮）掌管家政，後更升至從二位、權中納言之職。

文明十一年（1479年）二月，35歲的政基辭去關白之職；文明十四年（1482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基將家督讓與其子尚經。

文明十九年（1487年）二月，政忠因義政的奏請而突被任命為關白。此乃政忠為恢復權勢而接近義政之結果，然政忠關白之任僅限於其一代，並未對政基的地位構成威脅，故未導致九條家分裂。儘管如此，由於九條家家司分裂為政基派與政忠派而互相爭鬥，家政仍持續陷於混亂。

延德三年（1491年）二月十三日，政基應管領・細川政元之請，將年僅2歲的次子澄之納為政元養子。

延德三年（1491年）十一月，47歲的政基受准三宮宣下。

殺害唐橋在數
在應仁元年（1467年）應仁之亂爆發之際，身居公家社會核心地位的政基，無意間成為此後公家階級衰落的的重要見證者之一。

政基在應仁之亂期間自京都避居近江 。然而，其此時需支應用途二百貫文，遂由家司唐橋在數（唐橋在治之子，亦為其母系堂兄）代為墊付。作為免除該筆借款的交換條件，於文明四年（1472年），政基乃在其僅餘不多的家領之中，約定自和泉國日根莊入山田村所出之年貢，移交於在數直至尚經一代為止。此事顯示九條家財政已陷入破產狀態。

及至延德元年（1489年）在治去世後，局勢更進一步惡化：一方是政基欲親自掌握九條家家政，另一方則是在數試圖承襲其父之地位而介入家政運作。雙方遂由此形成對立局面，家政紛爭因而激化。

此時，在數為彌補自日根莊徵收失敗所造成的缺口，遂以日根莊為抵押，向根來寺取得貸款。然而，由於該筆貸款之償還出現延滯，於是根來寺試圖行使抵押權。由此，九條家面臨喪失對其財政具有關鍵性所領的危機之中。基此，政基與在數雙方遂互相推諉責任。

明應五年（1496年）正月七日，在數闖入九條邸，向政基與尚經父子進行償還款項的談判。對此，政基父子勃然大怒，最終將在數殺害。在數雖以家司身份侍奉九條家，但其本身是具備升任公卿資格的堂上家當主，早已身為殿上人，直接侍奉天皇，並兼任、等官職。此殺人事件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均為侍奉天皇之貴族，對公家社會造成極大衝擊，亦使其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陷入困境。

事件發生後，與在數同屬的召集主要菅原氏公家，準備對政基父子進行彈劾。與此同時，和長亦藉此事件之機，於十三日成功就任大內記後任。至廿四日，由（菅原氏氏長者）領銜，東坊城和長、、五條為學等人聯名提交告發政基父子的申狀。

據此，與被派往九條邸進行事情聽取。經過審議，最終決定在二月五日開庭審判，並於同月廿五日作出判決。

明應五年（1496年）二月五日，由、奉行、、，以及特別召來的白川忠富、甘露寺親長等人在後土御門天皇臨席下進行審理（慣例上，當事人通常不會被召至審理現場）。大宮時元援引治承政變中松殿基房一案，作為攝關家處罰的先例，然而其又指出，該案並不構成此次事件的適用先例。

最終，甘露寺親長提出意見，主張僅對事件中處於主導地位的尚經予以解官，主持審判的勸修寺教秀亦表示贊同，但裁決需先取得時任關白近衛尚通之同意。然而，此事傳至三條西實隆耳中，其批評道：「將攝家准后與家禮侍臣置於同等地位本身即為朝廷秩序之混亂」（《》明應五年二月五日條），並認為此舉不妥；尚通對同意也態度消極。另一方面，政基在裁判結束後，透過書簡向白川忠富、中御門宣胤、、等人陳述在數生前不義怠惰之情狀，以為自己辯解，並強調企圖顛覆「攝籙」的在數乃朝敵，而自己則是救朝廷之人，展現出理直氣壯的態度。

因此，原定於二月廿五日作出的判決被延期，最終依太政大臣之意見，在閏二月三日，天皇對政基父子發出正式譴責，並停止其出仕。此外，九條家亦被禁止持有家禮。

當時正值戰國時代初期，戰亂頻仍，朝廷權威面臨嚴重危機。在此情況下，公家社會採取保守態度，嚴格維持以家格為基礎的身分秩序，徹底排除可能引發像武家社會那樣「下克上」之因素，藉以維持公家社會的穩定並防衛其組織。

雖然在此事件中對政基父子的處分相對輕微，但其影響仍不小。即便在赦免之後，仍有如中御門宣胤等公家因對九條家的不信與嫌惡而斷絕交往，或逐漸疏遠其關係，導致九條家相比其他攝關家，其地位有所下降。同時，那些曾擁護九條家的公家，也要求在數之子的地位與權益，並試圖維護唐橋家的存續。由此可見，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對唐橋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情，而九條家的求心力與影響力則出現衰退。

地方生活的晚年
明應七年（1499年）十二月十一日，尚經的懲戒被解除，但政基的懲戒仍未解除。政基遂以此為契機，剃髮為僧。

文龜元年（1501年）三月，政基前往守護方曾侵占的家領日根莊，親自管理莊園直務，並透過與根來寺及地方守護勢力的協商，力圖恢復莊園秩序與收益。同時，其在日根莊期間撰寫了《政基公旅引付》，該日記對戰國時期村落日常生活提供了詳實記錄，為研究戰國期村落社會的重要一次資料，長期被學界作為基礎史料加以利用。此外，政基亦在同一時期駐留於，撰成《慈眼院日記》（宮內廳藏），進一步留下其晚年活動的珍貴紀錄。

文龜元年（1501年）六月，長男尚經被任命為關白；翌年（1502年）九月，次男澄之成為細川京兆家家督繼承人。政基在鞏固自身經濟基盤的同時，亦試圖將九條家與細川氏加以結合，構想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統合公家與武家政權的政治格局。

永正元年（1504年）十二月，政基返回京師。其雖成功將守護勢力排除出日根莊，但由於日根莊隨後落入與守護勢力敵對的根來寺掌控之下，政基不得不任命同寺僧侶為代官。結果，日根莊事實上成為根來寺的領地，政基對莊園的直務支配最終未能實現。此外，政基返回京師後，與尚經之間亦爆發了摩擦。

永正二年（1505年）十月，政基下向山城國小塩莊以徵收年貢，然而當時前來值宿的九條家被官人竟遭國方勢力所害。

永正四年（1507年）六月，澄之因政元去世而成為新任京兆家當主，然而同年八月，澄之隨遭政元另二名養子澄元及高國所討殺，史稱「」。此一事變徹底粉碎了政基的政治野望。

永正八年（1511年）四月六日，政基與尚經發生衝突，雙方家司甚至爆發武力交戰。此次合戰造成30人死亡，受傷者不計其數，其規模與形態幾可比擬武家的戰鬥，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攝關家之特徵。同時期，九條家與家司的聯繫日益緊密，逐步形成類似戰國大名「家中」（）的組織，其存在已使九條家在性質上愈趨武家化。

同四月，政基子嗣之一入寺醍醐寺三寶院擔任住持，並成為室町幕府第10代將軍足利義尹（後為義稙）之猶子 。然而，由於政基因殺害在數而受前天皇勅勘，義尹在處理此猶子任命之事時，必先徵詢後柏原天皇的意見，由此可見，在數之殺害事件對政基的影響，直至晚年仍然未曾消散。

永正十三年（1516年）四月四日，政基逝世，享年72歲。其法號為慈眼院，墓所位於東福寺山內九條家墓地。

參考文獻
註解
引用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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