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聯盟

與朱和中的通信|300x300px]]中德俄聯盟，又稱華德俄聯盟，當時英語又稱為**'，是1918年至1922年間由孫文倡議、旨在促成廣州南方政府（先是護法軍政府，後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魏瑪德國與蘇維埃俄國三國合作的外交計劃。該構想旨在打破英、美、日等列強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影響，以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換取德蘇兩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技術與軍事支援，以和各國承認為合法政府的北京政府相對抗。此一計劃後於1922年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後外洩，並被港英報刊披露，引起國際輿論反應，最終流產。1918年一戰結束前，孫文派遣代表曹亞伯赴德國希望拉攏德國的援助。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1月底，曹亞伯抵達柏林。12月1日，曹亚伯向德国外交部、范柏中尉和辛慈转交提出“中国(廣州護法軍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同盟”的建议，建议由两部分构成。第一主张南方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应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域里，应由中德两国携手,将日英以及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驱逐出去。第二是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居住在俄中边界的在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利用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大约一个师，配以3-5架飞机）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调配粮食等各种物资，经由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在推翻北京政府后，德国可从财政上帮助中国，重新掌管海关，建筑铁路公路，德国要对中国的教育及工业技术的发展进行援助，中国也相应地把各种物资送往德国，支援其作戰。德国视该计划为“近乎狂想”，且當時德國已戰敗。到1918年5月，孙文被排挤出護法军政府。因此，孙、德合作计划成為泡影。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單方面結束了東線戰事，退出協約國。戰後的1920年代初，蘇俄與魏瑪德國同被協約國孤立，兩國遂逐漸走向合作。

1921年，前德意志帝國駐華大使辛慈化名“哈特维格先生”，代表德國政府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德国裔书记卡尔·拉狄克进行了秘密会谈；拉狄克将这些会谈告知列宁，并建议与战争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举行进一步会晤。1922年4月，兩國簽訂《拉帕洛條約》，恢復外交與經貿關係，並暗中進行軍事合作。

經過
由於孫文的南方政府從未得到承認，加上其實際統治範圍只有廣東，德國駐廣州領事及其上級一直採取謹慎做法與其進行外交接觸。1921年7月底，朱和中奉命秘密赴德，向德方提出孫文的聯盟構想。9月，孙向德国副领事瓦格纳提出广东政府与德国合作的建议。

10月1日，朱和中拜访德国外交部，向其东亚司司长克尼平提出德国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双方的合作问题。克尼平认为，就南方政府聘请德国顾问问题，德国不可能提供官方支持，因为南方政府“前途未卜”，折中的可行办法則是，撇开南方政府（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雇佣合同。朱和中又与辛慈取得联系，并向他询问建立中德俄同盟的可能性。辛慈向朱和中表示,他愿意促进此事并在两个月内请求德国总理批准其赴华。根據朱和中其1922年1月1日的信報：「辛慈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合，與鈞旨暗合。」孫文回信指示廖仲愷、曹亞伯籌措經費，安排辛慈來華。

3月，朱和中與德國官員及企業代表會談，並聘請多名德國顧問，如前青島總督、德累斯頓工科大學教授施拉梅里等。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寓所会见了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贝特克，提出准备聘请德国顾问以辅佐南方政府。本来他还邀请了辛慈及德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参加，但两人临时通知无法赴约。朱和中在会面中主要阐述了三点内容：

• 根据孙文2月1日来信的指示，他即将回国协助政务，并已与数家德国大型公司草拟合作协议，一旦获得孙文授权即可签署。汉堡的施蒂奈斯公司近期与他接洽，他计划于本月27日与该公司代表会谈（但后来因资金问题未果）。在招募德国顾问方面，辛慈给予了积极支持。虽然合同尚未正式签订，但已有多位人士表示愿意受聘：德累斯顿工学院的施维宁教授将负责技术与教育事务；前海军参谋施拉迈尔出任行政重组顾问；鲍拉特·希尔德勃兰特担任铁路建设顾问；阿诺尔德负责南方政府国家银行的筹建。财政方面，则计划聘请荷兰或美国专家。朱和中还提到，希望能邀请一位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似乎指的是塞克特。他补充说，前一晚已在寓所召集这四位顾问候选人，嘱咐他们慎重考虑。
• 他已与德国帝国印刷厂接洽，为即将成立的南方政府国家银行印制纸币，所有细节均已谈妥，但尚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批准。
• 朱和中再次谈及南方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对此，贝特克解释道，南方政府当年并未对德宣战，因此无须另行签订和约；此外，他们已承认北京政府所签署的《中德协约》。

在回国前，朱和中于5月30日再次拜访克尼平，表示计划携施维宁与辛慈一同赴华。然而，克尼平随后单独约见施维宁，后者称希望先赴中国实地考察后再签约。最终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施维宁与辛慈的聘任计划均未能实现。儘管當時孫文与德国的接触进展缓慢，但是还是受到了北京政府和列强的关注。報刊輿論聲稱德国驻广东副总领事有意与南方政府缔约。

根據蔣介石的記述，8月9日，孙文向當時陪侍左右的幕僚阐释了他的计划：「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国际地位言之，其对吾国利益相同，且无侵略顾虑，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

9月22日，香港《士蔑西報》刊出三件信件原文與英譯，并附有原函的影印，並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指責孫逸仙先生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到目前為止，還缺乏具體的證據，但今天我們能夠公佈我們所知道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孫一直在密謀在布爾什維克理想的基礎上在中國、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建立聯盟」，而參與者包括孫文與時任德國駐蘇俄公使、一戰時期的德國駐中國大使辛慈海軍上將（辛慈在中華民國在一戰中對德宣戰後離開北京）。次日，香港華字日報又根據影印件刊錄出三函的漢字原文。

士蔑西報公佈的第一封信函是孙文從桂林致廣州廖仲恺函，1922年3月8日發，主旨在嘱廖汇款给柏林的朱和中，并嘱曹亚伯赴香港接辛慈到桂林北伐大本营：

另外兩封是朱和中從柏林致桂林孙文函，1922年发，请孙多汇款，“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所，则用费将三倍于前”，又指
根據後世學者的研究，孙与朱和中之间有关“联德”的密函，除士蔑西報報導的三封外，至少还有两封，即朱在抵德后于1921年11月15日致孙函，及1922年2月24日孙文复朱和中函。朱和中11月15日函的内容可以从2月24日孙复朱函中得知，即该“密函所陈之十二项事业”，主要是讲孙一旦北伐至武汉，则请德国兴办钢铁等事业。孙要朱加速进行，因北伐军當時已开始由桂林出发。另外，孙要朱联系德方资本家磋商，“为吾人先设一印刷厂，不独印刷纸票，其余他种之印刷事业，如地图、书画，皆包括在内”。因为这两封信当时不为外人所知，故也从未有人提到。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搜集的情报记录，指“报上披露了有关孙对德俄政策的纲要报告后，在莫利爱路29号孙的总部里引起一两天的惊恐。这些报告透露的内容在本地法侨社会中引起了对孙的极大敌意”，又因孙文当时由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而中德俄联盟计划的泄露令法国人普遍愤怒，因此他的支持者“最终放弃了为他举行群众性欢迎的主意，借口说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华界的捕房都反对举行这种集会”。

9月29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否认孙文密使与辛慈商订中德俄联盟一事，並表示不知辛慈使俄一事。辛慈亦指其并未办理联盟的任何谈判。曹锟和吴佩孚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孙“没有任何关联”。

各方评价
支持聯盟計劃
在《民國日報》上維護中俄德联盟的評論文章|left|300x300px]]在《嚮導》上對事件的評論，並譴責陳炯明“反動”]]事後，作为当事人的朱和中公开致函《士蔑西报》，为联德联俄辩护：“俄国三面环我，且为欧亚之津梁，我中华之睦邻，当然以俄国为先……华俄不睦，则欧亚陆地之交通断绝，亦岂欧洲各国之利。德国为世界科学最发明殖产能力最富之民族，自欧战以来，世界各国排斥德国，于是世界商场，咸受莫大之痛苦……世界不能舍我中华而生存，犹之人身不能断其一手一足而求活也。今更撇去德、俄，是断其一手一足之不已，而更劈去半面半身，将以求活，不亦难乎。”又指陈炯明“独挟此以为倾陷之具，贵报亦从而推波助浪，可笑殊甚已”，因此孫文的行为“决为正当”，而陈炯明“属卑劣鄙陋之举动也”。《民国日报》則認為“孫總統此函，由於愛國熱誠……華俄德聯盟爲國際的結合，非主義的結合……中國有與任何國聯盟之自由”，因此密函事件“光明正大”，朱和中信“揭布介绍辛慈之意义”，使密函事件“昭然若揭”。

支持國民黨的媒體，例如上海的民國日報、中華新報等也紛紛發表言論，對計劃表示支持。例如葉楚伧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了系列的社論，認為“中国在国际上有自择伴侣的权能,俄德确已先别国放弃在中国侵略所得的权利,为真实友谊之先施者,因此再愿与俄德联合的,不止孙总统”，又認為“密函里所提的联盟是国家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中国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犹之英法等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广东财政厅铁箱里的秘密文件,怎么会跑到外国报上去?漏泄外交秘密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该负何等责任”。

蔣中正在六一六事變後其出版的記述著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跋文中指，陳炯明「不能在廣州嫁總統以拳匪之禍，汝今猶欲誣指總統為過激黨乎？……況外交秘密，爲各國所公認，而總統此函，又僅為同志間磋商之詞，豈足爲謀害總統之勝券乎？自此函發表以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莫不認為應有之政策。外人且以爲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爲中國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發表此函，徒足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而又加其一重媚外之鐵證耳！」，認為中德俄聯盟計劃是中外“有知識者”都會支持的政策，並抨擊陳炯明“媚外”。

中共的嚮導週報發表評論，認為中國應“首先與最可信的勞農俄國(因為它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消滅了掠奪制度一切可能的危險）同盟,再與德國携手來反抗英法美日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與壓迫”。中共領導人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刊物《向导》發表社论《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中，指責“國際帝國主義何等妬忌中華民族獨立的外交運動”，又指“陳炯明業已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偵探”，認為“國人應一致擁護中德俄聯盟政策，脫離英美法日的羈勒”。蔡和森对中德俄联盟計劃给予了坚决的辩护与高度评价，认为此一政策并非“布尔什维克阴谋”，而是中国民族独立外交的必然道路。蔡認為孙的三民主义核心在于民族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形势，俄国推翻帝制、德国战败削弱，使“被压迫民族”看到了“联合反帝”的新契机。蔡认为孙的“联俄联德”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下形成的民族外交策略，其目的在于摆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控制。蔡和森認為“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要永远关住中国于其隶属圈套”，因此指孙文“信奉过激主义”，又認為“民生主义”符合工业后进国的经济条件，与布尔什维克无关。

在结语中，蔡和森将中德俄联盟上升为全国民族的解放纲领，称这是“利于中国全体被压迫民族的政策”，并号召“凡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起来拥护这种政策”。他断言，反对此政策者“不是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便是其爪牙”。因此，中德俄联盟不但不会削弱国民党，反而使其“跑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正轨”，成为引导中国民族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中德俄聯盟的政策，不是利於一人一黨的政策，乃是利於中國全體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中國民族是否永爲英、美、法、日帝國主義的奴隸，或擺脫他們的羈勒而獨立，全要看這種政策的成功與失敗。所以凡屬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都應起來擁護這種政策，貫澈這種政策。反對這種政策的（不論個人或黨系），不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奴隸，便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爪牙。”。

高君宇还提出中俄缔结军事和经济同盟的问题，主张中國先承认苏俄以及蒙古独立，并缔结中俄军事同盟，共同防止日本、张作霖和狄第里，然后邀请德国参加，缔结中俄德三国经济同盟，发展中国生产力，最后邀请蒙古参加，还提议由孙文、蔡元培和陈独秀出面组织“中俄同情大同盟”，对北京外交部进行施压。

反對聯盟計劃
在孫文作出正式回應後，披露密函原文的香港《士蔑西報》發表題為《孫博士的朋友》的評論，認為德國无法支付战争赔款的国家，货币贬值，“以一切正常标准衡量，它只能被视为破产之国”，又認為蘇俄“贫困潦倒”“其财政状况甚至比德国更糟”，並指“如果孙博士真如他所说，其目标是为国家谋求援助，那么他绝不可能选出比这两个更糟的盟友”。評論又認為孫文所說的“德，俄两国为唯一无侵略野心的列强”的說法站不住腳。評論認為蘇俄用紅軍佔領了外蒙古，“恐怕红俄军意在长留。我们试问这是否为无侵略野心的列强行为？”。對於德國，評論認為“不能视之为无侵略野心的非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尚未完全绝迹于德土，我们敢说将来的世界，对德国民族的侵略野心，仍不能不有所顾虑”，並引用義和團戰爭時期德國皇帝對中國的語錄。因此士蔑西報堅持其此前報導的推測結論，聲稱“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将这一‘拟议中的理解’视为某种比普通联盟或商业条约更阴险的东西……设立所谓“总局”（Bureau），显然远超出普通国际合作的范畴”，並認為孫文在推动这一计划时寄望于“德国的组织力与苏俄的革命热情相结合”。

香港《南华早報》的评论則認為“环顾目前世界的趋势，德，俄两国竭力的伸延其在东方的影响和威信。现在我们发觉孙逸仙愿为其工具。这点我们不能不郑重考虑，因为如果这种趋势不受阻遏的下去，恐怕数十年后的世界，将受到绝大的灾害”。

9月28日，上海法租界的法文《中法新汇报》指责孙文是“亲德分子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人们终于从一份叫《香港电讯报》的英国报纸上获悉（该报可能是从《中法新汇报》得到的消息），孙逸仙试图使中国同法国的两个最大敌人——德国和苏俄结盟。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也就是1917年，孙逸仙的一名粵籍陆军中尉，企图把武器弹药不但运往印度，还要运往印度支那。由于一个中立国国民的不谨慎和一个法国人的爱国精神，此计划未能得逞。因此，孙逸仙再也无权享受给予空想者的豁免权了，因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孙自己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他已不配得到我们的友谊”。当时流亡上海的孙文正正住在法租界，法租界的法侨舆论认为“确定孙逸仙有罪的文件必须以绝对公正态度加以审查，倘若这些文件被证明是真的，那就司法从事，因为孙在上海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孙被逐出上海，他将无法去澳门避难，因为澳门是属于我们最忠实的盟国之一葡萄牙的，而孙已再也不能使葡萄牙人容忍了。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美国，我们希望他在那里久居”。

上海公共租界英語報刊字林西報對事件發表題為《孫逸仙博士與蘇俄》的評論，表示相信孫文不想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因為孫博士絕不會不知道共產主義在俄國造成的慘禍”，但認為中國和蘇聯的合作“無異於玩弄極鋒利的工具”。文章質疑孫文所說的蘇俄是“非侵略國”的說法，並以外蒙古為例子，認為“蘇維埃外交政策是一種遠較傳統帝國主義更可怖的侵略形式”，並評論：

研究系的张君劢在一场讲演中也专门批评了中德俄同盟论，他认为三国同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与他国同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内部一致，二是具体之目的敌，三是同盟后之行动。现在中国四分五裂，无同盟可言。所谓中德俄同盟，只是以具体的国家内之生计组织为目标”。“换言之，彼所行者为资本主义，吾所好者为公产主义，两主义之不相容，故联合主义之相同者，与主义之相异者为敌，是以ism之为目的敌耳。”张君劢认为中德俄同盟论者忽视了中国“没有实力可为德俄后盾”，也忽视了“德俄没有实力可以抗英法”。认为“中国与俄国一致行动的话，也将遭受同样的结果（物质上精神上都极其饥荒）”，认为“英法惧公产主义之蔓延，假手日本以压制中国”，“故主张中德俄同盟论，自己在国际上无所得，而徒为日本人添一种宣传材料而已”。总的来说，张认为“中国之急在内治而不在外交”，所以中国对英美法日与俄德“可持一种一视同仁之态度，而不必有所抑扬高下”。

後續
計劃披露後，孫文在歐美列強眼中的聲譽受損，但其聯俄、聯德的方針並未中斷。1922年夏，孙文派邓家彦去德国继续进行联德活动。邓以孙的顾问身份写信给德国驻广州领事，指德國“必须摆脱孤立和大国的束缚。这就需要在远东的姐妹共和国的帮助。两个共和国应该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将可以成为德国产品的大主顾，同时能够提供原料，特别是矿产原料，以满足德国工业的需要。德国商人和工程师应该到中国来，有才能的中国人则应该到德国去留学”。11月26日，孫又經邓家彦转给德国官员一封信請求軍援，並允諾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境内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优惠政策。新任德国驻广东总领事雷米(ErwinRemy）对此持反对态度，因為這裡所謂的六個省大部分并不属于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议也确立宣传“近时德国革命形势之论述”的方针，宣传联合德国革命，还设想德国革命成功“可使俄国经济重造”，“将来德俄合力援助中国，而缔结中德俄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俄德将本国的市场对西方帝国主义实行封锁，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1924年1月27日，孙文在“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对苏俄评价为“没有侵略世界的野心,锄强扶弱、主张正义”，又认为“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坚持其联苏联德的思想。

此後，魏瑪德國在镇压了左翼和极右势力的暴动之后，在外交方面，在外交部长拉特瑙被暗杀后，新任外交部长斯特莱施曼更积极地谋求与英、法等国的和解，因此傾向於尊重國際秩序，在華方面則继续保持与北京政府的官方关系，並與南方政府尽可能保持距离，以免引起英法的猜疑。同時隨著廣州政府與蘇俄的關係愈發緊密，德國對此不滿與擔憂，尤其是在華德国商人。1924年12月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报告中，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雷米就曾谈到在广州的德国商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德國與國民黨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另見

• 第一次國共合作
• 西北计划
• 中華民國－蘇聯關係
• 中華民國－德國關係
• 德國－蘇聯關係
• 中德合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