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簡稱HBM）是健康心理學與健康行為研究中的一個基礎性理論框架。該模型於1950年代由服務於美國公共衛生局的社會心理學家們提出，旨在解釋為何大眾普遍未能接受疾病預防措施或用於早期發現無症狀疾病的篩檢測試。

此模型的核心在於探討個人如何評估健康威脅，並根據其對特定目標的價值判斷，以及對所採取行動能否成功實現該目標的可能性的評估，來決定是否採取健康行為。它主要由六個核心認知構成要素組成：自覺易罹病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自覺效益（Perceived Benefits）、自覺障礙（Perceived Barriers）、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歷史與發展
健康信念模型最初是為應對1950年代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挑戰而發展的，特別是針對民眾對結核病胸部X光篩檢的低參與率。當時的社會心理學家，包括歐文·羅森斯托克（Irwin M. Rosenstock）、戈弗雷·霍赫鮑姆（Godfrey M. Hochbaum）、S·史蒂芬·凱格爾斯（S. Stephen Kegels）及霍華德·萊文索爾（Howard Leventhal）等人，基於一個假設來建構此模型：人們在面對健康威脅時會進行評估，並基於改變行為所能帶來的益處（如透過篩檢降低恐懼）來決定是否採取行動。 1980年代，隨著研究的演進，心理學家們認識到個人對自身能力的信念在決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此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正式納入模型中，使其成為第六個核心構成要素。

此模型常被應用於解釋和預測個人在篩檢、疫苗接種、外科手術及戒除不良習慣等方面的健康決策。

主要構成要素
健康信念模型包含六個核心認知構成要素，這些要素共同影響個人是否會採取某項健康行為。

自覺易罹病性
指個人對於自身罹患某種疾病或面臨不良健康後果的可能性的主觀評估。例如，在呼吸道疾病大流行期間，處於擁擠公共場所的個人會感覺自己感染病毒的風險增加。在戒菸情境中，吸菸者會思考自己因吸菸而罹患相關疾病的可能性。

自覺嚴重性
指個人對某種疾病或健康問題的嚴重程度及其後果的主觀評估，包括醫學後果（如死亡、殘疾）和社會後果（如影響家庭、工作）。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人們對感染後果的看法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了不同的防疫行為。對於吸菸者而言，這指的是認知到吸菸與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乃至死亡之間的關聯。

自覺效益
指個人對採取某項預防性健康行為所能帶來的好處的評估。個人會評估各種行動在降低疾病風險方面的有效性。例如，在呼吸道疾病大流行期間佩戴口罩被視為一種有效益的行為。對於吸菸者，戒菸的好處包括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或延緩慢性肺病的進展。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有可能採取並堅持健康行為。例如，一位慢性病患者若相信自己能夠記得按時服藥、遵循劑量指示並有效處理藥物副作用，他便展現了高度的自我效能。 例如，一位長期吸菸者可能因為一位朋友近期因心肌梗塞住院而決定戒菸。 另一項研究則指出，基於健康信念模型設計的教育計劃能有效提升伊朗女性參與子宮頸癌篩檢的比例。 然而，在乳癌篩檢行為的元分析中，研究者發現此模型雖能解釋行為，但其有效性報告不一致。

在疫苗接種方面，該模型也被應用於分析COVID-19疫苗的接種意願，但結果同樣存在不一致性。一些研究，如在推廣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接種方面，對該模型的成效提出了質疑。 此外，一項針對美國印第安納州H1N1流感疫苗接種活動的評估研究，探討了模型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僅僅是它們對行為的直接影響。

在體重控制與生活方式改變方面，2024年一項在馬來西亞進行的研究評估了基於HBM的教育影片對民眾體重控制意圖的影響。研究發現，與未接受介入的對照組相比，接受教育影片的介入組在「飲食自我效能」和「運動自我效能」方面有顯著提升。儘管其「行為意圖」分數有所提高，但與對照組相比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有趣的是，介入組的「行動線索」分數在教育後反而下降，顯示了模型在實際應用中的複雜性。該研究結論指出，基於HBM的教育介入能有效提升自我效能，這是影響體重控制行為的重要一步。

此外，該模型也被用於提升心血管疾病篩檢參與者的信心、改善口腔健康行為、提升慢性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以及多種慢性病如糖尿病、愛滋病和前列腺癌的管理。

限制
作為一個試圖解釋複雜人類行為的模型，健康信念模型存在一些固有的限制：

• 過度強調認知：此模型主要關注個人的信念和思考過程，可能忽略了情感、社會壓力等非認知因素對健康行為的強大影響。
• 假設理性決策：模型假設個人是理性的決策者，會仔細權衡行動的利弊。然而，現實中的決策過程往往受到情緒、習慣和外部壓力的干擾，並非完全理性。
• 靜態性質與變數順序不明：此模型本質上是靜態的，難以解釋個人信念隨時間的動態變化。 更重要的是，模型未能明確定義其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係順序。例如，它不清楚這些要素是同等地影響行為（平行中介），還是形成一個因果鏈（序列中介），或是在特定條件下相互影響（調節中介）。這種理論上的模糊性限制了其作為解釋性框架的應用，尤其是在健康傳播研究中。
• 結合新興科技：利用網際網路、社交網路或行動應用程式等技術，傳遞個人化的健康訊息，可使干預措施更貼近現代生活方式，提升其有效性。
• 探索複雜的因果模型：未來的研究應超越簡單的加總效應，深入探討模型內部各要素間的複雜關係。例如，Jones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可以作為一個調節變數：對於自我效能感較低的個體，「自覺障礙」是影響行為的關鍵中介因素；而對於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自覺威脅」則成為更重要的中介因素。同時，他們也發現「自覺障礙」和「自覺效益」之間可能存在序列關係（障礙→效益→行為）。釐清這些變數順序將有助於解釋過去研究中的矛盾結果，並指導設計更精準的多階段健康干預措施。，並透過增強個人信心與技能來提升自我效能，以強化健康推廣的效果。

總體而言，健康信念模型至今仍是預防醫學領域中一個極具價值且應用廣泛的基礎框架。透過持續的應用、修正與理論深化，此模型在促進公眾健康與預防疾病方面仍具有巨大的潛力。

參見

• 計畫行為理論
• 社會認知理論
• 健康心理學
• 預防醫學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