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发生在国民党总理孙文死后不久，于1925年3月31日在北京李烈钧宅召开，此后又因为在北京流会而在广州继续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址的讨论焦点之一，是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地点问题，一届三中全会会址的变迁也涉及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与国共合作问题，并最终导致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以及此后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后的首次正式分裂（西山会议派）、以及1926年广州、上海的两场国民党二大。
背景
1924年國民黨一大和國共合作建立後，國民黨內部即有人反對。馮自由、鄧澤如等多次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反對容共者又在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孫文則堅決維護合作，批評反對者，並通過宣言與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加強聯俄容共立場。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直接缘起乃为筹备国民党二大。按照国民党党章，全国代表大会应每年召开一次。但因孙文北上、染病及去世，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未能及时开展。1925年初成立的国民党护党同志会以此指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已过数月而不遵章改选，并数次通电否认其存在。因此，各委员亦主张从速召集二大，重新改选。1925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决定3周内召集三中全会，5个月内召集二大。但因孙病情加剧，召开三中全会之议未实行。孙死后，国民党出现权力真空，原本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更趋激烈、公开。
国民党总章对全代会召开地点及其决定权限并无明确条文，广州当局希望国民党二大就地举行，抢先将总章中并无规定的开会地点确定在广州。3月5日，国民党联席会议通过胡汉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由安全讨论党务起见应在粤开会请决定案”，议决广州为二大开会地点。但该案遭到一些驻京委员反对，他们认为驻粤中委只有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数人，“不能以少数而议决此重大问题”。二大开会地点之争迅即展开。
1925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因病逝世。3月27日，由李大钊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开会，多数主张二大在广东召集。三日后，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委、 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围绕开会地点展开激烈争论。汪精卫、戴季陶、邹鲁、吴稚晖、李大钊等主广东，张继、 居正、谢持、石青阳、石瑛、邓家彦等主北京。主粤者的根据多认为广东“系革命之发源地，且在党政府管辖下，言动较为自由”。主北京者则指“国民党主义在黄河流域向少宣传机会”，“代表大会开于北方，既免囿于一隅之讥，且可乘势广播改造种子。”
会议过程
北京首开
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于1925年3月31日在北京李烈钧宅正式召开，24位中央执行委员中14位出席，符合过半数的法定条件。会议议定以后开会到8人即可成会。与会者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邹鲁、居正、于右任、李烈钧、于树德、石瑛、石青阳、覃振、王法勤、 丁惟汾、恩克巴图。由于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等主粤者无法到北京与会，主张在北京召开二大的中委为多数。
4月3日，会议出席委员11人，李大钊、王法勤、丁惟汾、 于树德、邹鲁主张广州，认为国民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邓家彦等主北京者则逐条反驳。表决结果为赞成及反对者各5人，主席于右任声明下次会议再议。4月13日会议，双方“争执辩难，历四小时”，赞成在北京开会者有石瑛、居正、 石青阳、李烈钧、覃振、邓家彦6人。主张在广州开会者有王法勤、戴季陶、于树德、邹鲁4人。主席丁惟汾则避往他室，不肯即付表决，被居正等强行牵出，警以“革其党籍”。丁惟汾回席付表决，主北京者取得胜利，于是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二大，“经秘书于树德列入会议录，当众宣读一过，众无异议”。
戴季陶于会上提出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最高原则”的建议，以排挤中共。国民党亲共左派与中国共产党跨党分子则抵制国民党反共右派。决议接受孙文的遗嘱，作出了关于国民党的纪律通告，重申二中全会关于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要求通告全体党员。
对于与苏俄的态度问题，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国民党要继承孙“未竟之志”，“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在对外政策方面宣布“凡能尊重我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者，为中华民国亲善之友；反之，则为我国之敌”，并明确指“现在世界上平等对待我之民族，唯苏联始可当此称”，因此确定了国民党内对于苏联态度的纪律。对于容纳中共成员加入国民党成为双重党员（“容共”），全会明确中共跨党者只要“接受本党之主义与政纲”，“遵守总理遗教”，则其“责任责任与义务完全与一般党员无殊”。通过的《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 之提法。
後續
會議中關於國民黨二大會址的爭議僅僅是國民黨分裂的開始。此後隨著黃埔軍在廣東多個戰線的勝利，廣東局勢被廣州革命政府穩定下來。同时，段祺瑞支持的执政府敌视国民党，控制北京、親近國共的馮玉祥国民军失势，張作霖率領奉軍入京，使得在北京召開國民黨二大的可能性基本消失。1925年10月30日，國民黨中执会以“现时交通不便，各代表来往颇为困难”为由决定二大“应即展缓，侯交通恢复再行决定”。
同年年底，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西山會議）在北京召開，並宣布修改聯俄容共政策。認為西山會議不合法，又希望堅持聯俄容共的广州中央为争取主动，抢先于1926年1月召开國民黨二大，并处分了西山会议參與者。西山會議派为求自身组织合法，並和广州中央爭奪國民黨党统，又在3月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國民黨發生其改組以後的首次分裂。
另见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 第一次国共合作
-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 西山会议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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