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格·海因里希·卡羅（德文：Georg Heinrich Karo，1872年1月11日－1963年11月12日）是一位德國考古學家，專門研究邁錫尼和伊特拉斯坎文明。他曾兩度擔任雅典德國考古研究所（DAI）所長，並在此期間發掘了邁錫尼時期的遺址提林斯。作為曾與海因里希·施里曼在特洛伊共事的威廉·德普費爾德的同事，卡羅發表了施里曼在邁錫尼發掘A號墓圈的成果。這項工作被認為是卡羅對學術界最偉大的貢獻。
卡羅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不奉行教義的猶太人，並將他作為新教基督徒撫養長大。他最初傾向於古典文獻學，但在波昂大學師從格奧爾格·勒施克後，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1896年自波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卡羅在地中海地區廣泛遊歷，對米諾斯文明、伊特拉斯坎文明和古代聖經註釋產生了興趣。1902至1905年間，他在波昂大學任教，之後前往雅典的DAI擔任德普費爾德的副手。他以其儒雅的風度和流利的數種語言而聞名，在希臘考古學的國際圈子中人脈廣泛，並同時受到希臘和德國王室的青睞。他直言不諱的德國民族主義導致他於1916年被DAI解職：他在鄂圖曼帝國待了一段時間，致力於保護文化遺產，並與多項將古代文物運往德國的行動有關。
卡羅的觀點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統治希臘的、由協約國支持的政府中不受歡迎，因此他在德國的哈勒大學擔任學術職位，直到1930年。同年，他重返雅典擔任DAI所長。儘管卡羅是德國納粹政府的早期支持者，但1936年，因其猶太血統而遭受反猶太主義迫害，被迫離職。1939年，在包括卡爾·布萊根和伯特·霍奇·希爾在內的美國同行的支持下，他逃往美國，並在辛辛那提大學、歐柏林學院和克萊蒙特學院聯盟獲得了一系列客座教授職位。他被指控與納粹政權合作：儘管未找到此指控的證據，他仍被拒絕給予美國公民身份，並被列為「敵僑」。他於1952年返回德國，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名譽教授。
早年生活
格奧爾格·海因里希·卡羅出生於義大利威尼斯的巴巴羅宮。他的父親莫里茨是柯尼斯堡（現波蘭霍伊納）一位拉比的兒子，位於西波美拉尼亞， 他在柏林經商致富，並擔任奧匈帝國的名譽領事。 他的母親海倫·庫恩是莫里茨的第二任妻子，來自維也納的一個家庭。 卡羅的父母都是不奉行教義的猶太人，並將他們的子女施洗為新教基督徒； 卡羅終生都是一名虔誠的新教徒。 卡羅在柏林生活到六歲，當時他的父親因病失業，舉家遷往佛羅倫斯， 卡羅在那裡度過了餘下的童年。 直到1885年，他都由私人教師授課，其中包括後來被譽為德國史前考古學先驅的卡爾·舒赫哈特。 之後，他就讀於弗萊堡的伯特霍爾德文理中學，並於1890年7月30日畢業。
同年，卡羅開始在慕尼黑大學師從藝術史學家海因里希·沃爾夫林及文獻學家威廉·馮·克里斯特和路德維希·特勞貝，學習古典文獻學和考古學。 他最初專攻古典文獻學，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覺得考古學「完全陌生」，並且在嘗試時「只會讓自己出糗」。 1892年冬季學期初，他轉到波昂大學，師從古典學家弗朗茨·比歇勒和文獻學家赫爾曼·烏澤納， 但主要在格奧爾格·勒施克的指導下專攻考古學。 勒施克認為古典藝術的傳統應追溯至西元前二千紀的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化。卡羅於1896年在他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目為（《關於最古老瓶畫藝術的探討》）。
1896年畢業後，卡羅移居羅馬，並在接下來的六年中，由家族財富資助，前往英國、法國和地中海地區進行了一次長期的學術旅行。 在1899至1900年的冬季，他與大學好友、埃及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馮·比辛沿著尼羅河旅行。回程中，他訪問了克里特島的伊拉克利翁，並遇見了英國考古學家亞瑟·伊文思，後者是米諾斯克諾索斯宮殿的發現者和發掘者。 卡羅後來參與了伊文思在克諾索斯的發掘工作，兩人成為終生摯友。 他於1900至1901年首次訪問希臘本土。 在羅馬，他在考古學家沃爾夫岡·赫爾比希的指導下學習，並對伊特拉斯坎文化產生了興趣。 在此期間，卡羅與神學家漢斯·利茨曼合作，編制了第一部已知的聖經串解（完全由早期註釋摘錄組成的註釋）目錄，該目錄於1902年出版。 然而，卡羅的早期著作大多集中於伊特拉斯坎文化，特別是伊特拉斯坎人與古希臘之間的聯繫。
考古生涯
早期生涯與首次雅典時期
和帕納吉奧蒂斯·斯塔馬塔基斯於1876–77年發掘：卡羅在1912至1933年間發表了該遺址的出土文物。]]1902年，卡羅在波昂獲得教席資格，並移居該地擔任（無正式教授權利或地位的「私人講師」）。在波昂期間，他結識了經濟史學家埃伯哈德·戈坦及其妻子瑪麗-路易斯·戈坦的家庭：卡羅輔導他們的兒子佩爾西·戈坦準備（中學畢業考試）。 透過戈坦家庭，他被介紹給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 1905年，在勒施克的推薦下，卡羅移居雅典，擔任雅典德國考古研究所（通常簡稱為「DAI」，即德語的縮寫）的第二秘書，為威廉·德普費爾德的副手。 他成為由DAI出版的考古學期刊（《雅典通訊》）的編輯，並擔任此職位至1924年。從1909年起，已達五十五歲退休年齡的德普費爾德為了專注於自己對荷馬作品的研究，放棄了大部分所長職責； 從此，卡羅被普遍認為是該研究所的主要人物和所長。 在此期間，他拒絕了吉森大學的一個職位。作為回應，DAI向德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提交請求，希望授予卡羅教授頭銜；此請求獲准。在德普費爾德於1911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後，卡羅被授予所長頭銜。不久之後，他被授予奧地利法蘭茲·約瑟夫勳章的官員級勳章。
在希臘，卡羅在提林斯進行了考古發掘（從1910年開始，接續了施里曼早期的工作）。 他也與威廉二世的德國宮廷建立了密切聯繫，威廉二世對卡羅在提林斯的工作產生了興趣，卡羅也經常在皇帝位於科孚島的夏宮阿喀琉斯宮拜訪他。 1911年6月，他與德普費爾德一同被召至那裡會見皇帝。抵達島上後，卡羅直奔阿耳忒彌斯神廟的發掘現場，並在那裡收到了宮殿晚宴的邀請：在車上匆忙更衣後，他被安排坐在皇帝旁邊。 後來，他於1912年參與了希臘王室夏宮蒙雷波斯宮庭院的發掘工作：威廉二世也參與了這些發掘，卡羅則於1914年對皇帝在那裡出土的一塊浮雕板進行了研究。
1911年，卡羅從威廉二世那裡為DAI的預算爭取到10,000馬克，他向皇帝解釋說，這是確保德國「國家聲望」的必要手段，以與希臘的其他外國考古學校建立均勢。 卡羅與這些研究所的所長保持著密切關係，特別是法國學校的莫里斯·奧洛、美國學校的伯特·霍奇·希爾以及雅典英國學校（BSA）的艾倫·韋斯。 在1900至1906年羅伯特·卡爾·博贊基特擔任所長期間，他也參加了BSA的一個傳統，即在冬夜舉行喜劇演講：他曾穿著女裝出席，而DAI的其他成員則打扮成雕像。
祭壇：卡羅於1911年參加了該遺址的發掘。]]
卡羅成為威廉二世的妹妹普魯士的索菲的寵兒，她於1913年嫁給康斯坦丁一世成為希臘王后。在1912至1913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期間，卡羅將DAI大樓未使用的二樓提供給受傷的希臘軍官作為醫院；為表彰此舉，他於1915年被授予希臘最高榮譽勳章救主勳章的指揮官級勳章。 約在1912年，勒施克安排卡羅負責出版邁錫尼 A號墓圈的發掘成果——該發掘工作由海因里希·施里曼和帕納吉奧蒂斯·斯塔馬塔基斯在1876至1877年間進行，但至今僅有部分出版。卡羅的工作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延遲，但他為1915年版的準備了部分初步調查報告，並於同年將其校樣寄給了英國考古學家亞瑟·伊文思。 該項目直到1933年才完全出版， 後來被譽為卡羅對學術界最偉大的貢獻。 卡羅的工作確立了A號墓圈出土文物的年代關係，從而開啟了對邁錫尼物質文化的系統性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卡羅留在雅典，致力於反對希臘媒體和輿論中普遍存在的強烈反德情緒。他編輯了一份親德雜誌，並反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協約國對德國及其鄂圖曼盟友散播的所謂「暴行宣傳」。 1914年聖誕節（12月25日），在與韋斯的一次偶然會面中，卡羅聲稱他將繼續保留BSA的會員資格，並維持英國人在DAI的名譽會員身份，但DAI與BSA的官方關係，以及他與韋斯及其他英國考古學家的個人關係，將在戰爭結束前「暫停」。 他同樣終止了與法國學校的奧洛的友好通信：1914年後，DAI與法國學校之間有記載的下一次接觸是在1974年，即卡羅去世後。 1914至1916年間，德國外交部新成立的宣傳辦公室佔用了DAI的房間，卡羅為他們提供了協助，特別是擔任翻譯工作。
1915年聖誕節前不久，提林斯的發掘者在該遺址「下城」一所房屋的地基中發現了一個裝滿珍貴物品的大鍋，其中包括一枚西元前十五世紀的米諾斯圖章戒指，這些物品是在LH IIIC時期（約西元前1180年，即青銅時代晚期崩潰後）存放的。卡羅並未親歷這次被稱為「提林斯寶藏」的發現；最初是由希臘考古學家阿波斯托洛斯·阿爾瓦尼托普洛斯發掘的，他當時作為希臘陸軍的預備役軍官駐紮在該地區，並邀請卡羅回來與他一同研究這些發現。 卡羅於1916年9月進一步發掘了發現地點： 他將此發現解釋為盜墓者堆積的贓物。這一觀點立即被考古界幾乎普遍接受，但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進一步研究表明，這批文物可能是為了隱藏貴重物品，或是作為一種儀式性的奉獻。
1916年末，在法國和希臘內部反君主制的韋尼澤洛斯主義派系的壓力下，DAI雅典分部被希臘希臘教育部接管。儘管索菲王后反對，卡羅仍被免去所長職務，不過他的大多數下屬得以留任。 該研究所的行政管理由希臘考古學家康斯坦丁諾斯·庫魯尼奧蒂斯接管。 1917年5月，卡羅前往鄂圖曼帝國，協助考古學家馬丁·舍德保護古代紀念物，但鄂圖曼人認為他參與了將古代文物非法出口至德國的企圖。 他抱怨說，鄂圖曼軍隊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經常破壞古代遺址，而無論是他還是軍隊本身都無法說服士兵們保護考古遺跡。 7月，他與德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的一項計畫有關，該計畫由大使理夏德·馮·屈爾曼領導， 旨在建立一個（「文化史研究所」），以接管土耳其的考古管理，並消除德國博物館從鄂圖曼帝國獲取古物的法律障礙。 卡羅受到被認為是德國最受尊敬的古典學家之一的烏爾里希·馮·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的斥責，被迫離開土耳其；他前往瑞士度假。
遺址，攝於2015年]]
戰爭末期，隨著希臘與鄂圖曼帝國就西安納托利亞地位問題的緊張關係加劇，君士坦丁堡鄂圖曼帝國博物館館長哈利勒·埃德姆·埃爾登請求卡羅與另一位考古學家胡貝特·克納克富斯一同訪問古城薩第斯，以評估有關鄂圖曼軍隊破壞該處遺址和發掘工作的報導是否屬實。兩人於1918年6月21日抵達，並報告稱該遺址基本完好，但他們打包了幾箱考古發現物以及美國發掘者的私人物品，並將其運走保管。事實證明此舉頗有先見之明，因為該遺址在次年爆發的希土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 鄂圖曼當局懷疑卡羅在土耳其的目的是為了刺探愛琴海東部地區希臘語人口的狀況。 柏林博物館館長、藝術史學家威廉·馮·博德向卡羅提議，讓他從西頓偷走一個西元前五世紀的石棺，帶回柏林博物館，作為鄂圖曼帝國未償還戰爭債務的補償：然而，博物館古物部主任特奧多爾·維甘德聽聞此計畫後，確保其未能實施。 1920年夏天，卡羅作為艾倫·韋斯的客人，訪問了邁錫尼的發掘現場。
戰間期早期
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後，希臘政府仍佔有DAI在雅典的房產：部分建築已改為女子學校。 1920年，卡羅在瑞士與流亡的希臘王室及其他希臘政治人物會面時被告知，他返回DAI後應保持政治中立。 也有人建議，鑑於他戰時的親德活動，卡羅不應立即以所長身份回歸： 法國已於1917年6月推翻了親德的康斯坦丁一世政府，而由新國王亞歷山大領導的韋尼澤洛斯政府被視為協約國的傀儡。 因此，1920年7月，卡羅正式致信柏林的DAI總部，請求解除他在雅典的職務，並抱怨希臘政府對他的待遇。
1920年冬季學期， 卡羅接任德國哈勒大學的考古學教授，接替卡爾·羅伯特，並同時接替羅伯特在柏林德國考古研究所中央理事會的職位。 1921年1月和1922年12月，他兩次與斯特凡·格奧爾格會面，討論他以前的學生佩爾西·戈坦的問題，當時戈坦已是格奧爾格文學圈的成員，並在學業上遇到困難。 1922年，卡羅遇見了小說家海倫·文克，她是歷史學家卡爾·文克的女兒，也是海因里希·施里曼的侄外孫女。她當時在哈勒擔任秘書，和卡羅一樣，她也在反對當時統治德國的威瑪政府的保守派雜誌上發表文章。 從1922年起，卡羅為保利-威索瓦古典學術百科全書撰寫有關米諾斯和邁錫尼考古學的條目。 然而，他在哈勒早年的出版物主要以政治小冊子為主，反對凡爾賽條約，並否認德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罪責。
約在1924年，卡羅擔任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的收購委員會成員，在此期間，他成功說服博物館不要收購所謂的「涅斯托爾之戒」，這是一件據稱是米諾斯時期的文物，但卡羅認為是偽造品。 1926年，他與他以前的學生斯皮里宗·馬里納托斯一同前往克里特島西部，此前德裔美國商人古斯塔夫·奧伯蘭德承諾提供100,000馬克用於在希臘進行新的德國考古發掘；這筆錢最終用於雅典克拉米科斯墓地的發掘。 卡羅一直待在哈勒直到1930年， 之後他返回雅典擔任DAI所長。 海倫·文克以他秘書的身份隨他一同前往。 在此期間，卡羅擔任DAI的研究與發掘公報（《考古學通報》）的編輯。
納粹時期
1932年9月，卡羅被提議為柏林DAI中央總部主席的潛在候選人。即將卸任的主席格哈特·羅登瓦爾特力勸不要任命他，理由是如果納粹黨上台，一位猶太裔主席可能成為政治上的累贅，卡羅因此拒絕參選。 1933年納粹在德國掌權後，他們迅速將排除被視為種族上不受歡迎的人（包括猶太人以及與他們結婚或有關聯的人）趕出學術職位作為優先事項。卡羅是德國古典考古學界中數位因此被免職的人物之一，其中包括羅馬德國考古研究所所長路德維希·庫爾提烏斯，他們都因納粹種族法而被免職。 1933年，卡羅辭去DAI董事會主席職務，擔心他的猶太血統會被用來對付該研究所。他提出辭去所長職務，但DAI的柏林主席特奧多爾·維甘德拒絕了。
1934年春天，卡羅在赫爾曼·戈林、他未來的妻子埃米·戈林以及其他納粹高官訪問希臘期間擔任嚮導。卡羅原計劃只陪同他們第一天，但戈林堅持要他陪同整個星期的訪問。1935年，他再次在戈林於希臘的蜜月期間與其會面，並在1935至1936年間接待了其他幾位納粹部長。 在1935年致柏林上級的一封信中，卡羅寫道DAI運作良好，他正試圖「擺脫」他的猶太同事，他寫道這些人破壞了研究所「統一、純淨的氛圍」。 1935年11月，他被命令離任所長職務，儘管該命令很快被修改，允許他任職至1936年3月31日。 經過卡羅、DAI雅典和柏林的官員以及德國政府之間廣泛的政治角力，卡羅於1936年9月底離職。 同樣在1936年，卡羅的古物收藏，包括大量早古阿提卡和早古科林斯陶器碎片，其中一件歸於西元前七世紀波呂斐摩斯畫家之手的墨涅拉俄斯支架，轉入柏林之手。
卡羅搬到慕尼黑，與他的繼姐同住。文克也搬進了同一棟房子，但住在獨立的公寓裡。他與雅典和柏林的DAI保持聯繫，並於1937年就DAI雅典員工的薪資問題接受了帝國科學、教育與文化部的諮詢。 從5月22日到6月4日，他與他長期的朋友、ASCSA的卡爾·布萊根一同在後者於特洛伊的發掘現場工作。他與他的前同事庫爾特·比特爾就發掘成果進行了通信，比特爾安排卡羅在DAI住宿。 在此期間，卡羅在DAI的支持下申請帝國公民身份，但未成功。 1937年，他還作為雅典大學百年校慶的一部分，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 他在慕尼黑以寫作為生， 但於1938年返回雅典進行研究。不久之後，研究員恩斯特·邁耶拒絕讓文克查閱施里曼的檔案，她隨後被迫退出撰寫施里曼傳記的合約；她聲稱邁耶因為她與猶太裔的卡羅有關係而歧視她。 到1938年底，根據禁止猶太人出版作品的納粹法律，卡羅的幾部著作的出版計畫被取消。
卡羅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都與考古學家，特別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考古學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他給伯特·霍奇·希爾的妻子艾達·塞隆·希爾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艾達在1900年寫道，卡羅「更像一個英國人」而不是德國人，並且是「一位偉大的女士們的寵兒」。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雅典的協約國考古學家大多斷絕了與德國同事的聯繫——美國建築史學家威廉·貝爾·丁斯莫爾的妻子齊拉·丁斯莫爾在1917年「盧西塔尼亞號」沉沒後不久拒絕了卡羅的晚宴邀請，結束了卡羅與她丈夫的友誼。然而，卡羅的朋友布萊根和希爾繼續與他交往，並參加DAI的講座，常常是聽眾中唯一的非德國人。 1936年1月，布萊根、希爾及其妻子組成的「四人組」在他們位於普盧塔庫街9號的家中為卡羅舉辦了一場生日派對，意在對即將被解僱的卡羅表示支持：賓客包括美國駐希臘大使林肯·麥克維，以及英荷藝術家皮特·德容，他送給卡羅一幅自己手持邁錫尼高腳杯的漫畫。
流亡美國
從1938年起，卡羅計劃永久離開德國：他後來說他原打算在九月離開，但為了照顧年邁的繼姐而必須留下。她於12月19日去世；卡羅於1939年初申請希臘簽證，希望能夠從那裡以難民身份前往美國。他得到了希臘王室的支持，他們允許他繞過希臘政府對奧地利和德國猶太人普遍拒發簽證的規定。 他於6月30日離開德國前往希臘，在義大利邊境被蓋世太保短暫拘留。到7月1日，他已抵達佛羅倫斯，在那裡他遇見了希臘國王喬治二世以及已分別移居的文克。 7月12日，卡羅在邁錫尼參加了韋斯的六十歲生日派對，與會者還有幾位著名的希臘和美國考古學家。 9月27日，他和文克從希臘啟航，於10月11日抵達紐約。 卡羅在ASCSA的朋友，特別是布萊根和希爾的支持下獲得了美國簽證。他首先在辛辛那提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這個職位是透過在該校任教的布萊根的協助獲得的。 卡羅的到來受到該大學教職員的歡迎：那裡的朋友們資助他以幫助支付生活費用。
卡羅於1940年4月24日與海倫·文克結婚。 同月，他申請了美國公民身份。 卡羅於1940年離開辛辛那提，在同樣位於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擔任客座教授。 他在辛辛那提的朋友再次寄錢幫助他支付開銷；布萊根夫婦資助了他第一年的大部分薪水。 在歐柏林，他教授一門關於古希臘羅馬遺產的課程，其中他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希臘：這包括用原始的荷馬希臘語為學生朗讀《伊利亞特》，因為他相信這首詩歌在翻譯中永遠無法被完全欣賞。 他在歐柏林發表了1941年和1942年的八場查爾斯·比比·馬丁古典講座，第一系列的講座於1948年以專著《古風雕塑中的希臘個性》出版。 考古學家傑克·L·戴維斯判斷，卡羅的存在最終對他在美國的主要研究領域——愛琴海史前史——影響甚微。
間諜指控
從抵達美國起，卡羅就被指控為納粹政府工作或從事間諜活動。在卡羅於辛辛那提的一年期間，他以前的學生斯皮里宗·馬里納托斯在美國進行巡迴演講：馬里納托斯因患上肺炎而無法在辛辛那提演講，並住院一週。無法親自見到馬里納托斯，卡羅寄給他一封信，內含十一張明信片，全都印有賓大博物館的圖像，並寫上簡短的問候，署名為「喬治·巴伯」。卡羅要求馬里納托斯從希臘將這些明信片寄往德國的八個地址和布拉格的三個地址，布拉格當時剛被納粹德國吞併。不確定卡羅的意圖，馬里納托斯將信件交給了他的資助人伊莉莎白·亨林·亨特處理，他當時正住在她家中：她將信件交給了聯邦調查局（FBI），並進一步聲稱美國運通雅典辦事處主任哈里·A·希爾告訴她，卡羅在雅典時曾收受納粹政府的錢。哈里·A·希爾的岳父、文獻學家愛德華·卡普斯是卡羅的朋友布萊根和希爾的私敵：卡普斯向FBI告發卡羅「對美國安全構成危險」。與此同時，ASCSA在雅典古市集發掘工作的主任T·萊斯利·希爾指控卡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德國的特工， 古典學家丹尼爾·路易斯也重複了這一指控。 古典學家約翰·富蘭克林·丹尼爾三世則指控卡羅是德國在美國的潛伏特工。
俄亥俄州的一位地方檢察官試圖逮捕卡羅：他的逮捕令被美國司法部長拒絕， 但卡羅於1941年被傳喚出庭作證。 沒有找到任何將他與納粹政權聯繫起來的證據，審判記錄將對他的指控歸類為「相當站不住腳」。 儘管如此，他仍被置於假釋之下，被拒絕給予美國公民身份，並在事件的官方記錄中被標記為「納粹」。他還被要求於1942年4月18日在克里夫蘭的一個敵僑聽證委員會前作證，以避免被拘留，他寫道，在他這個高齡，這將是「死刑判決」。 他的假釋於1945年11月15日解除，但他仍然沒有資格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並一直保留著「敵僑」的官方身份直到1946年底。 這件事使他聽從該大學古典學系主任威廉·森普爾的建議，放棄了返回辛辛那提的計劃。
返回德國
在歐柏林學院的合約結束後，卡羅直到1945年主要依靠奧伯蘭德基金會的支持生活，該基金會資助了幾位在美國作為難民生活的德國學者的開銷。 他在1944至1945年獲得了美國考古學會的獎學金，並得到朋友們的捐助支持。儘管如此，卡羅家族的財富在他們在美國期間大幅減少。第二次世界大戰於9月結束後，卡羅於1945年在堪薩斯城大學擔任客座講師，但直到1947年夏天，他基本上都住在歐柏林。 在1947至1948學年，他在愛荷華大學任教；1948年，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克萊蒙特學院聯盟獲得了一個為期一年的職位。 他在克萊蒙特的月薪為40美元，低於一般講師的薪水，僅夠維持生活開銷。在卡羅的學生對學院校長的壓力下，他的合約每年都得以延長，直到1952年；卡羅還擔任克萊蒙特古典學系的主任。他的妻子海倫擔任他的研究和教學助理。
1952年1月，在他八十歲生日之際，他收到了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祝賀。 他申請被承認為納粹迫害的受害者，這將使他有權獲得政府支持以及恢復他作為DAI僱員的養老金：在阿登納的親自干預下，他的申請於1952年底獲准。 由於對在美國的生活感到不滿， 卡羅於1952年7月9日返回德國。 不久之後，他被授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功績勳章的大十字騎士勳章。 1954年，他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的名譽教授， 這很可能是在該大學教授、卡羅童年老師之子瓦爾特-赫爾維格·舒赫哈特的推動下促成的。
除了母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外，卡羅還會說英語、法語和現代希臘語。 在他於195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卡羅只選擇討論他直到1930年代初的生活，完全沒有提及他與納粹政府的關係、他在德國受到的迫害或之後的事件。 他於1963年11月12日在弗萊堡去世。
政治觀點
卡羅持有強烈的德國民族主義觀點。 1919年9月，卡羅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要求修訂凡爾賽條約。1921年5月，他再次在該雜誌上撰文，其中提出德國「最危險的敵人」「不在外部，而在內部」，歷史學家米夏埃爾·布倫納將此說法與反猶的刀刺在背傳說的興起以及對德國猶太學者的敵意增長聯繫起來。 1921年，卡羅寫了一本書批評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否認德國對戰爭爆發的罪責，並攻擊英帝國主義。 1922年春天，他被傳喚到慕尼黑地方法院就德國戰爭罪責問題作證；這次出庭使他作為該問題的權威專家之一而獲得國際認可。
卡羅的傳記作者阿斯特麗德·林登勞夫寫道，他「偏愛激進右翼」，並且多年來都是右翼德國講師協會（）的成員，直到1929年都在該組織的年會上發表演講。他還在柏林的兼職授課，該校宣揚民族主義、反民主的意識形態；該校由歷史學家馬丁·施潘管理，他後來成為納粹黨的早期成員。 在納粹統治期間領導DAI時，卡羅試圖避免招募所謂的「非雅利安人」，並寫到他努力驅逐猶太考古學家；然而，他也偏愛並支持猶太裔的沃爾夫·舍費爾，並推薦他在德國以外的地方擔任考古職位。
1932年，路德維希·庫爾提烏斯寫道，卡羅「既不完全屬於考古學，也不完全屬於政治」，林登勞夫將此解讀為這表明了他在德國考古學中的政治角色的重要性。 1933年9月訪問雅典期間，德國考古學家魯道夫·赫爾佐格在日記中記載，卡羅和他在DAI的同事們都贊同阿道夫·希特勒最近在德國上台。 在美國期間，卡羅告訴同事，他曾是納粹的早期支持者，但發現他們統治下的生活「越來越難以忍受」。 DAI以其對納粹國家的支持而聞名，卡羅希望新政權能促成在奧林匹亞的重新發掘，而這確實於1936年開始。 1941年，卡羅吹噓說，他曾在與希特勒的會面中親自為這些發掘爭取到了資金。 伯特·霍奇·希爾的筆記記載，卡羅對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蘭持批評態度。 在他的回憶錄中，卡羅譴責了希特勒，並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描述為一場「毫無意義的事業」。
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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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解釋性註腳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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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https://archiv.ub.uni-heidelberg.de/propylaeumdok/1909/1/Lindenlauf_Schriften_Georg_Karo_2013.pdf Works by and about Georg Karo, compiled by Astrid Lindenlauf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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