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在重庆市枪杀了正在“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执行工作任务的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 制造了胡世合事件(也称胡世合惨案)。该事件在当地引发民愤,重庆各界出现抗议活动,电力公司威胁罢工。此后国民政府在舆论压力之下,将田凯判处死刑,并同意为胡世合举行公祭。中国共产党认为该事件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形成一场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群众运动(即胡世合运动)。
背景
1937年,中华民国首都迁往重庆后,大批工厂、院校等机构随即内迁,重庆工厂数量倍增,人口剧增,导致重庆工业和照明用电告急,出现“电荒”。至抗战中后期,重庆各发电厂负荷已无法维持。虽然电力公司一再呼吁, 有关部门亦明令对偷电行为“严加取缔”,但重庆少数当权者仍然漠视,国民政府的军、 警、 宪、 特机构偷窃和浪费电力现象尤为严重,其常常到处私拉乱接电线窃电,不仅给电力公司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还常常导致变压器、线路被烧,造成大面积停电)。因此,经济部函请战时生产局会同有关机构及重庆电力公司商拟彻底取缔窃电办法,于1942年1月由经济部呈军事委员会批准公布实施。然而在此明令之下,重庆偷电用户仍多,故电力公司也成立了“窃电取缔组”,经常派人检查用户线路,一经发现私自接线偷电行为即剪线断电,电力公司“原则上严厉取缔, 然困难不胜言状”。位于邹容路的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是偷电大户之一,但由于其有国民政府、韩国流亡政府、韩国光复军等为靠山,其长期偷电未受干涉。
事件经过
胡世合遇害
1945年1月24日,安装在重庆市区大梁子(今渝中区新华路)的变压器由于负荷过重被烧坏,重庆电力公司将其撤回修理,其间原属该变压器供电的邹容路(时名苍坪街)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私自在都邮街(今渝中区督邮街)变压器接线用电。电力公司认为此举使都邮街变压器超负荷,便于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七)上午派人前往该处,此时餐厅一方已经得知剪线的消息,江德懋(时为卫戍第一分区司令部谍报员)等人已在此等候,刘振基等工人一面劝告一面将私接线路剪断,途中刘振基被江德懋从梯子上拉下并击打左脸,双方发生正面冲突,电力公司工人被迫返回,此后江德懋等人向派出所报案,执行合法任务的电力公司工人反被餐厅方送往大阳沟派出所(一说官井巷派出所,还敦请了都邮街警察分局派遣部分警察陪同前往,而饮食部已通过电力工人黄寿臣(其被中共和托派称为“工贼”)事先得知信息,于是田凯、江德懋、吴汉治等二十余人已在餐厅等候,警察随即被斥退。此后电力工人率先攀上电杆剪断餐厅接户线,受到餐廳人員辱骂,其他工人正准备上楼时,餐廳人員一拥而上,双方厮打在一起,餐廳人員还从楼上扔凳子、坛子、碗筷砸向工人。斗殴过程中,田凯手枪被打掉,黄寿臣将其交还给田凯。随后电力工人被抓捕并送往位于保安路(今渝中区八一路)的重庆市警察总局,途中,由两名武装保安队警将工人胡世合挟至民国路口附近,一边走一边打,最后田凯则掏出手枪向胡世合开枪,胡世合小腹中弹,在被送往宽仁医院途中死去”,三天的时间内,苍坪大街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二楼外墙上全被挽联覆盖,送挽联的人持续不断,参观拜读者之多,大街为之拥挤不通,车辆绕道而行,先后专为前来苍坪大街瞻仰者,不下二十万人次。挽联措辞激愤,大部分是“反特”以及为胡世合和电力工人鸣不平的内容,后来许多挽联实际上是表达民愤的标语(如:“枪毙田凯,消灭特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等)。其中部分挽联列举如下
《新蜀报》指出:“十八凯之一——田凯死了,还有九‘幺’十八‘凯’”“还有多少个田凯,仍在某种特殊的保护下,在成都,在昆明,在前方,在各城市为非作恶,横行霸道。”
公祭胡世合
在舆论压力下,政府同意从27日开始为胡世合主持公祭。28日市长贺耀组亲临长安寺主祭,为胡世合脱帽致哀,并赠挽联一副,给家属发放十万元抚恤金。前往致祭者川流不息,郭沫若、闻一多、李公朴等人,以及重庆本市各单位职工和市民、成都等地工人代表均参加了公祭。据不完全统计,公祭第一天,吊客即达8万余人,前后共约20万人。尽管许多挽联被特务扣押“在一旁堆成小山”,但送至灵堂的挽联仍多达四五百副,有的署名“扬丑”“不平”“产恶”“除暴”“复仇”等,以表示对当局的抗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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