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越南妇女与儿童在被美国陆军屠杀前的照片，摄自罗纳德·L·黑贝勒（Ronald L. Haeberle）。据黑贝勒描述，照片中军人曾试图扯开后排女子的内衣，前方的母亲正试图保护女儿。]]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韩国以及越南当地军人对越南女性平民频繁地实施了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的研究，美军人员对越南女性的性侵害得到了美军长官的默许。美国教授吉娜·玛丽·韦弗（英文：Gina Marie Weaver）指出，美军士兵针对越南妇女的罪行不仅在战后的国际法律讨论中被忽视，当代女权主义者、反战强奸运动者及历史学者也回避这些事实。
有美国退伍军人认为，针对越南女性的性暴力源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两者皆有的原因”，而这是1970年代初美国社会改革运动下的产物。关于这些越南女性是否出于自愿一直存在争议；日本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越战韩越混血儿个案系强奸所致。
美军在越南强奸罪行
在越南战争期间，驻南越美军参与了与越南当地女性多种形式的性行为，包括自愿性行为、嫖娼与强奸。美军将强奸与自愿性行为混为一谈，被视为对交战国民众漠视态度的体现。据格雷戈里·A·达迪斯（Gregory A. Daddis）的研究，部分美国陆军教官曾向新兵承诺可以随意强奸越南女性，他认为这种态度部分源于“东方主义”观念，即将亚洲女性描绘成“男性权力幻想的对象”。
在由“越南退伍军人反战组织”发起的“”期间，多位越战老兵在证词中提及曾发生对越南女性的强奸与谋杀事件。其中一些受害者还遭受了酷刑与性残害。马克·贝克（Mark Baker）在采访越战老兵撰写著作时提到，有人形容某些士兵通过“先与越南女性发生性关系，再将其杀害”，从而成为所谓的“双重老兵”。。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回忆，其所在部队曾轮奸一名越南少女，最后受害者竟被强奸犯枪击头部致死。类似事件中，有士兵称女性受害者为了免遭杀害而“主动屈从”于强奸。
詹姆斯·威廉·吉布森（James William Gibson）在其争议性著作《完美战争：我们本不可能输掉的战争及其失败原因》（英文：The Perfect War: The War We Couldn't Lose and How We did）中提出，强奸女性是某些士兵用以显示对越南女性统治权的手段。据吉布森所述，美军士兵会先强奸越南少女，继而以残忍手段将其杀害，包括将"手持信号弹"塞入受害者阴道致其“腹部爆炸”的残忍暴行。
对暴行的起诉和著名的案件
有资料显示，1965年至1973年间，美军陆军士兵针对越南受害者的强奸案中，仅有25起最终导致军事法庭定罪；海军陆战队的相关案件则只有16起。受害者遭多名士兵强奸后，被刺伤并遭枪击头部身亡。所有涉案士兵均被军事法庭判刑，并被开除军籍。近20名越南女性遭美军强奸，其中有些年仅13岁。
1967年8月，一名被怀疑为越共的13岁越南少女在接受审讯时，遭美国陆军第196步兵旅军情审讯人员强奸。该士兵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开除军籍及20年苦役监禁，但在上诉后刑期减至一年，最终实际仅服刑7个月16天。1968年驻越韩军人数最高达到5万，至1973年已全部撤离。韩国士兵在战争期间曾多次强奸越南女性，部分案件导致受害者怀孕。曾于1971年5月至1972年6月期间在平定省平溪县服役的金洛英上士表示：“有些部队因有严令禁止伤害平民而未生事端。但我在各战区多次听闻残暴的性侵事件，我认为这些传闻属实可能性极高。”《韩民族日报》 2015年4月的同篇报道还采访了十位越南老妇人，她们声称在越战期间曾遭韩国军队性侵。其中一位回忆：“四个人轮流强奸我”，另一位描述：“他们每次派一人进战壕，把我关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强奸我”。
2016年10月，韩国越战老兵协会会长代表831名原告，对Ku Su-jeong提起诽谤诉讼。指控依据包括她2014年接受日本《周刊文春》的访谈、2016年接受《韩民族日报》的采访及其在视频中的公开声明。原告方称，Ku Su-jeong关于韩国军队在越战期间行为的陈述纯属"捏造与伪造"，强调受害者实为"伪装成平民的越共成员"，并坚称“从未发生过性暴力事件”。
越战韩越混血儿
在越南语中，“Lai Đại Hàn” 是一个贬义称谓，意为“混血儿”。这些越韩混血儿认为，在一个既不愿承认他们身份、也不愿正视其母亲曾遭受性迫害的社会文化中，他们的人生毁于耻辱。许多人因被剥夺受教育权而成为文盲，同时难以获得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Lai Đại Hàn群体的具体规模尚无定论：据《釜山日报》估计至少5000人，最多可达3万人；而《每日经济》报道则显示至少有1000人。该群体因混血身份持续遭受社会排斥，2015年10月19日，一份收集近2.9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韩国总统朴槿惠就战时韩国军队系统性强奸与性暴力行为正式道歉。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指出，Lai Đại Hàn群体长期在越南社会遭受边缘化，并强调“当我们携手寻求正义时，受害者及其家庭理应获得承认”。她认为，唯有倾听战争受害者的声音，并积极参与越南的重建与疗愈过程，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治愈”。
在媒体中的呈现
根据马克·赫伯尔（Mark Heberle）的研究，尽管战争暴力在影视作品中通常会被完整呈现，包括各方发动的激烈战斗和暴行，但往往会回避强奸与性暴力的内容，甚至在许多作品中被刻意删去。虽然退伍军人长期以来不断提供相关罪行的证词，但好莱坞的战争题材影片常常对这些证词进行改写或删减，从而否认此类事件的存在，或将其描绘成个别“变态者”的行为，而非一般士兵的普遍行径。
丹尼尔·兰（Daniel Lang）在其著作中详细记录了。德·帕尔马的影片中擅自添加了几个在兰的原始记述中并不存在的情节。例如，影片加入了士兵目睹自己最亲密战友死于越共袭击的场景，以及一段暗示这些士兵如果能将“愤怒、攻击性与性需求”发泄在妓女身上，就不会策划绑架并强奸越南少女的情节。此外，彼得·康诺利-史密斯（Peter Conolly-Smith）认为，影片通过设置一个旁观者作为性暴力的“目击者”，从而在叙事上为自己规避了责任，使其能够以图像化的方式重现暴力行为。他指出，这种处理反映出潜在的逻辑：战斗题材电影中对性暴力的表现，实际上依赖于对美国霸权的“认可”，而这种霸权的体现正是由对有色人种，尤其是女性的统治与压迫来实现的。
冯黎莉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她14岁时被越共士兵强奸的经历。 1993年，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电影《天与地》改编自她的回忆录。伊丽莎白·伍德认为，黎·海斯利普的《》和玛莎·赫斯的《美国人来了》为战争期间遭受性虐待的妇女提供了发声的机会
在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志》（Against Our Will）中，有一章专门探讨战争时期对女性的性剥削问题。该章节篇幅约三十页，详细研究了1975年以后陆续披露的关于越南战争期间性暴力的相关资料。
参见
- 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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