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堂

李兆堂(),香港性学家和LGBTQ活动家,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的伴侣。

生平
李兆堂出生于英屬香港,父亲李荣光经营本地银行及地产,家境殷实。1924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医学,但于1931年退学,师从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学习性學,两人成为师生兼伴侣。

早期工作和国际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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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赫希菲尔德到访上海,他的第一场公开讲座在華安大廈举行,李兆堂是台下的一名听众。讲座关于人类的性多元,尤其是同性恋,在当时仍是不为人知且充满争议的话题。讲座结束后,李找到赫希菲尔德,希望成为后者在中国的导游和翻译。李的父亲很支持他,希望儿子成为“中国的赫希菲尔德”。赫希菲尔德对李的昵称是”桃李”,象征二人的师生关系,也借指分桃之典,“桃李”自此成为李兆堂的别名。赫希菲尔德与国民党卫生部长会面,讨论“卖淫、节育和同性恋”问题,李兆堂担任翻译。

不久,24岁的李兆堂从医学院退学,开始为赫希菲尔德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去欧洲留学。李兆堂陪同赫希菲尔德在世界各国旅行考察,赫希菲尔德常引用中国学生李兆堂对帝国主义的观点。期间,李多次遭遇种族主义。例如,由于1882年的《排华法案》 和1924年的《移民法令》,他必须获得特别许可,方能进入美屬菲律賓。李兆堂和赫希菲尔德流亡在外,担任赫希菲尔德的秘书。他们曾短暂分别,李在维也纳大学学医,而赫希菲尔德住在中立的瑞士。193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举行的大会上,李兆堂和赫希菲尔德发表了一篇共同署名的论文,开创性地深入讨论了間性人,并提出同性恋并非疾病,而是受性格和环境影响的自然的人类现象。李还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赫希菲尔德晚年和李兆堂在法国的生活,被写成小说《秘密》(That Which is Hidden),出版于1939年。

后半生
在赫希菲尔德的遗嘱中,李兆堂和是主要继承人,遗嘱規定遗产只能用于延续赫希菲尔德的事业,用於性學研究,而不可作個人花銷。吉瑟说:“桃李很不知所措……不仅痛失挚爱,还要承担愛人强加给他的责任,对于年轻的他,是一种压迫……这份遗产是荣幸,也是义务,是最沉重的义务,桃李甚至不知自己是否应该接受。”28岁的李兆堂选择了接受,他没有医学学位,没有单独发表过论文,性學研究所已被摧毁,无法给他任何支持。李兆堂未能完成赫希菲尔德的遗愿,他开始四处“漂泊”,借用家产游历欧美,在包括哈佛在内的多所大学学习,却没有完成学位课程,也没有参加考试。1960年,他返回香港。1974年,移居加拿大,在此度过余生。在他一生的辗转中,李兆堂一直带着赫希菲尔德留给他的私人物品。

性学研究
李兆堂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他的新性学理论,但未完成,现仅存16页,缺失部分已不知所踪。他的第一本书计划以《柏林性学研究所/全面介绍/故事(结合科学)》为题,将性学研究和逃离德国的心理惊悚故事相结合,部分基于李和赫希菲尔德的逃亡经历。纳粹德国曾搜集“外国病人的性行为”记录,以获取外国官员性行为的情报,从而对他们进行勒索,书中将描述李为此躲避当局的经历。李也写了很多他在赫希菲尔德离世后的经历,但并未提及与赫希菲尔德的感情关系。李深度论述了性别的非绝对性和连续性,并阐明性少数群体是自然现象。不同于普遍观点,李认为“同性恋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大自然针对人口过剩的防御机制。他还认为,跨性别者数量庞大,是“最有趣的人类,在性的方面很复杂。赫希菲尔德博士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是第一个研究者。异装的行为有助于解释同性戀、双性恋,甚至异性恋的某些行为。”他还指出,酷儿现象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声称“人类40%是双性恋,30%是异性恋,20%是同性恋,10%是其他”。他与赫希菲尔德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李认为性与性别的酷儿现象会受到环境影响——这与赫希菲尔德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酷儿现象只是由于生物学原因,是对人口过剩的自然反应。

逝世与遗产
李兆堂于1993年10月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逝世,享年86岁。 其弟负责处理后事,丢弃了他的许多手稿和遗物。一位邻居捡回了“一本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旧护照、一些黑白照片、一些纸张、一本字迹潦草的日记、几封信,几份法国杂志《》,以及赫希菲尔德的死亡面具。”八年后,《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傳:同志解放運動第一人》作者拉夫·杜斯偶然寻回了这些物品,并找到弟弟李希乾保存的李兆堂生前藏书。李希乾表示自己保留这些书,是因为哥哥曾冒着生命危险将它们从纳粹德国拯救出来。李的大部分手稿已不知所踪。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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