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无政府主义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Japan）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兴起，当时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文献开始被翻译成日语。尽管在国家的压制下（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严酷的镇压，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整个20世纪以各种形式存在，并在1920年代随着“Kokuren”和“Zenkoku Jiren”等组织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日本无政府主义有数位在不同阶段主导运动的重要人物。首位领袖是幸德秋水，他在现有的左翼运动中推动无政府主义派系的发展，并在20世纪初将其分化为独立运动。1911年，幸德因叛国罪被处决，此后运动遭到长达十年的严厉镇压。下一位主要人物是大杉荣，他积极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帮助运动走出“冬季时期”，直到1923年被宪兵杀害。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八田秀雄，他在1920年代后期将无政府主义运动重新导向更具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的方向，反对以工会作为革命工具。这导致工团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裂，此后长期主导并削弱了无政府主义运动。自1931年起，由于大日本帝国的战时政策，无政府主义运动遭到更为严厉的取缔。战后，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日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再次出现，由岩佐作太郎和石川三四郎等战前重要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但同样因两派对立再次削弱。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早期开始，该运动就与来自欧洲、美洲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日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常受法国工团主义者启发，而彼得·克鲁泡特金和艾玛·戈尔德曼等人的著作对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起源
18世纪日本医生兼哲学家安藤昌益有时被认为具有原始无政府主义（proto-anarchist）的思想。他提倡“互助”（mutual aid）的理念，并挑战日本社会的等级关系，包括性别间的等级制度。1908年，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报纸《日本平民新闻》（Nihon Heimin Shinbun）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德川时代部分农业村庄的公社结构也被视为具有原始无政府主义特征。一位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家岩佐作太郎，出生于明治时代初期的一个农民村落。他的祖父作为村长，鼓励实行共同耕作制度，从而建立了一个“半共产主义村”。这使岩佐相信建立无政府社会的可能性。

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最早在日本的自由派运动极端一翼产生影响。19世纪80年代，主张民主的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恰逢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左翼激进分子刺杀的事件。历史学家Tsuzuki指出，“自由派极端分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据说就是刺客”。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领袖的幸德秋水，最初是自由党派的支持者，包括在1890年代加入立宪自由党，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的英文翻译达两年之久。然而，当自由派在1900年加入右翼的立宪政友会后，幸德对自由主义感到失望。他转而投向社会主义，迅速投身于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
1898年，幸德加入《万朝报》编辑部，并于1900年发表了一篇谴责满洲战争的文章。190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怪物》（Imperialism, Mons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这是一部日本左翼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从革命社会主义的角度批判了日本与西方的帝国主义。 1901年5月，幸德参与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但该党尽管主张议会路线，仍立即被依据1900年治安警察法取缔。 1903年，他又著有《社会主义精髓》（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承认受到卡尔·马克思的影响。

当日本与俄国的战争日益逼近时，幸德与社会主义者堺利彦以及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内村鉴三合作反对战争。1903年，《万朝报》主编支持对俄开战后，他们退出该报社。此后，幸德与堺以及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石川三四郎于1903年11月共同成立反战组织“平民社”及其机关报《平民新闻》，以“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为口号。当日俄战争于1904年2月爆发时，对日本的激进派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报发表了《致俄国社会主义者书》，倡导反战立场，并呼吁激进派仅以和平方式对抗政府。当时旅居美国的岩佐作太郎也因战争的刺激而激进化，转向无政府共产主义。幸德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次译为日文，并刊登于《平民新闻》周年纪念号，为此遭罚款。随后，该报被政府查封，并于1905年1月停刊。其最后一期通篇以红色油墨印刷。短暂的办报经历使幸德被判入狱服刑，自1905年2月至7月。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平民社于1905年11月自行解散。

无政府主义的兴起（1905–1911）
幸德的入狱使他有更多机会阅读左翼著作，例如彼得·克鲁泡特金的《田园、工厂与作坊》，他在1905年8月宣布：“的确，我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入狱，却以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出狱。” 由于日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他决定离开日本，并于1905年11月前往美国，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06年6月。

在美国期间，他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思想进一步转向无政府主义。他写信给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获准将其著作翻译成日文。幸德还接触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并了解到艾玛·戈尔德曼主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大地之母》。

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幸德在日裔美国移民中创立了“社会革命党”（Shakai Kakumei Tō）。有50多人加入该党，包括岩佐作太郎。该党受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启发，该党常采用暴力手段，而日本的社会革命党也迅速激进化，倾向于使用这些手段以实现无政府主义革命。该党创办了一份名为《革命》（Kakumei）的期刊，常常刊登“实现革命的唯一手段就是炸弹”之类的言论。他们还在1907年发表了一封致明治天皇的《公开信》，威胁要暗杀天皇，这促使日本政界对左翼团体采取更严厉的镇压。

1906年6月28日，幸德返回日本，并在一次集会上发表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介绍了在美国形成的思想，尤其提出了改革还是革命哪个更适合日本左翼运动的问题。此演讲对日本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许多人开始认真质疑参加议会选举的意义。

1906年9月，幸德收到克鲁泡特金本人的来信，并于190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信中主张拒绝议会策略，转而支持他称之为“反政治的工团主义”。 1907年初，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我的思想变迁》（"The Change In My Thought"），他在文中写道：“真正的社会革命不可能通过普选和议会政策实现。要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唯有工人团结的直接行动。”

与社会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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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德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派别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牢固形成。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与较为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仍存在联合组织，例如1906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1906年）。该党承诺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宣传社会主义，因此得以在较温和的西园寺公望政府下活动。堺利彦也努力促成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人重新合作，复刊《平民新闻》，并于1907年1月成功重启出版。

1907年2月，日本社会党在东京召开党代表大会。幸德的思想严重挑战了党的纲领及其改革承诺，党内展开了激烈辩论：一方是主张议会策略的“软派”，另一方是支持直接行动的“硬派”。最终，折衷方案以28票对22票险胜幸德的提案，但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增长已引起政府警觉。会后数日，该党即遭取缔；《平民新闻》也因内部分裂于1907年4月停刊。

1907年后，“硬派”面临诸多困境。1908年6月，爆发了红旗事件，一次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示威遭警方袭击。多位运动重要人物被捕，包括大杉荣、山川均、管野须贺子与荒畑寒村。

幸德尝试翻译美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The Social General Strike》。然而，由于1900年治安警察法禁止工会存在，有关工会的无政府主义讨论多停留于理论层面。从IWW借鉴来的革命性总罢工理念因工人组织不力及劳动运动受压而难以实现。

幸德还将克鲁泡特金的代表作《面包的征服》译为日文，并于1909年完成。他在翻译中得到大杉荣与山川均的协助，但两人因入狱而未能完成全部工作。

1910年，赤羽一撰写了小册子《农民的福音》（Nômin no Fukuin），主张通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建立“无政府乐土”，显示出克鲁泡特金思想对运动的影响。他因非法传播此小册而被迫潜伏，后被捕入狱，并于1912年在狱中去世。

大逆事件
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严酷而压制的环境下存在，这极大地限制了成员的活动范围。该运动与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例如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的暗杀与暴力战术存在共鸣。因此，一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在1909年开始计划发动一系列爆炸行动。

当宫下太吉在分发佛教无政府主义者内山愚童批评明治天皇的小册子时收效甚微，他因挫败而决心刺杀日本国家的象征人物。他得到了包括管野须贺子在内的三人的积极支持——此时的管野刚刚出狱，并与已婚的幸德秋水陷入恋情。后者甚至一度支持他获取炸弹的努力。

幸德在1909年底退出了阴谋，选择不成为这一事业的“殉道者”；其余四人仍继续计划。1910年5月，阴谋被发现，尽管幸德已退出，他仍在6月被逮捕并起诉。此事件迅速演变为思想镇压，数百名激进分子被捕，即便他们与阴谋毫无关联。最终共有26名无政府主义者被起诉，全部被定罪；其中只有四人（或五人，包括幸德）与阴谋有直接关系。1911年1月，包括幸德、管野及内山在内的12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部分因1908年“红旗事件”被捕的人在阴谋被揭发时仍在狱中，因此未被牵连入“大逆事件”。大杉荣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放弃了暴力手段，还在出狱后成为1911年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

“冬之时代”与复兴（1911–1923）
“冬之时代”
大逆事件的审判及其后果标志着日本无政府主义的的开始，在这一时期，左翼组织受到严密监控与管控，激进分子与活动家几乎全天候被警察尾随。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石川三四郎，为躲避迫害而逃离日本。岩佐作太郎在1914年自美国回国后立即被软禁，并在随后的五年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甚至拜访他的人也常遭到警方暴力。当时身陷囹圄的荒畑寒村在“冬之时代”期间隐居乡间，直到1916年才重返东京。

荒畑与大杉荣均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推动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向该方向发展。大杉通晓法语，他翻译的法国报刊成为日本了解法国CGT工会（工团主义战术先驱）的主要来源。二人于1912年10月创办杂志《近代思想》（Kindai Shisō），以文学与哲学角度探讨无政府工团主义，以规避政府审查。

1913年，他们又成立了“工团主义研究会”，举办有关CGT及英国工团主义者汤姆·曼恩的讲座。无论是在刊物还是讲座中，讨论多偏重理论层面，与工人阶级的现实脱节，这也是“冬之时代”压制环境下的自然结果。总体而言，大杉的研究此时仍属学术与理论性质，其文学创作也深受柏格森、索雷尔、施蒂纳与尼采等思想家的影响。

1914年10月，大杉与荒畑尝试以复刊《平民新闻》（Heimin Shinbun）取代《近代思想》，但因期刊屡遭查禁，最终于1915年3月被迫停刊。在此期间，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多次尝试创办激进报刊与杂志，也屡遭封禁，部分编辑甚至被监禁。

欧洲无政府主义内部出现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分歧在日本尚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工会在当时仍属非法。然而，当无政府共产主义代表克鲁泡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签署《十六人宣言》，支持协约国阵营时，他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声望急剧下降。日本的无政府运动普遍反军国主义，因此这一事件也使共产派系在国内声誉受损。

《青鞜》与无政府女性主义
在“冬之时代”期间，女权杂志《青鞜》（Seitō）创刊。伊藤野枝于1915年成为该刊主编，在她的领导下，《青鞜》逐渐激进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伊藤严厉批判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主张在“日常实践”中实现无政府主义，即人们应通过各种微小的方式持续破坏既有的国体体制。伊藤尤其批评日本社会普遍对国家的盲从与对天皇神格的无条件信仰，认为这使人们难以进行批判性思考。由于挑战国体，她长期遭受警方骚扰，甚至抱怨家中如同监狱，因为外出总被警察拦截。

伊藤亦推动《青鞜》关注社会议题。1914年至1916年间，她与另一位女性主义者山川菊荣在杂志上就“应否合法化卖淫”展开辩论。伊藤主张卖淫合法化，与她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理由相同：她认为女性的身体只属于自己，国家无权干涉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决定。

此外，伊藤指出，社会体系几乎不给女性经济机会，日本大多数妓女都是为生计所迫的贫困女性，因此她认为这些人不应因谋生手段而受罚。她创作社会批评与小说，并将包括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如《女性解放的悲剧》等）在内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作品译为日文。 1916年2月，由于政府禁止发行商贩售，《青鞜》因资金短缺而停刊。

“冬之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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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随着日本政府对左翼运动施加的严厉压制受到日益增长的社会动荡的挑战，“冬之时代”宣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工业迅速扩张，加上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舞，促成了劳工运动的巨大增长。尽管罢工在技术上仍属非法，但超过66,000名工人参与了劳资纠纷。通货膨胀还引发了1918年的米骚动等经济骚乱。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迫害并未在1918年完全结束，但其范围不再如前几年那般全面。

不断增长的工会运动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并迅速在其中站稳脚跟。从意识形态上看，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去中心化的工会结构，但这一主张遭到工会内部其他派别的反对：早期主导多数工会的改良派，以及试图效仿弗拉基米尔·列宁革命模式的日本布尔什维克派。无政府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来自印刷工人联合会，到1924年会员总数达3,850人。

1920年代初期，由于一定程度的思想亲近，无政府主义者愿意与布尔什维克派有限合作。荒畑寒村便是1917年后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之一，后来直接参与了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创立。这些联系促成了两个派别间的联合项目，如联合劳工联盟与1920年五一劳动节的联合示威。另一重要联系是大杉荣于1919年10月创办的《劳动运动》（Rōdō Ūndō）杂志，用以报道并鼓励劳工运动。1921年第二辑出版时，共产国际甚至资助了该刊物。

1922年，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派之间出现分裂，日语称为“阿娜–波鲁论争”（Ana-Boru Ronsō）。意识形态分歧，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劳工运动的去中心化，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并因政府压制而加剧。无政府主义者还强烈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大杉本人在目睹苏联对马赫诺运动的攻击及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血腥镇压后，重新审视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合作。

在政府镇压的挫败下，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再次走向恐怖主义。其中包括来自大阪的无政府主义组织Girochinsha（断头台社），他们在1920年代中期曾参与针对日本政要的复仇暗杀。无政府主义诗人中滨哲（Nakahama Tetsu）是该组织成员之一，因相关活动于1926年被处决。

大杉荣是一位翻译家，也是维系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联系的重要人物。他在1923年被杀前，曾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会议。

甘粕事件
到1923年时，大杉荣已成为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明显领袖。政府借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社会混乱为借口，逮捕了大杉及其妻子伊藤野枝。据作家、社会活动家濑户内晴美记载，大杉、伊藤及其六岁的侄子被一支由陆军中尉甘粕正彦率领的宪兵队逮捕，殴打致死后抛入废弃井中。文学学者Patricia Morley则认为，大杉与伊藤是在牢房中被勒死的。

两种说法虽细节不同，但一致指出：三人（或至少两人）均被残酷处决，甚至连形式上的审判都未进行。若真有审判，这两位成年人恐怕仍会被迅速定罪并处死。此事件被称为“甘粕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愤怒，包括Girochinsha等团体的报复性恐怖行动。历史学家约翰·克朗普（John Crump）评论道：“又一位其世代中最杰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被谋杀”，呼应了十二年前幸德秋水的命运。

“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发展（1923–1945）
八田秀雄的影响
大杉死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流倾向转向“纯粹无政府主义”。这一倾向属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对大杉所倡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动。主要倡导者包括岩佐作太郎与八田秀雄。 “纯粹无政府主义”这一称呼并非自定，而是外界讽刺其“自以为纯粹”而得名。然而，该思潮因被认为未受马克思主义“污染”而获得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 “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兴起，也导致无政府主义阵营内部在纯粹派与工团派之间的分裂。

1923年后，八田秀雄成为日本无政府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活跃于1924年至1932年间。他原是基督教牧师，曾在教会内倡导左翼思想，但因为大杉荣举行追悼会而被逐出教会。他在无政府运动中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其出色的演讲能力。

八田是典型的“纯粹派”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消除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二者本质相似：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一样，依旧存在剥削特征，包括劳动分工与对人民生活的忽视。正如他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一样，他也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其依赖工会，仍然复制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结构。八田主张建立去中心化的社会结构，由地方公社从事农业与小规模工业，以此避免权力的不平等分配。

“黑青联盟”与“全国自由劳联”
1920年代末，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组织：“黑青联盟”（Kokuren）与“全国自由劳联”（Zenkoku Jiren）。二者关系密切，常被比作西班牙的FAI与CNT（尽管日、西两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

“黑青联盟”起源于大正时期的民主化潮流。1925年12月，左翼人士组建了农工党，试图利用民主化契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此举，认为一切政党最终都只是强化国家的机会主义者，因此闯入其成立大会加以抗议。农工党当日即被政府取缔，但无政府主义者受此激励，开始筹组自己的组织。最终在1926年1月成立了“黑色青年联盟”（Kokushoku Seinen Renmei，简称Kokuren）。

尽管其名称显示为青年组织，但Kokuren的支持基础广泛，包括工人运动与工会。其早期公开支持工团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同时八田秀雄等纯粹派成员自创立起便已参与其中。 Kokuren迅速扩张，全国各地均设地方分会，甚至延伸至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与台湾。其机关报为《黑色青年》（Kokushoku Seinen），自1926年4月起出版。

“全国自由劳联”于1926年5月成立，全称为“全国劳动组合自由联合会”（Zenkoku Rōdō Kumiai Jiyū Rengōkai），成立初期即拥有8,372名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参与了组织的创立，其思想深受法国CGT工会影响。其“自由联合”原则——允许各加盟工会自主开展争议活动——极具吸引力。因此，“全国自由劳联”迅速扩张，积极参与多起产业争议。其机关刊物为《自由联合》（Jiyū Rengō），自1926年6月出版。

“黑青联盟”与“全国自由劳联”经常共同开展行动，如联合反对美国处决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范泽蒂的运动。然而两者在性质上有所不同：Kokuren更具理论性，因此在策略上更为不妥协。八田秀雄的思想强化了这一倾向。他于1927年底在《黑色青年》上连载《对工团主义的考察》，严厉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使Kokuren迅速成为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堡垒。

分裂与战时镇压
自1927年起，工团主义派与纯粹无政府主义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当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Zenkoku Jiren）在1927年误派代表参加由布尔什维克Profintern组织的会议时，国联（Kokuren）对其行为极为怀疑，并公开抨击对方的“机会主义”成分。双方进一步对立，1927年6月，国联内部的工团主义者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以回应纯粹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的攻击。 1927年7月，岩佐作太郎出版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回答》通过批评阶级斗争等工团主义理论，进一步激化了分裂。

1928年3月，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尽管无政府主义国际工人协会秘书Augustin Souchy在1928年1月致信呼吁团结，双方的紧张关系仍然加剧。由于辩论气氛激烈，且国联成员在大会上嘲讽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最终选择退出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随后的几年里，所有无政府主义组织都经历了纯粹派与工团主义派分离的过程。

现在由拒绝工团主义策略的纯粹无政府主义者主导的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认为工会本身并非革命性。因此，在涉及劳资纠纷时，该组织将注意力从眼前的事件转向其长期目标——无政府主义革命。相反，国联采取鲁莽且暴力的活动推动革命，导致会员人数下降。《国民青年》每期都被禁止销售，这种激进化使该组织从全国性联合会缩小为小型激进组织，并最终在1931年消失。

工团主义者组建了几个独立组织，最终形成名为自救会（简称自救会）的联合组织。 1931年，自救会有3,000名成员，而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有16,300名成员。这是两组的会员人数峰值，因为自1931年起，日本国家在满洲事变后对政治异见加大镇压力度。 1922年，服部周三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1934年，两大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会为了生存而尝试重新统一。然而，重组后的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在1934年只有4,000名成员，到1935年更是减半至仅2,000人。 1934年1月，为抵抗国家压迫而成立的另一个组织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党”（日本无政府共产党）。该组织在无政府主义原则上作出妥协，尤其受到岩佐作太郎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该党因遵循党组织形式而是“布尔什维克化”。

1935年底，该党企图通过银行抢劫筹集资金，但失败。随后的调查暴露了此前保密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日本当局随即逮捕约400名无政府主义者，不论其是否为该党成员。这对无政府主义运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全国自由劳动联合会被迫于1936年初解散。同年晚些时候，国家又捏造了一个名为“能生社事件”的案件，逮捕了300名无政府主义者。

这种镇压持续不断，使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几乎不可能生存。最后幸存的组织是东京印刷工会的工团主义者联合会，该组织于1938年消失。即便遭受镇压，一些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仍前往西班牙内战支持CNT作战。

二战后
战后，石川三四郎撰写了《日本五十年后》，设想无政府主义革命后的日本社会。在此书中，他主张建立互助主义的合作经济，并提倡裸体主义作为自由的表达。不同于当时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他支持保留日本天皇作为社区情感的象征。

1945-1950年间，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基于战前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工厂占领的生产控制运动。

日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1946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重组成立新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JAF）。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皆参与其中，力图弥合战前的分裂。许多战前主要人物仍然活跃，其中石川三四郎与岩佐作太郎皆参与。岩佐当选为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组织工作。 1946年6月，联合会开始出版名为平民新闻的期刊，以纪念幸德秋水的杂志。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该组织未能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由于盟军总司令部推行的反共政策，无政府主义者受到歧视，同时也面临日本共产党及其强大的工会力量的反对。战后土地改革也消除了战前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支持群体——佃农阶层。 JAF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策略上亦存在分歧，常常相互争论。《平民新闻》更关注理想主义而非民众实际需求，阻碍了动员公众支持。

纯粹派与工团主义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缺乏成功而再次浮现。1950年5月，一个分裂组织“工团主义者小组”（アナルコ・サンジカリスト・グループ）成立。到1950年10月，该组织完全分裂并解散。 1951年6月，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成立“日本无政府主义俱乐部”（Nihon Anakisuto Kurabu），岩佐随之加入，使联合会失去了核心人物。

重新成立
到1956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重组，但未与共产派重新统一。同年，JAF开始出版新期刊黑旗（Kurohata），后更名为自由联盟（Jiyu-Rengo）。期刊中，一位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大泽正道崭露头角，主张渐进革命，关注社会与文化而非政治。这些观点引起争议，被一些人批评为“修正主义”，但确立了运动中较为改革的路线。

联合会历来支持直接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反对修订美日安保条约的大规模安保斗争。全国主要城市爆发示威，总评工会联合会及其他工会发动约400-600万工人罢工。然而，政府仍强行通过条约。政治幻灭导致全学连主流派学生加入JAF，呼吁以政治暴力抗议。 1965年，反对韩日条约的类似抗议也发生，结果相似。

大泽在《自由联盟》中评论称，政府行为是“暴行”，但类似事件屡次发生——每次记者谈论“议会民主威胁”，政党双方激烈指责对方，随后达成和解，忽视问题。在这种幻灭中，无政府主义在抗议运动中获得影响，包括全共闘学生运动（反越战时期）。1968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宣布“直接行动时代开启”。同年，东京大学被无政府主义学生占领数月。

然而，这些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并未与JAF一致。大学的“联合斗争委员会”宣称自己是“贵族无政府主义者”，斗争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自身，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否认自身贵族特质。大泽虽然认可暴力手段，但担心脱离群众，称即使成功也“会走向新的斯大林主义”。

JAF与当代抗议运动的分离显示了组织的弱点。1968年，联合会最终解散。它以“创造性解散”方式尝试探索新型组织形式，并于1969年1月1日在《自由联盟》正式宣布解散。

其无政府共产主义对手——日本无政府主义俱乐部——在此后仍然活跃，出版期刊至1980年3月。

与朝鲜无政府主义的联系
朝鲜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发展密切相关。在朝鲜被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占领期间，朝鲜激进分子最初是在中国和日本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的。由于日本左翼思想的发展以及主要著作的翻译，在日本的朝鲜人通常能更容易接触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资料，从而促进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播。例如，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李龙俊通过大杉荣翻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而被吸引，同时受到幸德秋水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影响。

朝鲜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尽管如此，他们的最终目标始终是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民族独立。朝鲜境内尝试建立无政府主义组织经常遭到日本殖民政府镇压，因此朝鲜无政府主义往往在日本本土发展。在日本的朝鲜激进分子通常与日本同行密切合作，多位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坂井利彦、大杉荣、服部周三和岩佐作太郎，都支持这些在日朝鲜人的努力。大杉在这一群体中尤其有影响力，他也是朝鲜独立的支持者。
，在东京参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
在日本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几个组织。其中包括朝鲜人友爱会（Joseonin chinmokhoe），这是“日本首个以无政府主义为导向的朝鲜组织”，于1914年在大阪成立。黑潮社（Heukdo hoe）于1921年在东京成立，也得到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

黑潮社的宣传机构《黑潮》以日文出版，由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朴烈编辑。该刊物宣扬日本与朝鲜，乃至全世界的融合理念，体现了当时朝鲜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显著的跨国主义特征。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金子文子加入该社，并与朴烈发展了恋爱关系，朴烈本人倾向于将自我描述为虚无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

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直接参与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1926年成立的黑色运动社（Heuksaek undongsa）成为日本黑色青年联盟（Kokuren）的注册成员。这种紧密联系意味着，日本组织中发生的“纯粹派”与工团主义派之间的分裂，也在朝鲜运动中得到复制。

在中国及东亚
日本与朝鲜无政府主义者都参与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斗争。岩佐作太郎曾受邀前往中国，并在1927年至1929年期间在中国逗留两年。岩佐与其他日本、台湾、朝鲜及中国的激进分子共同参与了上海劳工大学等联合项目，这是对新教育机构和理论的实验。

在中国期间，岩佐计划成立“东亚无政府主义者大联盟”。该想法最早由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余瑟在1926年提出，他反对朝鲜、印度无政府主义、菲律宾无政府主义、越南无政府主义及台湾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爱国浪潮”，显示了这一构想的宏大范围。 1927年9月，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实现，当时约60名来自中国、台湾、日本、朝鲜、越南和印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南京聚集，成立“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该联盟在上海设立总部，建立跨地区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并出版期刊《东方》（Dongbang），首期于1928年8月出版。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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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区分类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列表
中国无政府主义
朝鲜无政府主义
台湾无政府主义
20世纪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异议
吉罗钦社
松本肇

引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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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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