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改革

贝利亚改革()是指拉夫连季·贝利亚在1953年3月5日至6月26日期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后,所推行或提出的改革举措。
背景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拉夫连季·贝利亚成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职位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许多问题上,他与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立场一致。

出任苏联内务部部长后,贝利亚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主要以备忘录的形式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他主张重新审视斯大林时期的一部分镇压措施,并建议推行多项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改革。这些倡议有的得以落实,有的则未能实行。
改革内容
国内政策
贝利亚与马林科夫一道,主张通过削弱党的权力,来大幅扩展国家机关的权限。而以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层则反对贝利亚的设想。1953年6月,匈牙利代表团访苏时,围绕匈牙利领导层职能分工的问题,就发生过一起广为人知的事件。在这次访问中,贝利亚说道:“中央委员会算什么?让部长会议来决策,中央委员会就管人事和宣传好了。”

在贝利亚的参与下,开始了对斯大林镇压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医生案件”和“明格列尔人案”被撤销,大规模的囚犯大赦得以实施,刑法也有所宽松。1953年4月4日,贝利亚在一份绝密命令中指出,国家安全部在审讯中公然违反了官方禁止刑讯的规定,并要求彻底禁止一切酷刑。
苏联西部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改革
在民族政策方面,由贝利亚直接起草,或根据他的提案和倡议而制定的最著名文件包括:

  • 贝利亚就苏联西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政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一系列信件与倡议;
  •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决议》(1953年5月26日)——根据贝利亚起草的决议草案制定;
  •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的决议》(1953年5月26日)——根据贝利亚起草的决议草案制定;

这些中央决议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共和国间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并严重损害了苏联西部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及其他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各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所有涉及民族政策的“贝利亚式”中央决议在1953年他被逮捕后不久便被认定为错误而全部废止。1953年5月底又下令在拉脱维亚建立一所仅招收拉脱维亚族学员的警校等。他还积极推动对立陶宛、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的所谓“贝利亚备忘录”作出正面回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备忘录文本出自赫鲁晓夫,但内容几乎与贝利亚在其他共和国的备忘录如出一辙;而摩尔达维亚的备忘录草案则由赫鲁晓夫的助理根据贝利亚的文本起草)。类似的决议也在为阿塞拜疆、出台的、带有“绝密”标记的闭门决议,这些决议采纳了贝利亚关于加速“本土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是,莫斯科主导在6月上半月根据这些“民族”决议召开了一系列闭门和扩大的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白共中央全会的讨论在进行中被来自莫斯科的贝利亚被捕消息打断)、立陶宛、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的共产党中委会全会,被迫在各自共和国支持加速本土化。类似议题——特别是涉及“地方本土化不足”,尤其在教育领域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党内高层会议上: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委会全会(1953年4月3日与6月1日)、塔吉克共产党中委会全会(1953年3月30日与6月21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委会全会(1953年4月24—25日,以及1953年7月7日的第五次全会——就在《真理报》首次公布贝利亚被捕消息前三天)、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卡累利阿-芬兰共产党中委会局(1953年6月12日)的会议。

其结果是,在1953年夏天及此后数年间,西部各共和国——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急剧恶化。非本土、非主体民族人口,首先是俄罗斯人,权利受到限制,遭遇各种歧视在就业和进入当地高等院校方面受到限制,而这些院校也被匆忙调整为只招收主体民族学生;同时,那些在1940年和1945年之后迁入当地工作的外来人口在户籍登记和居住方面也受到限制。

苏联政府、莫斯科的苏共中央监察机关、苏联检察院和部长会议收到了大量书面投诉,来自在共和国境内因民族出身而遭受歧视的党员、各类机构领导人以及普通工人。这些人大多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德军占领结束后前往苏联西部地区参与重建的。大量的申诉迫使苏联领导层在1959年积极介入局势。当时的状况表现为:共和国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对任何大型的全联盟建设项目在共和国境内的推进都公开抵制,因为在共和国的民族“精英”看来,这类项目会加深共和国与中央的联系,并带来大批非主体民族的专业人员涌入;地方主义以及秘密延续的本土化趋势依然存在。这一切最初由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新路线”所推动,并得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本土化方针的支持。即便在1950年代末期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召开过,并对这种消极趋势作出过相当严厉的批判,这些问题仍然延续了下来。

一些研究者引用了来自移民圈子和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材料,称在1953年5月至6月间,贝利亚的授意下,苏联内务部高级领导的一名特派代表曾秘密会见立陶宛、西乌克兰和爱沙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地下领袖。这些会面发生在因贝利亚“新路线”而引发的民族主义高涨背景下。据称,这一消息在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于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

根据晚年的回忆,他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在思想上倾向于民族共产主义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认为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应当分离出来,摆脱对中央的经济依赖,退出苏联,并在有需要时建立新的联邦。

外交政策
贝利亚在外交上的一项倡议,是主张停止支持在东德国内毫无声望的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亲苏政权,并同意苏联以德国统一为条件,换取价值100亿美元的赔款。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94 ISBN 5 270 01848 9 Зубкова Е. Ю.* Феномен «мест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эстонское дело» 1949—1952 гг.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етизации Балтии. С. 89-102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 3.;
  • [http://www.sgu.ru/archive/old.sgu.ru/files/nodes/10085/28.pdf А. П. Мякшев. Инициативы Л. П. Берии]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Н. С. Хрущевым и разосланный 8 июня 1953 г. членам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 положении дел в Латвийской ССР» //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6, л. 20. Таннберг Т. 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Фонд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центр Б.Н.Ельцина», 2010. - 431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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