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生

刘歆生（），乳名祥，谱名人祥。湖北汉阳柏泉（今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商人、地产家、买办，民国汉口市首富，时有“汉口地皮大王”之称。其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天主教，在汉口开设牛奶坊。后任法商立兴洋行、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并通过倒卖、钱庄放贷等积累资本。后低价购入汉口郊外大量洼地，并捐资助修张公堤。创办填土公司，参与修筑江汉路、开发中山公园、华商跑马场及多处里分住宅，后因投资失误及与政治人物的冲突导致债务缠身，家业衰落，产业被摧毁、充公。总体上，刘歆生对近代汉口商圈的形成和城市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武汉早期城市建设留下了深刻影响。

生平简介
早年
1857年2月3日，刘歆生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柏泉乡张龙湾（今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街道刘家咀）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家贫，在柏泉附近替人放鸭牧牛。

因早年间意大利传教士李文秀受过其父刘作如的恩惠，刘父与李交情甚好，张龙湾成为天主教在柏泉一带的传道据点。刘歆生也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教育。1876年，教会在张龙湾附近兴建教堂，即今刘家咀柏泉天主堂。落成后，刘全家人都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刘歆生又进入修院学习圣经，学习文化知识和英文、法文等。汉口天主堂神父金宝善常去此院，看到刘家祖孙三代都是虔诚的教徒，却生活贫困，便给刘家200串钱，并在汉口天主堂提供房屋供其谋生。刘作如用这笔钱开办了牛奶坊，为教友们送牛奶。1890年代，刘歆生离开农村来到汉口牛奶坊挤奶、当送奶工。

1890年代中期，因牛奶需求量增大，奶牛增多，原天主堂提供的场地太小，刘家就将牛奶坊搬到汉阳龟山脚下，挂牌“刘万顺牛奶坊”，向市民供应牛奶。1907年，刘歆生被推举为第一任汉口商务总会协理，任期一年，并长期在商会担任职务。

地皮升值后，刘歆生又开始了一系列商业地产开发与营销，彻底改变了汉口的城市格局。他利用自己开办的填土公司将荒洼湖地垫高，并借英租界扩建之机，铺设了“歆生路”、“伟雄路”等多条道路。最后葬于柏泉刘家咀西山坡下。

事业
初涉实业
刘歆生将牛奶事业从柏泉乡扩大到武汉三镇过程中，视野进一步开阔，结识了许多商界朋友，包括湖北早期洋务运动实业家余正裔。1896年，刘歆生与余正裔合资到兴国州（今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部分记载将其合伙人误传为“天主堂教友、法国郎中金正裔”，于是被讹传为“法国郎中”，并在部分地方志中误记为“金正裔”。后因矿区地下水多，花费巨大，又投资不利，最终亏损两万余元。刘离开炭山湾回到汉口，又筹办歆记机器铁工厂、木工厂等企业，但均未有起色。为维持生计，其只得通过天主教会的关系进入汉口太古洋行作为练习生，为洋行写字兼跑街。

1899年，法商来汉开办立兴洋行，刘经法国神父推荐担任买办，负责在湖北省各地农村为洋行采购芝麻、茶叶、牛皮、桐油和猪鬃等产品。在此期间，刘歆生结识了上海立兴公司买办刘长荫，并拜其为义兄。1902年秋，受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邀请兼任该行买办。在此期间其逐渐熟悉银行的收蓄借贷业务，并开设了自己的阜昌钱庄，一方面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借入低价贷款，然后转手高价贷出，从中牟取暴利。后又利用职务的融资之便，投资经营了许多工商企业，如牛皮行、土产商店、转运公司、电话公司、铜矿和轮船公司等。另外，还帮许多因时局动荡无力尝还债务的破产公司垫款还贷，为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人脉以及良好的信誉。

事业顶峰
收地填湖
刘歆生在从事银行业时便有心进入地产业。1901年，他开办“刘歆记填土公司”（今解放大道循礼门附近），从河南等地雇来民工，从汉口郊外运土，填平荒洲湖荡，并奠基筑路，修建楼房和街道里巷。他在“歆记铁工厂”为填土公司制造轻便铁轨、土机车等运输工具其投资填土埋湖，修建了文华里（以基督教牧师文华命名）。

刘歆生在同西商的交往中，知道到汉口市场将日益发展，并了解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打算整治江北水患，并将汉江北乡划出，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设夏口厅。刘歆生认为汉口周围毗连的地皮必将因此而大涨其价，就认定有利可图。加上刘长荫的怂恿，他便决定投资经营地皮。自有资金不足，便向其他银行、钱庄大量贷款。当时汉口城外大多是常年淹水的低洼湖荡，短短数年内，他便低价收购了上至舵落口、下至丹水池的租界外方圆约60平方公里（两万余亩）的湖荡荒地，其个人拥有的土地占到了当时汉口可能发展用地的四分之一，时人称其为“汉口地皮大王”。并且跑马场规定，华人必须作为客人被邀请才可进入，且不准从正门进入，只能走侧门。刘歆生第一次进入西商跑马场时因未受邀请而被门卫阻挡，其于是将经过通过报纸透露，激起当时华商公愤。他聘请了一些日知会的会员为其创刊，初由吴趼人编撰，继由陆费逵、张汉杰主笔，冯特民为经理，该报“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

1907年，清政府将三镇内的电话业出售给刘歆生，成立商办电话公司。民国建立后，汉阳的市内电话改由鄂省行政公署代管，官督商办，资产仍归商办电话公司。1914年，武汉商办电话公司被交通部出资18万元收归国有，由交通部统一管理。

筑路营销
1906年，刘又经由法商立兴洋行出面，从法国购回轻便小火车头及14台压路机，从姑嫂树铺铁轨运土，填平江汉关与英租界紧邻地段。

1907年，汉口后城城垣拆除，改为后城马路。刘歆生本打算在后城马路一带仿照天津电车、上海电车，筹组一家电车公司，且备资金二百万元。为此还特别聘请专家培养会驾驶电车的司机、研究避让防险的方法，且准备在各项事务都完毕后呈报官府。但因后来英方向其索要土地而作罢。

城垣拆除后，英租界的太平路（原广利巷，今江汉路东段）得以从鄱阳街口延伸至花楼街口，但经过路段多为沙泥洼地。本地带有仇英情绪的百姓经常袭击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直接威胁到英租界安全。于是英政府计划越界修路，但路线恰好穿过刘歆生已买下的荒湖之地，且刘歆生在土地上插有法国国旗，名义上受法租界保护。刘歆生借机与英方谈判，同意捐献出地基给英方，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英租界的土木工程必须由他的公司承包；二是修成后的马路必须以他的名字命名。双方达成协议后，修成了著名的“歆生路”（今江汉路西段），无形中使该路段又受英租界保护，极大提升了地皮价值。在靠近繁华闹市的江汉路两旁，他投资兴建高楼铺面（如中美药房、亨达利钟表店等）严格出租；而在尚未发展成气候的偏远地段，则廉价租地给住户搭盖茅棚或临时板屋，借此迅速聚集人气。同时，他还修建了生成里、伟英里等大批高质量的里分住宅，形成了繁荣的商业街区。1923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拆除了歆生路通往太平路和其他华界街口的铁网、栅栏，对太平路和歆生路实行统一管理，命名为江汉路。

修建歆生路后，他又向外延伸，开辟了与歆生路相垂的歆生一、二、三路（今江汉一、二、三路），并在周边提供地皮供华商修筑了十多条街道，1923年，这些区域建成了整齐有序的“模范区”。其中的“伟雄路”以其子刘伟雄命名，即今南京路北段（鄱阳街口至湖北街口）两侧为居民区，房屋多由商绅及军政显要投资兴建，二层楼房，并备有天井、阳台。1946年，伟雄路与阜昌街两街合并，称南京路。1967年更名红权路，1972年恢复南京路。刘歆生还陆陆续续投资建造了包括今胜利街至铁路两旁的铺面以及生成里的全部建筑，今解放大道的前身西满路也是由其建造。刘歆生利用这种让地修路的模式，使自己名下的地皮都紧连着中心街区，既繁荣了市场，又提高了地价，让自己的收益大增。民国建立后，他以汉口商会前协理身份同商会总理蔡辅卿、议董宋炜臣一道面谒黎元洪，要求军政府筹划经费重建被清军焚毁的市区，刘夸饰说：“都督你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然而当时铁路沿线还多为远离城市的荒凉之地，短期内无法开发房地产和做实业经济。刘歆生将汉口模式套用在其他地区，大量的资金尽耗于此，加之他经营的企业连年亏损，最终使自己走入极大的困境。

1909年，张之洞为修建川粤汉铁路与英国人密订借款合同，被刘歆生所创《楚报》的经理冯特民觅得全文，抄出后登载在《楚报》上，并作逐条批驳和撰文抨击。张之洞大怒，以“泄露机密”罪名为由，札饬夏口厅严办。《楚报》于是遭查封罚款，主笔张汉杰被判刑10年。民国时期的报业人管雪斋说：“汉口报纸、报人不好的遭劫，这便是第一例。”当时传闻刘歆生为求庇护，恳请法国领事“允其入籍，将所有产业均过户洋商，以资保护”，也为后来刘歆生及汉口商会出钱出力支持新军抗击清廷提供理由。

1911年，经瑞澂批准，由湖北官商联合，名义上合借刘歆生洋例银500万两，签订合同分20年逐步筹还，还将刘歆生的部分地皮建筑物划归湖北管钱局，充作公产陆续变卖还欠款。从此刘歆生开始了因房产地产而起的债务纷争以及与历届政局持续冲突长达20余年。直到去世，他还留下了最后一笔债务由长子刘伟雄代为偿还。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俄租界宝善里试做炸弹时，不慎引爆炸弹，革命党被迫提前发动起义，汉口市区遭清军劫掠。10月30日至11月4日，清兵反攻汉口时放火焚烧市区，刘歆生的房地产受到巨大的损失。

柏泉河堤案
民国建立初期，为了根治水患，柏泉乡民自发创修汉城垸河堤。同为柏泉人的革命将领孙武及夏口县名儒密昌墀领乡民，向刘歆生商借为期20年的无息贷款。刘歆生同意了贷款，但提出了两个极度苛刻的条件：一是效仿张之洞建张公堤留名千古的做法，要求大堤建成后必须命名为“刘公堤”并刻在碑上；二是要求允许他修建一条环堤铁路，且路基和铁路的盈利必须全归他个人所有。

强占土地后，孙武等人强行勒逼各租户将租金改交官方。对于不愿换约加租的租户，便指使工人捣毁其住宅用具，用武力驱逐搬迁，仅一年余时间就强收了数万金的巨额租金。在这场掠夺中，孙武按照章程提取了20%（约40万两）作为奖励金，发了一笔横财，并在兰陵路口修建了私人公馆。

刘歆生对此满腹愤恨，多次向湖北督军呈文控诉孙武“罔顾事实，强夺民产”，并前往北京、洛阳等地运动。到了陈嘉镆在湖北当政时期，陈向刘歆生建议，由陈拿出60万两白银收买这块被没收的地皮，只要刘交出地契即可，但刘歆生“不识相”，坚持要按市价出售，拒绝了妥协。然而，局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这些官票一再转期，最后彻底变成了废纸，根本无法兑现。这不仅导致他用官票还债的算盘落空，反而让他背上了对各大银行钱庄的200万串巨额新债，引发了轰动武汉的“丁卯刘票”事件。
因此，刘歆生的信用彻底破产。持有“刘票”借据最多的中南银行在1933年牵头组织了“刘票债权团”，开始对刘歆生名下的核心资产进行强制清算和抵押。

家族
刘歆生，谱名刘人祥，父刘作如。出身汉阳巨龙岗刘氏，祖籍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烧钱岗。明景泰间，先祖刘德让任吏部郎中，1458年因抗拒上书弹劾石亨而被害。害怕祸及后代，将其子刘伯埙托付舅氏罗公，舟载入汉阳巨龙岗（今属东西湖区东山街道），其家族宗派为：“贤良方正传世作人，敦善行义永观必兴”），其中长子与次子名字也被记载为刘敦龙与刘敦凤，民国时期移居加拿大。另有一名女儿为修女，中共建制前任武昌大堤口成德小学校长，后随教会的美国神父去往美国。

刘歆生的直系亲属皆移民海外，仅一些旁系亲属居住在刘家咀，但近年也陆续搬出。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