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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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英國駐華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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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_date= 1911年8月12日
| birth_place= 英格蘭漢-{}-普郡溫徹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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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th_place= 蘇格蘭內赫布里底群島艾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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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郁生爵士，GCMG（，），英國外交官，是英國政府內部的共產主義專家，曾代表英國先後派駐中國（1957年－1959年）、南斯拉夫（1964年－1968年）和蘇聯（1968年－1971年）三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擔任最高級外交使節。

文郁生1934年從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取得優異成績畢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先後在英政府新聞部、經濟戰務部和外交部主要從事對納粹德國的宣傳戰。戰後，他於1946年正式加入外交部，在派駐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三國任內，他致力改善雙邊關係，但在中國和蘇聯期間發生的一系列外交風波，均成為他任內的主要考驗和挑戰。

從外交界退休後，文郁生獲邀在1971年至1980年出任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院長，熱愛古典音樂的他在任內主持籌款，為劍橋大學於1978年建成全新的音樂學校。

對南斯拉夫歷史懷有深厚興趣的文郁生，曾撰寫19世紀塞爾維亞民俗學家和語言學家武克·卡拉季奇的傳記，以及一本關於南斯拉夫在鐵托統治下的著作。他晚年也受委託分別為政治理論家倫納德·伍爾夫和西洋古典學者吉爾伯特·梅里作傳，但梅里的傳記要到他身後的1987年才出版成書。他的其中一名胞妹華樂女男爵是一名哲學家。

生平
家庭背景
文郁生1911年8月12日生於英國英格蘭漢-{}-普郡的溫徹斯特公學，父親阿奇博爾德·愛德華·威爾遜（Archibald Edward Wilson，1875年－1923年）是蘇格蘭人，於該校任教德文，並兼任該校舍監；其父亞瑟·威爾遜爵士（Sir Arthur Wilson，1837年－1915年）曾在英屬印度擔任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大法官，晚年又任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大法官。文郁生的母親名叫埃塞爾·瑪麗·舒斯特（Ethel Mary Schuster，1881年－1953年），其父費利克斯·舒斯特爵士（Sir Felix Schuster，1854年－1936年）是生於德國的英國銀行家和金融家，並擁有從男爵爵位；其外祖父赫爾曼·大衛·韋伯爵士（Sir Hermann David Weber，1823年－1918年）同樣是德國移民，曾為愛德華七世擔任御醫。

文郁生在一家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他的長兄馬爾科姆（Malcolm）患有自閉症、二姊名叫瓊（Jean）、四妹名叫格麗澤爾（Grizel）、五弟約翰（John）三歲時因肺炎早夭，另六妹和七妹分別名斯蒂芬娜（Stephana）和瑪麗（Mary，1924年－2019年）。其中，四妹格麗澤爾的丈夫是文郁生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求學時的同窗邁克爾·鮑爾弗教授（Professor Michael Balfour），後來成為歷史學家；而尊稱華樂女男爵的七妹瑪麗是哲學家，曾先後獲DBE勳銜、終身貴族爵位和名譽勳位，其夫婿傑弗里·華樂爵士（Sir Geoffrey Warnock）也是哲學家，曾任牛津大學校長。

早年生涯
文郁生1923年只有12歲的時候，在溫徹斯特公學任教的父親感染白喉導致心臟病併發症逝世，終年只有48歲。雖然家中頓失支柱，但文郁生的母親與校方維持緊密的關係直到1940年代，而一家也繼續住在校園附近。翌年，他進一步獲蓋斯福德希臘詩詞獎第二名、詹金斯獎學金和斯普林-賴斯旅行獎學金。

投身外交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原本在大英博物館任職的文郁生被即時借調往英國政府戰時新成立的新聞部任職；後於1940年5月借調經濟戰務部政治戰務行政處，聽命於該部總監李滋羅斯爵士，參與對納粹德國在內的歐洲地區組織宣傳戰，包括於1941年編寫題為《德國新秩序》（Germany's New Order）的小冊子，鼓吹策動革命推翻納粹政權。鑒於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代辦已是英方駐華的最高級別外交代表，而這也是文郁生首次擔任駐外最高級外交使節。文郁生就任之初，中英關係較為穩定，因此他在履新首月便能拜會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初期也享有較大的行動自由，能夠外出遊歷。

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身為使館）的英國駐華最高級外交使節]]
不過，中英關係到1958年卻因為伊拉克王國爆發7月14日革命而陷入低潮。在該次革命，伊拉克王國遭遇軍事政變被血腥推翻，觸發鄰國黎巴嫩請求美國派兵到該國穩住局勢；而本身與伊拉克王國締結成阿拉伯聯邦的約旦王國，也在7月17日請求英國派兵到當地，避免遭到伊拉克的革命波及。英國屯兵約旦的舉措在當時引來中國不滿，並在7月18日向英方發出抗議書。部份示威群眾除了向代辦處入口值班的英方人員投擲石子，更有個別打扮成阿拉伯戰士的示威者用自製的道具木槍襲擊英方值班人員。

面對北京市面反英情緒高漲，文郁生曾被迫留在使館區內多個星期不能外出。此後，中英雙方繼續就其他事件產生爭端，關係未見改善，當中包括香港政府於1958年8月6日把左派學校培僑中學校長杜伯奎遞解出境，同月26日又以建築物安全為理由查封另一家左派學校中華中學的校舍，中國外交部其後更就後者向英方提出抗議。另一邊廂，同月22日香港水域發生佐維治號（Jovich）遊艇失蹤事件，當日三名英籍工程師在一名華籍裝配工陪同下乘坐遊艇由油麻地出發前往大埔玩樂，但其後失去聯絡。港方遍尋不獲後，由英駐華代辦處於8月28日向中方提出查詢，代辦處及後從中方得悉四人被扣留於廣東省，但未有透露更多詳情，促使文郁生向中方作進一步交涉。一直到10月24日，被扣留的四人和遊艇始獲中方分別釋放和交還予港方。同年10月，上海當局拘捕兩名英籍神兆會牧師龔斯坦（Stanley Ernest Jones）和金海露（Harold George King），指控他們以傳道為名散播「反革命宣傳」，事件中英方曾提出緊急查詢和抗議。

後來隨著連串事件逐漸淡化，中英關係才漸趨回穩，其中文郁生在1959年6月舉行英女皇壽辰招待會，便獲得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應邀出席。到1959年7月，文郁生任滿離開北京，代辦一職由施棣華（後為爵士）接任。

助理外務次官
離開中國後，文郁生獲安排由1959年至1960年借調往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擔任院士深造，研究中國事務。此外，文郁生曾於1962年7月與來訪的美國國際組織事務助理國務卿哈倫·克里夫蘭（Harlan Cleveland）展開會談，席間雙方就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表述各自立場，當中美方重申反對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轉讓予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英方則強調會繼續支持由北京方面取得聯合國席位的題案，惟雙方均同意北京當前未能在聯合國大會取得足夠支持改變現狀。

在蘇聯事務方面，文郁生在任助理外務次官期間，受到蘇聯推行去史太林化和中蘇交惡等因素影響，英國外交部的內部主流意見憧憬蘇聯將繼續有限度容許其衛星國享有更大的自主和進行一些改革，並讓衛星國加強聯繫西方以改善經濟民生。在這背景下，英國外交部開始提出英國對蘇東集團實施貿易自由化，改善與華沙公約國的政治關係，以及著手緩解冷戰下東歐共產陣營與西方陣營的緊張關係。蘇聯最高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意外地失勢下台後，外交部內部評估相信只要蘇聯維持區內的領導地位，東歐的自由化進程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其中，文郁生進一步認為東歐各國會仿照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長遠會發展各自的民族共產主義政策，繼而擺脫莫斯科的干預。然而，文郁生樂觀的看法在當時的外交部僅屬少數，事實上部內不少官員認為，蘇東集團雖然逐步淡化其高壓管治和信奉共產主義教條的色彩，但西方對其變革步伐仍須抱審慎的態度；以杜維廉爵士（後為勳爵）為首的其他外交部官員更認為，蘇聯雖然經濟實力不強，但出於意識型態、官僚主義和與美國維持軍力平衡等考慮，會繼續採取十分保守的態度，不會容許任何內部改革，也絕不會容許任何華沙公約國出現政治多元主義或南斯拉夫式的民族共產主義。杜維廉也認為，任何有限度的改革都會觸發民眾要求落實更急激的改革，往往造成動盪和不穩，情況就如1953年的東德六一七事件、1956年的波蘭十月事件和同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62年蘇聯的新切爾卡斯克慘案等。

駐南斯拉夫大使
1964年9月，文郁生獲任命為英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這也是他第二度派駐南斯拉夫。除了布朗勳爵，文郁生還持續安排其他英政府高官訪問南斯拉夫，當中包括在1967年3月訪問的科技部聯席國會秘書黎義博士（Dr Jeremy Bray）、同年4月訪問的外交及聯邦事務國務大臣查爾芳勳爵（The Lord Chalfont）、1968年6月訪問的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邁克爾·史都華德}-（Michael Stewart）、以及同年9月訪問的教育及科學大臣愛德華·蕭特（Edward Short）等。

出使南斯拉夫任內，熱愛南斯拉夫歷史和文化的文郁生更開始學習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以及著手撰寫一本關於19世紀塞爾維亞民俗學家和語言學家武克·卡拉季奇的傳記。武克一生除了致力收集塞爾維亞民間傳說和詩歌，亦以帶頭推動改革現代塞爾維亞語而聞名。該傳記名為《武克·斯特凡諾維奇·卡拉季奇的生平與時代》（Life and Times of Vuk Stefanovic Karadzic），在他卸任大使後於1970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文郁生再於1980年著成《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Tito's Yugoslavia）一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方後來得悉事件，立即把哈里遜緊急召回。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消息傳出正在蘇聯服刑的英國公民傑拉德·布魯克據聞在獄中煽動其他囚犯從事反蘇活動，面臨加刑。布魯克原本在倫敦任職俄語教師，1965年與妻子到蘇聯旅遊期間，被指在莫斯科散佈煽動性文章和從事其他反蘇活動，遭蘇聯當局拘捕並判監五年。

此後，英蘇關係逐漸回暖，美國、英國和蘇聯更在1971年2月達成《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條約》，標誌著各國對裁減核武邁出重要一步。該次簽約儀式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分別舉行，文郁生則代表英方，聯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和美國駐蘇聯大使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在莫斯科舉行的儀式中簽字。翌年4月，蘇方突然驅逐英國駐蘇大使館二等秘書大衛·米勒（David Miller）出境，指他在蘇從事「與外交身份不相稱的活動」。

大學行政
文郁生在1971年9月年滿60歲時卸任駐蘇聯大使，並從外交部退休，

院長]]
然而，文郁生上任基督聖體學院院長後才發現，院長一職沒有真正實權，而實際上掌管學院大小事務的是長年盤踞學院的一班高級院士。這不單令他初時感到驚訝，他在日常學院事務感到倍受掣肘，與昔日擔任大使作為使館館長有很大的分別，令他感覺上很難適應學院院長與高級院士之間的關係。日常事務上的諸多限制，甚至於文郁生夫人曾言，寧可忍受駐節莫斯科時所受的限制，都比基督聖體學院的好。雖然文郁生具資格競逐加入屬於大學中央管治機關的評議會理事會，但他任內未曾參選，原因是他知道院士們提名他的真正目的，只為阻止身為女性的另一所學院院長，即劍橋大學新學堂（2008年改稱劍橋大學梅里·愛德華茲學院）主席露絲瑪麗·梅里女爵士（Dame Rosemary Murray）當選。

與此同時，文郁生任內正值英國1970年代的經濟衰退，迫使學院緊縮開支。1974年，蘇聯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離開蘇聯開展流亡生活，初期一度寓居於基督聖體學院，也是由好友文郁生安排。此外，大衛生前在英國《觀察家報》任職工業事務特派記者，1975年原本獲外派到美國升任駐華盛頓特派員，但出國前在一次騎自行車回公司收拾物品的途上遭兩架貨車意外撞死，終年僅34歲。大衛因車禍喪生對文郁生夫婦構成很大打擊，而文郁生在餘生也無法在悲痛中完全恢復過來。

文郁生自少已熱愛古典音樂，其他興趣包括高爾夫球和步行。此外，他生前是皇家英聯邦學會會員。）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K.C.M.G.） （1965年元旦授勳名單）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大十字勳章（G.C.M.G.） （1971年女皇壽辰授勳名單）

榮譽院士

• 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 （1980年）

相關條目

• 華樂女男爵
• 約瑟普·布羅茲·鐵托
• 武克·卡拉季奇
• 斑傑文·布烈頓
• 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
• 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
• 蘇伊士運河危機
• 7月14日革命
• 布拉格之春

參考資料
主要引用書目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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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https://archive.today/20130704022750/http://www.holmesacourt.org/hac/636.htm Archibald Duncan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