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是一个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政治术语，指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的正统共产主义派。这一派系诞生于波统工党与团结工会相互对抗的背景之下。保守派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捍卫波统工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原则，要求强力镇压团结工会，积极推行戒严政策，反对“”。1988—1989年，保守派惨败。在波统工党自行解散、波兰人民共和国转变为波兰第三共和国之后，其在政治上不复存在。
背景
早期分歧
“保守派”一词与20世纪80年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斗争有关，从未在此语境之外使用过。然而，波兰共产主义运动最初的特点便是严格的保守主义与较为温和的派系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波兰共产党和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保守派的历史先驱是及其支持者。以为首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倾向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广泛阵线，并认为有必要考虑到波兰的民族特性；而以莱什琴斯基为首的派系则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完全倾向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尽管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在大清洗期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在波兰工人党党内，思想家和党内强人延续了莱什琴斯基的亲苏保守路线。
20世纪40—60年代的冲突
1944年，波兰工人党在苏联的政治、军事支持下上台，在波兰建立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由博莱斯瓦夫·贝鲁特、雅各布·贝尔曼和组成的执政三巨头采用了严格的一党专政和国家主义政策。这一时期后来被视为保守派的政治理想，这绝非偶然。
贝鲁特去世后，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于1956年领导波兰去斯大林化。此后，成为波统工党内保守派的代名词。该派系由政治局委员和领导。纳托林派尖锐地批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主张恢复斯大林主义制度，进行经济国有化、管理集中化、文化意识形态化，并镇压异见者，打击波兰天主教会。20世纪60年代，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米奇斯瓦夫·莫查尔领导的“”延续了这一路线。其中还出现了民族共产主义倾向和反犹主义倾向。“纳托林派”被认为是类似阿尔巴尼亚霍查主义的产物，而游击队派则被认为类似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苏联的谢列平帮。社会紧张局势的逐渐加剧激化了这种情况。转折点是1976年的六月抗争。和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对政权极其危险的趋势——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劳工抗议的结合。
保守派党员怀念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末的时代。这一点有着多种公开表现形式。
1977年初，一封名为《2000年书信》的公开信被发表。这份公开信由党报记者、电影编剧起草，并得到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安杰伊·奥哈尔斯基的支持。贡塔尔兹是前波兰安全局官员、卧底，积极参与了1968年的反犹运动。波伦巴、菲利普斯基赫奥哈尔斯基采取了类似民族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在《2000年书信》中，他们呼吁“通过与爱国主义结合来复兴社会主义”，并谴责劳工保护委员会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似与斯大林主义撇清关系：他们将持不同政见者称作“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家，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讽刺模式，并在1956年后通过欺诈手段攫取了政权”（这明显暗指了的转向）。
在此之后，信件又对波统工党领导层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对反民族和反社会主义势力采取令人吃惊的放任、腐败、任人唯亲、法律面前不平等、在宣传中自我美化、无视建设性批评、歪曲1976年6月事件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书信》并未保持斯大林主义的基调，而是采用了民主的基调。考虑到贡塔尔兹的观点和政治起源，这可能会令人惊讶。作者不仅要求制止腐败和中饱私囊，而且要求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政权原则”。甚至对工人的抗议也有了一定的理解（尽管是以一种非常克制的形式）。作者表示，“他们不希望镇压工人抗议”，但要求对劳工保护委员会采取“政治措施”，尤其是针对“那些在管理岗位上保护反波兰势力不被揭露的人”。总体而言，该文本包含了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的某种预期。
《2000年书信》引起了重大的政治丑闻。不论措辞如何，它都被视为是统治阶层内斗的行动。盖莱克及其派系认为，这一公开信与其说是对劳工保护委员会的攻击，不如说是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将此归咎于强硬派、米奇斯瓦夫·莫查和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的煽动（副总理将后两者描述为“两个法西斯主义者”）。受迫害的威胁笼罩着贡塔尔兹及其合著者，但他们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的默许。尽管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并非同路人，但他认为维持反盖莱克阵线的存在对他的利益来说是权宜之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奥尔绍夫斯基也对《2000年书信》的作者提供了赞助。
1978年12月，在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波统工党科宁省委员会第一书记再次严厉批评盖莱克失败的社会经济政策（“排队就像35年前一样”）、对异议者和教会的过度放任，以及对西方的过度和解。这次讲话对执政的波统工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盖莱克解除了格拉布斯基的职务。但是，这次讲话反映出了党内机关对第一书记政策的严重不满。
1979年10月，作为波统工党八大之前党内讨论的一部分，由科学界和文化界杰出人士联名签署的《44人信》出现了。签名者还包括：贡塔尔兹、波伦巴、菲利普斯基，电影从业者、、等人。这封信的语气相较《2000年书信》变得更为严厉，反斯大林主义和对民主的关注不再明显。作者震惊地指出“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模式的强化”，尖锐地批评了安杰伊·瓦伊达和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等人，抱怨“对那些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的歧视”，并表达了对“意识形态不稳定和不称职的官员的不作为”的不满。他们呼吁加强党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并在波统工党省委下设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俱乐部”。
包括官员在内的正统共产主义者，自愿加入了对爱德华·盖莱克及其核心圈子（彼得·雅罗谢维奇、、、等人）的批评。他们严厉谴责腐败、滥用权力和无能，并承认工人抗议的正义性。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领导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盖莱克时期的侵权行为。他们甚至提出了降低官员工作、废除机关工作人员特权的民粹主义口号。然而，这些举措也仅仅是流于口头之上——例如，波统工党华沙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重返党内领导层后，下令为退休的兹齐斯瓦夫·格鲁津分配一套舒适的公寓。
- ——1980年12月—1981年7月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
- 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1980年8月起，他再次出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意识形态负责人
- ——1980年9月起，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
- ——1981年7月至9月，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7月起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执法与国家安全部部长
下一梯队中的杰出党员包括：
- 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自1981年11月起再次出任波统工党华沙市委第一书记
- 米奇斯瓦夫·莫查——自1980年12月起，再次出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
- ——1980年9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 ——1980年11月起任波统工党什切青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4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 沃齐米日·莫日什恰克——1981年7月起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候补委员，自10月起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81年5月至11月任波统工党奥尔什丁省委第一书记
- 阿尔宾·西瓦克——自1980年9月起为候选人，1981年7月起担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委员、官方建筑工人工会副主席
- ——1980年2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党务控制委员会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委员
- ——1980年12月起任波统工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主管教育
- 埃日·瓦什楚克——1980年8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 ——1981年3月前，任波统工党拉多姆省委第一书记、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1980年10月起任波统工党托伦省委第一书记，他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前文化部长
- 米哈尔·阿特拉斯——1980年4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行政部门负责人
- ——1977年12月起任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外事部部长
上述所有人（除普罗克皮亚克、阿特拉斯和皮翁科夫斯基三名次级官员外）都是在1980年8月后进入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曾在政治局、书记处和部长会议任职：莫查和科乔莱克亲自参与了1970/1971年的流血事件，在盖莱克领导下被撤职，但又被拉回来与团结工会对抗。奥尔绍夫斯基是个例外——尽管他参与了这些事件，但自1968年以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党的最高层。
并非所有波统工党人，甚至并非所有高层，都属于保守派。300万波统工党党员中约有100万同时是团结工会的成员。许多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工业企业内的党组织，热切地接受了这一变化。这些人创建了“”——具有欧洲共产主义倾向的派系，倾向于改良主义以及与团结工会合作（克拉科夫的“”协会自1975年以来就一直存在）。
大多数党内干部则随形式而站队——这被认为是“中间派”立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新任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以及政治局中富有影响力的成员、中央社会政策委员会书记。
“自由派”也很活跃，他们专注于改革、民主化以及与团结工会对话（但更常见的是停留在言辞层面）。这一派系的的代表人物有：主管工会事务的副部长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中央委员会新闻、广播和电视部部长、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和波兹南省委第一书记。华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研究所所长在1980年12月之前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水平结构派”的支持者。
- 中将——内务部长（至1981年7月）
- 中将——内务部副部长、安全局局长（至1981年11月）
- 中将——安全局局长（自1981年11月起）
公开以保守派身份出现的有：
- 上校——司长，主管政治、意识形态方面
- 准将——司长，主管宗教
- 准将——司长，主管工业领域
- 准将——公民民兵总司令（至1981年10月）
- 准将——内政部副国务秘书，副部长级
- 上校——首都（华沙）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格但斯克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卡托维兹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什切青省公民民兵副司令，1981年12月期担任正司令
- 上校——比得哥什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波兹南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奥波莱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拉多姆省公民民兵司令
- 上校——内务部学院院长、波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自1981年7月起）
约20%的内务系统人员加入了。这些人大多来自巡逻部门、调查机构、刑事调查部门和打击经济犯罪部门。安全局的政治调查机构和公民民兵机动预备队的惩罚性特种部队则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实际上，安全局中也有团结工会的支持者：格但斯克的上尉，弗罗茨瓦夫的上尉甚至建立了地下组织——但两例均是意外情况）。总的来说，内政部系统完全由党的领导层掌控的。
军队
波兰人民军的指挥层通常不发表公开的政治意见，但这次波兰人民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定的保守派立场。波兰人民军是“意识形态稳定的绿洲”——党的领导、国家纪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以及亲近苏联。军队将领已经为建立军事政权做好了准备，甚至要求内务部官员遵守军队纪律。(与此同时，包括团结工会成员在内的波兰公民都尊重波兰军队，坚信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
在这些团体中，较为活跃的有：
唯一的例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该报仅刊登官方的政策声明，以及军队的《自由战士报》，明确支持党内的保守派。保守派的主要喉舌则是华沙的周刊《现实》。该报由雷沙尔德·贡塔尔兹和主编。贡塔尔兹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与反犹媒体运动，而蒂茨内尔则是国家安全局的非正式线人，曾在20世纪60年代编辑《波兰信使》，这是一份与波统工党的卫星党民主党的报纸。两人都持有正统的共产主义观点，并在党内和国家安全机构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后来发现，《现实》周刊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叙利亚，具体来说是来自哈菲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
比得哥什危机
1981年3月的成为一个关键事件。以其高度活跃和激进的反共立场著称。比得哥什工人的团结工会积极支持创建个体农民工会“团结农会”的倡议。1981年3月19日，工会中心主席和其他工会代表在比得哥什省议会会议上遭到残酷殴打，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后来证实，比得哥什挑衅计划（代号为Noteć，后改为Sesja）是在华沙策划的，由内政部上校普拉泰克准备，并得到斯塔胡拉将军的批准。该行动得到了保守派领导人奥尔绍夫斯基的认可，并得到了中间派的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尼亚的完全同意。行动的目的是对最激进的工会中心进行示威性打击，借此恐吓和打压全国范围内的团结工会运动。这表明保守派在政治领导层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强，作为中间派领导的雅鲁泽尔斯基集团开始倾向于使用强硬手段，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准备实施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然而，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料恰恰相反：大规模的愤怒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抗议。1981年3月27日，约有1300万工人参与了。仅凭借莱赫·瓦文萨及其温和派支持者以及主教团的努力，才避免了这场持续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升级为全国性无限期大罢工。经过一个半月的艰难谈判，1981年5月12日，团结农会最终得到了官方注册。
比得哥什危机显著改变了国家上下的气氛。这一事件直观展示了政府使用强硬措施的原则性准备。团结工会急剧激进化。1980年夏秋季的乐观情绪让位于严重的社会分裂。官僚代表，特别是党内保守派，国家安全机构和警察成为了群众仇恨的对象。尽管团结工会没有实施身体暴力，至少没有记录这样的时期，但党内官员却声称遭遇了“道德恐怖”，自己“无法上街”，并要求为自己提供武力保护。信件的内容带有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色彩，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甚至没有被称为“同志”。
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提议关闭全国除波统工党官方报刊之外的所有报纸。尤金纽斯·莫尔奇克将军和沃齐米日·萨夫丘克将军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声明。波统工党的保守派及其他类似团体向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请愿，要求党采取“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加强军队和内政部的政治作用，镇压“反社会主义势力”，并进行党内清洗，开除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尤瑟夫·克拉萨和斯特凡·布拉特科夫斯基。他们表达了对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安杰伊·扎宾斯基、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特别是阿尔宾·西瓦克的支持（西瓦克因其工人形象最为合适，并且是唯一敢于出现在工人集会上的波统工党高级官员）。7月9日，卡托维兹论坛发布了一份针对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声明，措辞强硬。这些团体要求镇压波统工党内的反对派，并替换那些“对社会动乱负有责任且目前无所作为”的党内领导人。
大会的文件和瓦文萨的发言保持了妥协的基调。并没有提及波统工党下台或波兰退出华约的问题。然而，大会上通过的和社会多元化的纲领却不给党治留任何空间，因此对于官僚机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说保守派了。尤其是在围绕大会通过的《致东欧劳动者的呼吁》的辩论中，这种立场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团结工会一大的前几天，华约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了西方-81演习，
团结工会一大的结果成为波统工党中央政治局特别讨论的议题。卡尼亚突然改变了言辞，开始谈论组建党的“自卫队”。雅鲁泽尔斯基也将即将发生的“极端行为”归咎于团结工会。秘书处办公室的负责人兹比格涅夫·雷古茨基被免职，他被认为是“克拉科夫自由派”之一，并为更倾向保守派的安杰伊·巴日克取代。军事内务部向雅鲁泽尔斯基提交了简报，显示军官团坚定支持镇压团结工会。“爱国联盟“格伦瓦尔德”的活动分子公开呼吁进行军事政变。
1981年9月9日，西维茨基将军召开了总参谋部会议，会上他通报了可能实行戒严的情况。9月13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基什恰克将军在会上宣布“军事威胁状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对此表示同意，戒严问题被纳入议程。军方的态度与党内的保守派一样强硬。军官们已经开始对政治权力产生兴趣。即便曾经是团结工会成员的普通士兵，在军营环境中也被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并接受了密集的思想灌输。9月未能实施戒严，仅仅是因为卡尼亚的强烈反对，他在当时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并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米莱夫斯基、基什恰克和格洛夫奇克表示准备进行武力对抗。甚至团结工会成员罗马尼克也承认，“波统工党已没有退路了”。
对话、妥协和政治解决的手段已经几乎被放弃。政治局以对抗的语气发布了声明，题为《反对政治冒险及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9月25日，波兰人民共和国众议院通过了《自治法》和《国营企业法》，这些法律带有明显的反工会内容。罢工者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支“秩序维护小组”。波兰和苏联的官方宣传随即将罢工的矿工称为“波兰红卫兵”，苏联《文学报》还发表了一篇相关的长篇报道，对罢工者进行了强烈批评。
社会暴力的明显升级进一步刺激了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激进程度。即使在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专注于地下斗争的右翼民族主义派系，如帕维尔·涅兹戈斯基领导的“真正波兰人”和沃伊切赫·齐宾斯基领导的“”。扬·鲁莱夫斯基建议继续组建“工作巡逻队”以维护秩序。10月25日，马里安·尤尔奇克在切比亚图夫的一家家具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甚至提到可能会对党的高层处以绞刑（这件事后来被立案调查）。11月11日，波兰国家独立日当天，独立学生会与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联合举行了军装示威活动。尽管这些言论大多停留在口头和象征性的层面上，官方宣传却极力将其夸大，宣传保守派的观念，并不断强调“团结工会的恐怖主义威胁”，以此来抹黑反对派力量。
198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期间，发生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冲突。华沙高等消防学校的学员们宣布罢课，这一行动得到了团结工会马佐夫舍分部的支持，领导人是激进的反共人士，以及公民民兵工会的活动家。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所有内容均被秘密录音并由国家安全局第五处转交给党报发布。随后，保守派的宣传开始指责团结工会计划“摧毁党”，并要求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在与东德大使的谈话中，格拉布斯基指责雅鲁泽尔斯基“软弱且优柔寡断”，主张将权力移交给米莱夫斯基或奥尔绍夫斯基。党报甚至声称团结工会在企业中建立了武装小组。然而，当政治局成员库比亚克质询具体证据时，内政部副部长斯塔胡拉将军不得不承认，仅有“武装的迹象，但尚未发现具体证据”。
1981年12月11日—12日，全波兰团结工会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确认了拉多姆会议的决定，并表示愿意在政府放弃暴力手段后进行谈判。然而，波统工党（和苏共）将这一声明解读为“关于立即公开对抗和发动全民罢工，并将其演变为起义的决议”。这一解读为党内保守派提供了发动军事政变的必要借口，进一步推动了波兰政局的恶化。
1981年12月12日上午，波兰领导层最终决定实行戒严。出席会议的将军有：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和。随后，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博古斯瓦夫·斯塔胡拉和尤金纽斯·莫尔奇克也加入了讨论。前四位将领仍然犹豫不决，而后来的三位，特别是代表保守派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米莱夫斯基，则坚决主张实施镇压。基什恰克逐渐倾向米莱夫斯基的立场，最终促使雅鲁泽尔斯基下达了命令。最终决策的主要理由是收到关于“反共起义”的消息，即华沙团结工会计划于12月17日发起的示威活动。《人民论坛报》的编辑贝克表示，戒严状态下的秩序应一直持续，直到“波兰人彻底忘记‘团结工会’这个词”。
社会基础
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开始显现。从12月13日起，年长的民众涌向各级党委，表示愿意“捍卫社会主义”。众多波兰工人党老兵、前安全局成员（其中不少在1956年后因滥用职权被解雇）、成员以及先前盖莱克时期的技术官僚纷纷报名加入政治保卫部队。在科沙林，党委组织了一群意识形态坚定的退休人员，他们负责撕下“团结工会”的标语，追踪“投机者和酒鬼”。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活跃分子组成了协助军方巡逻的队伍，查找“不忠诚”分子，并几次报告成功阻止了计划中的罢工行动。然而，这种行动有时也会引发反抗——在卢布林，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成员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殴打。该组织由曾经位高权重的塔德乌什·格拉布斯基领导，他在党内的广泛联系为协会提供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协会的第二领导人是颇具影响力的记者、安全局特工雷沙尔德·贡塔尔兹。格拉布斯基成功地聚集了一批对其忠诚的支持者，后者视其为“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希望”。“现实”俱乐部不仅被视为一个保守派团体，还被视为格拉布斯基重返政治和权力中心的计划。
格拉布斯基呼吁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以压制“反革命余孽”，巩固党的意识形态，确保其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他认为，“1981年12月13日的打击效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格拉布斯基鼓励活动分子与波统工党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专员合作。同时，他在公开演讲中甚至允许对当局进行谨慎而隐晦的批评，提及如拉科夫斯基和库比亚克等人物。许多“现实”俱乐部的活动分子则持有更为保守的立场，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派系过于宽容和妥协。
该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中拥有活跃的小组，拥有可观的资金，甚至支持与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的大使馆建立自己的外部联系。他们发表了公开的政治声明，包括对国际问题的表态（例如，谴责以色列在第五次中东战争及整个阿以冲突中的行为）。 “现实”俱乐部的发言与叙利亚官方立场的明显一致，引发了对其财务关系的调查（据报道，叙利亚大使馆为贡塔尔兹购置了一辆汽车）。为此，贡塔尔兹不得不在给米莱夫斯基的特别信中做出解释。
人们严肃讨论了在“现实”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新共产党”的前景——尽管格拉布斯基和贡塔尔兹都否认了这样的意图。这导致了当局对该组织的显著压力。奥尔绍夫斯基作为中介进行调解，他对《现实》周刊进行了人员更换。随后，奥尔绍夫斯基促使该刊物（面向救国军事委员会）与包括对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不满的极端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在内的组织保持距离。苏共中央书记处、社会国家共产党关系部部长康斯坦丁·鲁萨科夫也劝说格拉布斯基避免批评当局，即使是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格拉布斯基试图与基什恰克商定将“现实”置于内务部的正式指导之下，然而基什恰克建议他寻求米莱夫斯基的意见。米莱夫斯基则也选择对这个问题保持距离。随后，安全局发布了禁令，禁止员工参与此类倡议。格拉布斯基向雅鲁泽尔斯基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凶手很快被找到、逮捕，并被判处长时间监禁。但雅鲁泽尔斯基的一句话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他们完了”，这不仅指的是直接的凶手及其上司，也包括了整个保守派。
尽管未能在文件上确认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和政治局成员直接参与了这起谋杀案，但中央委员会书记米莱夫斯基和国家安全局长恰斯通的责任在事实层面上毋庸置疑。与这些名字相关的整个政治路线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清除保守派领导人已成为时间问题。
1985年7月，波统工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将“波统工党之恶灵”米罗斯瓦夫·米莱夫斯基逐出。11月，“保守派主要战略家”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被排除，1986年7月，“特别工人”阿尔宾·西瓦克也遭到清除。此外，斯坦尼斯瓦夫·科乔莱克被解职，不再担任外交职务。这些人全都退出了政治活动。米莱夫斯基被送去退休，并因腐败指控面临刑事追诉的威胁。西瓦克被派往利比亚任大使，科乔莱克则在一家无政治影响力的哲学杂志担任编辑数年。奥尔绍夫斯基的去向最为激进：他切断了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关系，与一名美国记者结婚，永久移居美国（这也证实了安德罗波夫先前的怀疑）。长期以来一直是“意识形态纯洁性维护者”的奥尔绍夫斯基的移民举动让党内震惊。
保守派被彻底打垮。该派系失去了多年来的强有力领导人。卡齐米日·齐普雷尼亚克、沃齐米日·莫日什恰克、约泽夫·巴里拉、扬·格洛夫奇克和塔德乌什·波伦布斯基等人虽在党内担任显要职务，但他们的政治分量远不及格拉布斯基、奥尔绍夫斯基、米莱夫斯基和扎宾斯基。此外，他们还失去了苏联的支持。新任苏联驻波兰大使个人反对苏联经济改革，立场上接近保守派，但雅鲁泽尔斯基在莫斯科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在1986年7月的波统工党十大后，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弗洛里安·西维茨基、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和马里安·奥热霍夫斯基成为了政治局成员。自1987年底起，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也加入了政治局。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者们组成了一个控制党的领导层的核心小组，其中卡齐米日·巴尔奇科夫斯基占据了重要地位。“督政府”的非正式成员也发生了变化：米莱夫斯基和奥尔绍夫斯基的位置由巴里拉将军和前外交部长奇雷克取代。
成为政治局成员后，基什恰克从米莱夫斯基手中接过内务部的党务监督，同时保留了部长职位。副部长斯塔胡拉将军被撤职并派往罗马尼亚担任大使，恰斯通将军则被免去国家安全局的领导职务，改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接替恰斯通的是中间派，他明确地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涉足腐败的瓦尔琴斯基上校也被解职，他因与私人企业家的腐败合作而被揭露。在军队指挥层中，莫尔奇克将军被排挤至次要角色，而塔德乌什·图恰普斯基将军和接替西维茨基担任总参谋长的将军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权力机构最终被清洗，完全置于雅鲁泽尔斯基的控制之下。
1985年11月，最高权力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从总理转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新任政府首脑由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担任。波统工党的机构逐步重组，许多曾支持保守派的有影响力的党内官员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代完全忠于雅鲁泽尔斯基、经验不足的新任官员。他们没有意图主导党和国家的政策，严格按照执政“督政府”的决策投票。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对这些干部的政治才能评价不高，但始终能够依赖他们的支持。这些变化在第十次党代会及随后的一系列波统工党中央全会上得到了巩固。
波兰的社会经济状况依然艰难，团结工会在地下继续开展斗争。1986年下半年，党和国家领导层计划按照苏联经济改革精神进行改革。雅鲁泽尔斯基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政治犯得以释放，私人企业的创办手续也简化了。国家安全局官员开始约谈地下活动分子，试图说服他们放弃秘密活动，提议“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更新”。这些举措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已无力反对。
然而，即使是这些改革措施也未能获得公众的支持。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版本的统治，波兰社会都对波统工党表示排斥。1987年8月31日，波兰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与镇压部队ZOMO发生冲突。政府试图通过全民公投来获取公众对经济改革的支持，特别是涉及大幅度提高物价的改革，结果以彻底失败告终。
最终失败
1988年春天，波兰掀起了新一轮罢工浪潮。起初，政府打算通过强硬镇压来应对，基什恰克将军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戒严。然而，到秋季，镇压手段的不可行性变得显而易见。政权面临全国无限期大罢工的威胁。基什恰克开始与瓦文萨直接接触。11月30日，莱赫·瓦文萨在与官方工会主席的电视辩论中大获全胜，使团结工会领导人获得了公众的支持，波兰的社会氛围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9月，双方在马格达伦卡举行了，会议决定当局与反对派展开公开对话。9月27日，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出任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
值得注意的是，与1980年8月的类似情况相比，保守派的活动家几乎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他们试图在地方党组织中组织反对行动，首先是华沙的波统工党委员会，其第一书记是，他的党内生涯始于扎宾斯基的共青团机构。基什恰克的新政策在内务部遭遇了显著的反对，特别是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官员中（尽管其中许多人已经参与了私人企业），但在这里保守派根本没有领袖。耶日·安杰耶夫斯基将在格但斯克实施严格的地方政策，而尤利安·乌兰图夫卡在奥波莱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为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做好准备。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和西维茨基等将军坚持支持马格达伦卡协议。他们得到了拉科夫斯基、巴尔齐科夫斯基、奥热霍夫斯基、乔塞克和奇雷克的支持。与他们对立的是波伦布斯基、巴里拉和格洛夫奇克，他们认为与团结工会的对话必然会导致波统工党的惨败。拉科夫斯基再次成为攻击的主要对象。然而，保守派所提出的路线也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只是过程更为激烈，对国家的损害更为严重。1980年代保守派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被视为波兰的历史性幸运。
在现代波兰政治中，保守派被用来形容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与波统工党不同的是，法律与公正党没有自由派派系，被视为保守派的单一阵营。团结工会元老扬·鲁莱夫斯基在接受俄罗斯《新报》采访时表示，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质并不在于当前的措辞（一些前波统工党领导人加入了自由主义政党公民纲领），而在于一种特权阶层的心态——“波统工党式的强权法则”。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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